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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此间，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人员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钧、四川的尹昌衡、陕西的张凤翙、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参加了会试。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同盟会会员聚首谈心，相互介绍了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情况，特别是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对起义时如何相互联络策应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这次会试，更鼓足了各省革命党人兵运的勇气。
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等，被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另外，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 。 。 想看书来
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2）
在清朝时期，能中举人，确实是很大的功名，但这时的举人和通过八股文考试取得举人名分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会试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举行的，是针对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专为留日学生举办的，是为了鉴定学军事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同盟会会员来说，名分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重新聚首，商讨起义大事。不过，这一无关紧要的举人名分客观上对同盟会员兵运工作是有利的。会试之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这就为同盟会员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
山西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到1909年12月才经陆军部编定为暂编陆军第43协（旅），下辖第一标、第二标。统归山西督练公所指挥。协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是阎锡山已认识的姚鸿发。两标标统分别为齐允（满族）和马增福。二人都是旧式军官，昏聩无能，且无带领新军的知识和经验。陆军部的指示发布后，温寿泉被任命为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阎锡山分任两标教练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
不久，姚鸿发调山西督练公所任总办，总管全省兵事。那时清朝官制已相当*。姚出于对阎锡山的爱慕，曾向阎提出拿出5000两银子举荐他充任遗缺，被阎锡山婉言谢绝了。阎在《早年*》中说：
姚协统鸿发是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5000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呈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离得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这样，第43协统由谭振法接任。谭接任后根据陆军部指令，第一标改称第85标，标统仍为齐允；第二标改称第86标，标统为马龙标，旋以夏学津接任（习惯上第85标、第86标仍称一标、二标）。这时，阎锡山仍任教练官，屈于夏学津之下。
夏学津是巡抚丁宝铨的红人，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此人治军却有一套办法，颇得旧官僚们的倚重。另外，85标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虽然治军无能，上方也不敢有所得罪。革命党人要取得兵权，必须除掉这两个障碍。为此，同盟会内部开展了与夏学津、齐允斗争的活动，以阎锡山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暗地搜集夏、齐的劣迹材料，以便相机打击。这个小组由同盟会会员《晋阳公报》的访员蒋虎臣（清源县人），岢岚县的赵萃珍、赵萃瑛弟兄，张树帜以及协本部的司书弓尚文等人组成，由李嵩山具体负责。不久便侦知夏学津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经常出入抚署，与丁宝铨关系暧昧。小组成员在阎的策划下，立即通过《晋阳公报》，把这件丑闻公诸报端。在这前后，齐允贪污庸鄙的种种劣迹也被揭露。对此，丁宝铨恼羞成怒，下令严厉查拿敢于诋毁官长者。
恰在这时，弓尚文将载有与同盟会员往来的情况及同盟会活动的日记本丢失。协本部有人拾得后，即向丁抚告密。蒋虎臣、弓尚文被捕下狱，赵萃珍弟兄闻风逃匿。李嵩山是日记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丁、夏捕搜尤紧。南桂馨在1959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3）
其中所记的主要人物就是李嵩山，因为关于奔走登报各事，嵩山出力最多。此外，有关人物更多。因之，姚协统派二标队官祝孝萱至嵩山住所搜捕。我那时与李同院居住，正在紧急之际，我把嵩山送到基督教堂霍心斋处暂避，霍又把他转送到外国人邮务长宅。但这时，姚协统紧闭城门，搜捕嵩山，日久，必有被捕之虞。嵩山倘遇不测，则一切革命计划势必泄露。阎锡山找我设法放李出城远逃，则一切均无征验，大狱可免。适警务公所职员李树洲不悉此事，来找嵩山。我即延入我的屋里，向他说明嵩山被通缉事，并请他转求警务公所侦探长李成标营救。但树洲并非同盟会员，亦无革命意志，当时我怕他不肯照办，我先晓以利害。我说：“弓的笔记涉及巡警道王谟，王与丁抚不睦，倘嵩山被捕，与王诸多不便。”树洲为了他长官的安全，才肯转求成标。成标本系同盟会员，于是欣然慨允。我即在夜间，以轿车送嵩山至成标处，化装警察，以查火车为名，随成标混出城外，登车逃至保定。在保定与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同盟会员张培梅等会晤，张等为之布置善后，逃至安徽。我又向阎锡山索取百元，赶到保定。这时嵩山已离保定先逃，我交张培梅转寄此款，便又返回太原报告阎锡山。这一危机才算度过。
这次打击夏、齐的活动，是山西同盟分会与清廷在山西的统治者斗争的初次交锋。虽然统治者将同盟会员蒋虎臣等逮捕下狱（后被保释），但同盟会初试锋芒就使巡抚红人夏学津不能安于宝位（丁宝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夏调离军队，改任军械局总办，马龙标复任86标标统）。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大大增强了同盟会内部的团结，提高了会员们的警惕，大家不分文人武将，同心对付当权者，展示了革命方面的力量。
但是，丁宝铨对夏学津的被迫调离仍然耿耿于怀，颇有等待时机让他重掌兵权的心愿。就在这时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文交惨案”。
“文交惨案”是因铲除（罂粟）酿成的。原来自咸丰年间以来，交城、文水两县之交，以开栅镇为中心，附近农民即开始种烟，“所出土浆几为天下之最”。农民因利之所在，扩大种植面积。政府为了增收地亩税，乃“履亩升科”。种烟遂成为半合法性质。1909年清政府又颁布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提前禁绝者，官员受奖。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一面谎报山西种烟业已禁绝；一面大肆开展禁烟。农民以种烟为生，要求缓禁。而县令刘彤光为了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1910年春，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回省报告，丁宝铨认为让夏学津重掌兵权的时机已到，遂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环跪哀求，请对已下籽出苗之处开除禁令。夏学津本想借此表现，不依群众，并强捕武树福等6人，众人乃持农具刀棒，群集追夺，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 旁观者亦受其害，一学生弹中额角，一骑马行人中弹立毙。夏学津又威逼农民，揭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以后又将武树福斩首。夏残民以逞，自以为得计。不料此事为《晋阳公报》所闻，同盟会员总编纂王用宾以案情重大，即密嘱该报访员革命党人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驰赴肇事地点，实地察访，按其见闻写成新闻，揭诸报端。丁抚见报怒形于色，即传报社经理刘锦训，诬民为匪，否认肇事，要求刘登报更正，并许以知府保升。刘回社商诸各位负责人，认为新闻千真万确，不仅不能更正，尚须继续报道。刘以公职在身，乃辞去报社总理职赴京暂避，遗职由王用宾兼代。次日，丁抚阅报，只见辞职启事，并无更正字样，遂将访员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逮捕，并将对此案敢于说真话的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以“挟妓逞凶”为名，判刑2年，解回原籍临晋县监狱执行。此事传向全国，上海《申报》和汉口《中西日报》以及各埠报刊，多予刊载。丁抚见事难于掩盖，遂变本加厉将刘锦训传折奏参，又拟逮捕王用宾等，以转移社会视听。后王用宾逃到石家庄，又撰写《正告山西咨议局》一文，以刺丁抚，在报上发表。丁宝铨见报怒不可遏，正欲大兴冤狱，不料，此事被御史胡思敬奏参，上谕“交直隶总督陈夔尤彻查，拟议具奏”。这时丁宝铨的气焰方杀。到1910年5月15日，始奉谕将丁宝铨交部察议，文水县知县刘彤光革职永不叙用，交城县知县刘星明革职，陆军教练处帮办夏学津撤差褫革。
在“文交惨案”中，同盟会员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终于斗倒残民的坏官，既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又积累了斗争经验。
“文交惨案”中，由于同盟会员的勇敢斗争，使丁宝铨想提拔夏学津重带军队的计划无法实现，因而也圆了阎锡山掌握兵权的梦。胡思敬参奏见谕后不久，黄国梁接任第85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86标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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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改造军队
阎锡山出任第86标标统后，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可以说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了。经过阎锡山的推荐，常越任第85标教练官，南桂馨任85标军需官，马开崧任第86标教练官，乔煦任第1营管带（营长），张瑜任第2营管带，都是同盟会会员。反对革命的实际上只有第85标第3营管带熊国斌和第86标第3营管带瑞镛（满族）了。
此时，阎锡山环顾三晋，觉得前途大有可为。因为山西的军队共分新军、旧军两部，新军计有一个混成协（旅），下辖两标，第85标除步兵外，尚有骑兵营和工兵队。第86标除步兵外，尚有炮兵营和辎重队。全协新军共有4000余人，都驻防省城太原，而新军的将校中大部分不是同盟会员就是阎锡山的同学。旧军共有13个营。但总兵力也不过4000人左右，而且大部分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临汾，在省城太原的只有3个营，旧军又守旧落伍，力量很单薄。这样，新旧军力量对比形成新强旧弱之势，明显对革命有利。
为了进一步控制新军，改造军队，为发动起义作准备，阎锡山一连办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他在暗里支持同盟会员“倒丁”活动的同时，又公开争取到山西巡抚丁宝铨、新军协统姚鸿发、山西咨议局长梁善济的赞同与支持，在山西独树一帜地实行征兵制，征集了全协人数十分之六的山西农工青年，也撵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营混子”，使新兵与旧兵的比例从二比八变成了八比二，于是更容易掌握，使他们在同盟会的一声号令之下，成为忠实的革命武力。
二、他和同志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越，朝夕密议如何促使新军革命化问题。也在这时，已调到省督练公所任总办的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了整理军队的计划，这对同盟会来说，是一次建立军事基干队伍、扩充力量的极好时机。因此，阎锡山积极活动，与姚鸿发商定从两标中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并争取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队长。据阎锡山讲，模范队“名义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三、积极在基层官兵中发展组织。姚鸿发既然要整理军队，阎锡山即顺其意，与其商量决定了“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办法， 并借此机会让一批有文化的同盟会员开始下连队当兵或任文书职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杨彭龄，他就是组织决定下营去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在兵营中他团结了相当一部分士兵，工作成绩非常出色。1955年6月温寿泉、黄国梁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11年间，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整理军队的计划，商定从两标内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又因老兵巧于规避，不便教练，难于整肃纪律，须将当兵年久的老营混子，逐渐淘汰，招添新兵，即决定要实行“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做法。在同盟会方面，却趁此建立军事运动的基本队伍，并运动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长，更在社会上发动有志青年多人，入营当兵，如杨彭龄即由组织决定下营盘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
可是，在旧兵的处理问题上，出了重大问题。因为旧兵中有许多人已是同盟会员，而且不少是正目（班长），如果听任这些人流散社会，对革命将是重大损失。在老兵来说，退伍即是失业，所以都不愿离开部队。杨彭龄将此情况报告南桂馨，南又汇报阎锡山。阎说：“已经决定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