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券的价格。但是，粮食价格因受市场、季节等影响，根本无法固定，合作券价格自然难以稳定。最后，他又实行“工本位”，即以生产一石小麦所需18个工，每工定为合作券10元。
阎锡山以粮、工等作为合作券的本位，认为粮价不变，工价不变，物价即不变，合作券价就可以长久稳定下来。实际上，无论是粮价还是工价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建立在这种本位基础之上的合作券价格自然也不可能稳定，势必引起确定物价的混乱。
其次，接收物产，矛盾重重。阎锡山自嘘合作券能“辟开造产途径”，可尽量接收人民的产物。可是，阎锡山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现象，是否所有产物均适合社会需要？接收的产物能否全能推销出去？实行的结果表明，有的生产小组因原料、技术等因素，生产不出社会需要的产品；有的则盲目地生产过剩产品；有的则粗制滥造，产品质量低劣，可合作社还得全部接收。这样一来，更加剧了经济的混乱，一方面大量的过剩产品堆满了合作社的仓库，另一方面人民所需的用品日趋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克难”求存（9）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阎锡山又成立了“平价购销处”，以法币向蒋管区采购日用品，调拨各县合作社销售。这虽然缓解了供需紧张的矛盾。可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用法币采购商品，用合作券兑换商品，而回收的合作券又无法兑换为法币，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采购商品。以后，只好在合作社设立“供销部”和“购销部”两个门市部，前者收合作券，后者收法币，由各县合作社自行调度。但这样做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合作社唯恐供销部把外来商品卖出去无法清理法币债务，将来货一律交由购销部出售，结果供销部依然是山货累累。
再者，合作券常常“汇而不兑”。合作券的流通受县界的限制，一旦出县即不能使用。阎锡山为此曾制定了“汇兑办法，规定各县合作社按合作券与法币的比率，折合成法币，实行汇兑。但由于各县“券”、“币”比率不同，物价也不同，折算相当困难，时常发生“汇而不兑”之事。
“新经济政策”是阎锡山在抗战期间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对于缓减战时经济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用合作券曾收购了粮食3万余石。又如互助合作，实行专业化生产，在战时特定的条件下，不失为一项应急之策。但是，阎锡山的“新经济政策”从另一方面说，则给晋西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来晋西经济基础就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就相当艰苦，“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使人民生活更为艰难。
台湾学者称：“新经济的实施，是从基层做起，由家家计划到村村计划，使人尽其力，力无靡费，所以在抗战中的山西，可以说无闲人，无穷人，人人皆有工作，人人皆有生活。这不仅适应了艰苦抗战的需要，亦是一个社会性的大改进。” 这种说法实际没有考虑到如上所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境况，因而是失之偏颇的。
“兵农合一”
1943年，本来形势发展是很有利的，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出现了转机。然而，偏安晋西一隅的阎锡山，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兵员日益不足，补给也日趋困难。就拿阎锡山所谓的正规军第61军、第19军和骑兵来说，每连官兵最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则二三十人。 粮食补给愈来愈不能接济。由于晋西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加之连年征战，农民不仅交不起军粮，而且生活也无保障，不少人纷纷背井离乡，寻求活路。这些现实，阎锡山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今天的困难，是种地的人少，打仗的人少。”
2月间，孙楚在乡宁给阎锡山的电报中称：“目前农村无丁，无人种地，营盘无兵，无人打仗，部队已到瓦解境地”。阎锡山接电后坚定地提出要实现“种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
可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蒋介石是不可能给予解决兵源和军粮问题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阎锡山感到依靠他人不行，还是得自己设法解决，方能渡过难关。为此，他提出了“军事第一，食粮第一，必须向食粮中心的抗战政治的目标集中努力。” 经多次开会讨论，他又想出了一套“不但中国从来没有，就是世界各国也没有”的“两全之策”——“兵农合一”。
8月15日，阎锡山在克难坡召开有军师级军官和区（专区）、县级负责人参加的“未删行政会议”。会上，阎锡山正式决定试行“兵农合一”制度。他认为“兵农合一”的推行，不仅能使打仗的人多，种地的人多，而且还能把土地问题和国防问题熔一炉而解决，使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一谈而处理。
一、“克难”求存（10）
“兵农合一”的主要内容有三项：
（一）编组互助
以自然村为单位，把村中18至47岁的役龄壮丁，除去免役、缓役、禁役、停役的以外，不管其在村或不在村，每3人编为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1人为常务兵，入营服役受优待，其余2人为国民兵，在家领种份地或做工，每年共出小麦或小米5石，熟棉花10斤，优待同组的常备兵家属，简称“优待粮花”。常备兵服役3年（工兵、骑兵、炮兵4年）期满，转服国民兵役，由同组中另抽一人入营服役，如遇有人不愿服役时，以抽签方式解决。阎锡山规定“晋西的壮丁，除过补晋绥军外，不论中央军、八路军，统不能补；补上也不能顶兵役，将来还得补服晋绥军的兵役”。他还把每年11月1日定为“兵农合一节”，届时期满的常备兵回家，新常备兵入营。
不在村的役龄壮丁，限期由家属叫回，抽签服役，逾期不归者，则编入兵农互助小组，顶服国民兵役，由家属代出优待粮花。
半残废不堪充常备兵而有耕作能力能当主耕者，在校求学的学生与按章不能缓役者，以及离村5年以内无音信的役龄壮丁，都要按现役每3人编为1个纯国民兵小组，领种份地，交纳优待粮花，优待在营服役的外省籍士兵。
已在军中服役的本省籍士兵，由原籍村公所指定村中2人，编为1个兵农互助小组，给予优待粮6石、熟棉花10斤，以示优待。
编余人员，如系本省籍的役龄壮丁，找保返原籍编组，不得到其他省份另谋工作。
（二）划分份地
以村为单位，把村中的所有土地按年产量纯收益小麦或小米20石作为1份的标准，划分为若干份地，分配给国民兵领种。份地分为7等21级，优劣、远近相搭配，如果是果园、菜地，则按上述标准把产物与粮食折合，名为果木份地、蔬菜份地。划分份地必须确定村界，如遇纠纷，则由区派员强迫主持划界，不服从者给予惩处。
每个国民兵领1份地，如份地不够时，两个国民兵合领1份地；如份地有剩余时，可借耕。非国民兵和妇女，不得领份地。
国民兵领到份地后，或与家属自耕，或以自愿结合的方式，与村中有劳动力的人组成耕作小组，由国民兵当主耕人，合作耕种，劳动产品，按劳力大小分配。为了保证份地的耕作，由村公所适当调配耕畜与农具。
国民兵充当常务兵，或者死亡、迁出村，均须退还份地；如国民兵离村或中途改业，则实行夺田。
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规定每两粮银（交纳田赋的标准）的土地，由领种者每年交地主租粮小麦或小米1石。
国民兵在领份地时，还要宣誓，保证如期如数交纳田赋及征购食粮。为避免贫困的国民兵交不起粮租，领地前要先交优待粮花，否则不准领种。
（三）平均粮银
即把划入份地的田赋负担，重重加以平均。本来每份地多少粮银，每两粮银多少负担，都有定数。可阎锡山却说，抗战开始后，因日军的烧杀抢掠，各地的鱼鳞册（交纳田赋的底册）大部遗失，以致有些村的土地有地无粮或有粮无地，因此必须重新平均。即不管以前有粮无地，有地无粮，地好粮轻，地坏粮重，都要重新均粮。各县原有粮银，以不增不减为原则，偏高偏低时由全村“调剂”、县“补救”。无主或推于村中之土地，其粮银累入份地中。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克难”求存（11）
“未删行政会议”后，阎锡山召集山西省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个厅长、田粮处长、军管区司令部主任等组成兵农会议，作为领导“兵农合一”的机构，自兼主席，薄右丞、王平、耿誓、张凤翔、关民权等人为委员。
为了有效地推行“兵农合一”，阎锡山让薄右丞率人至乡宁县进行试点工作。薄在乡宁仅搞了10多天的试点就回去向阎锡山汇报说，“兵农合一”贫富皆大欢喜，农民普遍拥护，是“为人类谋幸福，替造化表功能”。阎锡山听后颇为满意，封薄为“兵农专家”，并在兵农会议下设办公室，作为推行“兵农合一”的具体承办机构，由薄右丞兼主任。他还下令从各机关抽调大批干部，分别主管编组、分地、均粮等事宜，制订有关“兵农合一”的各种章则法令，交付各区、县、小区、村统委会分级负责，加紧推行。
一切准备就绪后，阎锡山于1944年2月在吉县小河畔召集各大区统委会主任开会，研究在晋西各县普遍推行“兵农合一”的问题。又从各机关抽调100多名中下级干部，参加会议，准备会后首先赴各县开展宣传工作。
会上，阎锡山极力标榜自己的“兵农合一”制度是什么“新的井田制”，并且自信地说：“我们实行了兵农合一，从前‘叛变’（指参加决死队的人）的人，也要自愿回来编组，村中谋算做坏事的人，全不谋算了，因为做什么坏事，统比他不编组的害大。” 因此，应尽快实行“兵农合一”。
会后，阎锡山组成17个“兵农合一”宣导组，分赴各县指导推行“兵农合一”工作。宣导组的任务是解释阎锡山有关“兵农合一”的各项办法，解答区、村干部推行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如宣导组解决不了的，则直接电报兵农会议请示解决。
经过广泛宣传，仅一个春天，阎锡山便在他所辖的乡宁、吉县、大宁、永和、隰县、蒲县、石楼等7个完整县，普遍实行了“兵农合一”。在这7个县的53万人口中，共编兵农互助组50970个，抽出常备军42850人，编国民兵107060人。并在他能部分控制的新绛等16个县，抽常备兵27340人，编国民兵69460人。
这样一来，阎锡山对自己的这一办法更为赞赏，称“兵农合一”“不是个单纯不剥削的土地制度问题，实际是个……劳享合一，收负合一多方面的公道完善制度。” 它不仅“合乎公道”、“合乎人情”，而且“适于生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无一行不通，故可以永久不变”的制度。因而，应当将“兵农合一”加以“发挥光大，规定制度使之适合于今日之实际，则所谓经济问题，自不难迎刃而解，此非特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
阎锡山还标榜他的“兵农合一”是“聚宝盆”。他认为实行了“兵农合一”以后，解决了兵源与粮食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在一次朝会上颇为自豪地说：“此次我们实行兵农合一，等于把家里堆的一堆钱拿串子一串一串的串起来，不只是好处理，而且好使用，也等于百川总汇于海。所以今后政治上的管理也好管理了”。并且形象地说：“兵农合一等于手掌，组（组织）、政（政治）、军（军事）、教（教育）、经（经济）等于5个指头，手掌作了5个指头的根据，就可以掌握运用屈伸自如，我们深信将来一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一切复兴上的工作统有了着落”。
一、“克难”求存（12）
不但如此，阎锡山还称“兵农合一”是“尽甜无辣”的分配制度。他说：“根本上共产主义对劳动者是‘先甜后辣’，与人土地，收人的粮食再行分配，无论如何巧妙的说法，根本的政治心理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们是按劳分配，对劳动者是尽甜无辣，与人土地，不收人的粮，使人负担，不要巧妙的说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等等。
阎锡山所办的《阵中日报》， 也大加吹捧“兵农合一”说：
“兵农合一”，应时而生，此一革命主张，空前绝后，为历史之创举。……不仅是合理的解决了兵源与生产的问题，可使种地人多，打仗人多，而且是不流血的土地革命，轻而易举解决了扰攘复杂的中国土地问题。……“兵农合一”可以说是抗战上的聚宝盆，抗战胜利在此，建国必成亦在此。
那么，“兵农合一”实施的情况果真像阎锡山说得那样吗？非也。
从编组情况看，并不像阎锡山想象的那样简单。以汾西为例，经过几次抽兵、抓壮丁，青年人已经不多，余者莫不愁眉苦脸，不愿被抽去当常备兵。于是有的给村干部送礼送钱，免被抽走，有的隐瞒年龄，甚至有的不惜自残以示抵抗。新入营的常备兵，许多人设法潜逃。阎锡山对此十分不满地说道：“我近来最感不快者，即兵农合一之下，入营的新战士逃的不少”。并且以严厉的口气命令道：从今以后，“不应该再有逃兵，如果有，是等于太阳从西方上来，因为潜逃了的，除已享受的优待粮花必须退出外，还得编组优待人，并且领不上份地，被捕获后，服役无年限，不但自己无办法，且连累全家无活路，真是太危险了”。
阎锡山设想“兵农合一”的实行可使打仗的人多。美国武官柯约瑟1944年5月会见阎时，曾问阎“兵农合一”后可增加多少兵？阎回答说，能增加总人口数的1/12。他分析当时役龄壮丁，县县均在总人口数的1/4以上，20个人中，平均有3个役龄壮丁，其中1个为常备兵，2个为国民兵，所以在营服役打仗的兵可增加1/12。
而事实上，实行“兵农合一”后，入营的常备兵，根本达不到增加1/12的数目。按照阎锡山的规定，各村役龄壮丁人数，一定要符合全体村民的1/4。但实际上晋西各县的役龄壮丁，根本达不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