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阎锡山决定将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迁回山西，并选定吉县西北壶口东岸之南村坡为新的行营所在地。他说：“二战区就是我们的生死之地，我们离开此地，那里还能容我们存在？所以，我们决定打回老家去，回到南村坡，坡下喝一口山泉水也是咱山西的！” 一种背井离乡，渴望回到家乡的情感，自然流露出来。
为此，他派副官处科长律焕德（字子明，山西临汾人）勘察地形，挖、修窑洞，安置办公室及宿舍等。
一切安排妥当后，5月8日，阎锡山率部分随从离开秋林，在桑柏小住数日后，东渡黄河，进驻吉县西北的南村坡。
5月的晋南已是一片春色，年近花甲的阎锡山深为家乡山水所吸引，仿佛久别而返故乡一样，高兴地对属下说：“这是我们山西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打出生路的地方。……即万一死，也以此地为最好，除此地外，想另觅一地，已不可能！”
阎锡山进驻南村坡后，当即电告蒋介石、胡宗南。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说：“晋省当此复杂环境中，得兄与赵主席联袂渡河，则旌麾所指，翳障全消，军威益振，必可预卜，佩慰殊深。金融、粮食及对敌经济封锁诸端，尤为争取民心之关键，务祈烛察实情，熟究利弊，采取有效处置。”
南村坡，是一个仅有三两户农家的小山村，西濒黄河，东距吉县城60华里，坡下为黄河东岸的小船窝渡口。奔腾的黄河，由此而下，西南10余里处，即是有名的壶口大瀑布，巨流直泻，颇为壮观，涛声如雷，夜静可闻。坡南高山连绵，重峦叠嶂。这种丘陵地形，虽不便于交通，但是可以防空防炮，而且渡黄河西去极为方便。
阎锡山一向讲究吉利，因南村坡谐音“难存”坡，他认为不吉利，故改名为“克难坡”，意为克去“难存”，方能生存下去。后来他对克难作新的解释说：“有人把克难认为是咬定牙关忍受困难，这是消极的克难，而不是我所说的克难。我所说的克难，是困难来了，不仅能不躲避的忍受，更能积极的想法化为顺利。因为忍受困难，困难是仍然存在；能想法把困难化为顺利，才是真正的克服了困难。且克服不可视为仅是克服日常生活的困难，亦不是克服个人或团体的困难，这是狭义的克难。我所说的克难，是克服从抗战到复兴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困难。今天的困难，非能进步、真革命的人不能克服了。克服不了困难，就绝对不能存在，我把此地名为克难坡的意思，就是要教大家能在克难中努力进步，在进步中克服困难，求得我们的存在，完成我们革命的大业。”
自从阎锡山进驻克难坡后，往日寂静的小山村，一下热闹起来。不仅长官部的随从人员来来往往，而且有从沦陷区逃来的干部家属，以及各种类型的受训人员，一时人口俱增，到当年夏，已达1万余人。随着人口的增多，不断新挖了许多窑洞，开辟了一新沟、二新沟、三新沟、四新沟、五新沟等，面积随之扩大约为20平方公里，故改称“克难城”。同时，为了防卫，由守卫部队在坡的西、北、东三面筑起土墙，使这座刚刚崛起的小镇，俨然为一座古式城堡。一进城中，但见无数窑洞依山傍建，错落有致，别有一番天地。
一、“克难”求存（2）
在克难坡窑洞后面的高地上，还修建一座小八角亭。阎锡山题名为“望河亭”，并赋对联云：
裘带偶登临，看黄河澎湃，直下龙门，走石扬波，淘不尽千古英雄人物；
风云莽辽阔，正胡马纵横，欲窥壶口，抽刀断水，誓收复万里破碎河山。
横批：北天一柱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克难坡参观时，《商务时报》记者撰文称：克难坡，真是个奇怪的地方！所有的人们都住着一样的窑洞。窑洞内，有着充足的光线和整洁的墙壁；到夜晚，有着比重庆还要明亮的电灯。窑洞，更是克难坡上的一个奇迹。二万多人，没有一间瓦房，大家全住在洞内，而洞内窗几明净，空气流通，比之水泥钢骨的建筑，却并不见得稍有逊色！
地名固然可随便更改，可是，在这贫瘠的晋西一隅（仅吉县、大宁、乡宁、隰县、永和、石楼、蒲县为完整县份，其余大部为半沦陷区），如何维持几十万（约四五十万）军政人员的生活？确实是摆在阎锡山面前的一大难题。
为此，阎锡山在朝会 讲话中提出：要“努力克服困难，解除困难”。他说：“克服困难，凭的是精神与方法，解除困难，凭的是热心与方法。”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困难？阎锡山说：“第一是凭坚强的意志。没有革命志气者，断难克服困难，只有真正革命者始具此毅力。……所以困难是革命者不革命者的试金石。”“第二是凭的方法。关于方法问题，最要紧的还是预先统筹，能早统筹一日，即可减少一分困难。” 阎想以此来鼓舞部下克服困难的信心。
克难坡住定后，阎锡山即于5月24日宣布实行“克难运动”，要求第二战区司令部一律实行克难生活，并具体规定如下：
衣着方面，无论党政军公教人员，不分官兵，均穿粗布料军服，每人每年单衣两套、棉衣一套，由各县发动民众纺纱织布，自染自制。
吃的方面，一日两餐，大部均由食堂供给，每餐都为馒头稀饭，副食为白菜、豆腐、南瓜等，每三、五日或周日增加荤菜。有眷属者，自己领米面或带馒头回家自己烧菜。
住的方面，全是窑洞，因人数增多，多数由各部门自行解决，即挖即住。
为适应办公的需要，阎锡山命驻防官兵自行凿石，砌建石窑堂室。阎亲笔题为实干堂、利干堂、乐干堂、进步室、合谋室、竞赛室、克难室、万能洞、种能洞等，每处可容纳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宽敞而坚固，均作为集体办公或训练*的场所。
因此，当时人们暗中流传着：“不打仗、尽打洞”的说法，其意暗指阎锡山只挖窑洞，不抗战。赵戴文听说后，便在讲话中解释道：“要抗战，就得有个住处，不打洞，哪里住？打洞就是为了抗战！”并且还提出“卑宫室，恶衣服，菲饮食”的口号， 以安定人心。
“克难运动”的开展，使阎锡山在克难坡站稳了脚跟。他为自己返回山西的决策而感到欣慰，更增加了其“克难”求存的信心。为此，他将1942年定为实干年，号召全体军民以实干精神，切实做到：“说甚是甚，作甚务甚，不容人不，能使人能”。
为了克服困难，阎锡山还提出“自给自足”的口号，发动其官兵和干部家属一律参加劳动生产。干部种菜，士兵种地、腌菜、养鸡、制鞋，家属成立“妇女劳作社”，从事纺织。即使长官部公务员，也规定每人每日劳作12小时，其中公务劳动8小时，生活劳动4小时。如因本位工作须9小时，则生活劳动可减为3小时。如超过规定时间之外的劳作，其所获则归劳作者自己享受。之后，这种要求逐渐扩展到全二战区，并发起一丈见方地种菜运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克难”求存（3）
阎锡山首倡的“克难运动”，尽管是在特定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在国民党各大战区中是仅见的。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计划去延安参观，蒋介石不同意，决定在各战区中挑选一个，先去参观，然后再去延安。可是，竟选不出一个能体现艰苦抗战特色的战区，最终还是选择了克难坡。
5月26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6人， 抵达克难坡，拜会阎锡山，参观了克难室、实干堂、克难小学、克难中学等，然后于5月31日离开克难坡，前往延安参观。
阎锡山自从秋林移驻克难坡，开展“克难运动”后，果然克服了一些困难，求得了其基本的生存条件。他在克难坡住了5年，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离开。
“洪炉训练”
阎锡山为了加强内部控制，尤其是统一各级干部的认识与行动，于1941年夏季开始在吉县克难坡举办暑期进步训练班，名曰：“洪炉训练”。
所谓洪炉，就是俗语所说的大炼铁炉。“洪炉训练”就是要象冶炼钢铁一样，对其干部进行整体的“铸炼”，成为阎锡山所说的“万能干部”。因此，阎锡山自嘘他的“洪炉”是“革命洪炉”，即通过“洪炉”炽热烈火中的锻炼，使受训的“每一个同志去掉自身上的必须得割除的杂渣，把好的成分锤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成为“警觉、迅速、负责、自动、深入、彻底的革命干部”。
为此，阎锡山将所有军队连级以上、行政小区级（县以下的区）以上人员，以及政工、政卫、理论宣导、经济、兵役、学校等全体干部，分批召集到克难坡进行轮训。并且专门在“实干堂”会议室前，兴建“洪炉台”作为集训场所。
阎锡山对此次干部轮训极为重视，每天早晨6点，就集合受训练人员，在洪炉台前训话，而且亲自撰洪炉训练歌，歌词为：
高山大河，化日熏风。俯仰天地，何始何终。谋国不豫，人物皆空。克难洪炉，人才是宗。万能干部，陶冶其中。人格气节，革命先锋。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自动彻底，职务维忠。抗战胜利，复兴成功。
这首歌词的中心意思是，通过“洪炉训练”，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整体精神，自觉地服从他的领导，从而达到抗战复兴的目的。他令人为歌词谱上曲，要求受训人员每日必唱。
为了搞好“洪炉训练”，阎锡山还亲自制定了“会训”，即“警觉、迅速、负责、自动、深入、彻底”。所谓“警觉，就是指要具有敏锐的觉察力。“迅速”即做事要迅速。“负责”就是要作甚务甚，学甚会甚，作甚成甚。“自动”即自觉地行动，是负责的表现。“深入”即做事要相当投入，而非浮浅了事。“彻底”即贯彻始终之意。
“洪炉训练”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其“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理论，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以提高其政治的整体功能，即“在集中领导下，精密的分工，有机的配合，表现出齐一进步的团力”。阎锡山将此称谓“整体精神”说，通过“洪炉训练”，把受训人员，“溶化成齐一的整体，加强整体的内力，推进整体的发展，不允许有一个不健全的细胞，破坏整体的存在与发展”。因此，他又把在“洪炉训练”中表现好的，称之为“钢铁干部”，加以提拔重用；而对于表现不好的，称之为“炉渣子”，予以清除。经过“洪炉训练”，使各级干部服从于他的领导，成为“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的忠实奴仆。
一、“克难”求存（4）
除此之外，“洪炉训练”还对行政、军事、政卫等部门进行业务训练。行政方面训练的内容是如何管民、组民、训民、用民，使人民的言论行为，都必须服从阎锡山的意志。军事方面是专门训练怎样管兵、带兵、组兵、训兵、教兵，使所有军队都能服从阎锡山的号令。政卫方面是专门训练特务，如何搞密报、侦察、检举、肃伪。
“洪炉训练”期间，阎锡山为了控制舆论，挑选年龄13至15岁的少年，组成“服务士队”，受阎锡山直属领导，由白玉图、白怀俭分别任正、副队长。服务士经过短期训练之后，根据不同情况，分派到洪炉训练班，从事勤杂工作，实质上是监视受训干部的言行。阎锡山称服务士是“站在最低的位置，执行最高的权力，如会长的耳目、手足、化身。” 当时洪训学员，一时不明“服务士”的真实身份——阎锡山的情报员，在言行方面毫不避讳，结果不少人受到高干的传见矫正，或点名批评。
“洪炉训练”之后，阎锡山认为“服务士”作用甚大，不仅以少、中尉待遇，而且每个部队的团和地方的县都各设一个服务士。阎锡山明确规定“服务士”的任务为：“反映不良倾向，监督部队长官言行”。
为了扩大“洪炉训练”的影响，阎锡山召见参加受训的《阵中日报》总编牛青庵，要求牛受训结束后，“要在报上辟个专栏，掌握分寸，抓住‘整体精神’这个主旨，大力宣传，把洪炉的热传下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另外，阎锡山还创办了专门刊物——《革命洪炉》三日刊，并且亲自撰写了发刊词。他说，该刊作为整个“洪炉”的喉舌，它的发行不仅可“促进整体进步”，而且对于“监督我们每个同志自强不息的健全自己，把自己修正成一个标准的革命人物，锻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表现我们整体‘洪炉’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洪炉训练”第一期结束后，阎锡山自以为充分发挥了“洪炉”效用，训练了一批他所期望的干部。于是他把这批人员称之为“蒸馍的酵子”，企图通过他们的“发酵作用”，把2万多干部统统变成“万能干部”。为了使“洪炉训练”制度化，他从第二期起，成立“洪炉训练委员会”，作为二战区各种训练的统一机构，连续举办了第三、第四期，共受训中高级干部2600余人。
对于“洪炉训练”，阎锡山颇为满意，在第四期闭会词中满怀信心地说：“一颗谷子变成一穗谷子，一穗谷子变成一亩谷子，一亩谷子变成遍地谷子。你们此次回去传热，要照这个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百人传千人，千人传万人，万人就可传遍全体，使我们全体干部，个个万能”。
以后，阎锡山还将这4期训练内容汇编成册，印发给干部，作为其行为的准则。在这本名为《洪炉训练集》的序文中，阎锡山写道：“国的存在，与人的生活是一样，人的生活必须要适应环境，夏葛而冬裘，不能犯反（拟为“违反”——引者注）。立国于世界，不能随时代的进步，物质精神皆不如人，国难大而无力，人虽多而无用，由衰弱而灭亡者，不知凡几。吾国一百年前，海禁开始，即当维新，以至今日，仍不能猛速进步，致国家遭此奇祸，人民受此奇灾，前人之咎，今人之辱。吾人不幸而生于此时，本事在人为之公例，特别努力；吾人亦幸而生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