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实行“兵农合一”后，入营的常备兵，根本达不到增加1/12的数目。按照阎锡山的规定，各村役龄壮丁人数，一定要符合全体村民的1/4。但实际上晋西各县的役龄壮丁，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这样一来，遭殃的还是老百姓，50多岁的老头硬说多报了年岁，十五六岁的孩子则硬说少报了年龄。经过一周的“突击瞒龄漏丁”运动，汾西县的役龄壮丁人为地达到27％，超过了原定指标，阎锡山特予传令嘉奖。
从份地划分上看，份地划分中，特别是评产中肆意提高单产，严重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按照划分份地规定，先由村中选出评议员来丈量土地、评定产量。阎锡山规定每份地的纯收益必须够20官石。可是，晋西各县多为山坡地，产量不高。如汾西县的勍香、它支两个编村的上等地，每亩最高年产量不过石，大部年产量在1石以下。若按实际产量划分份地，势必份地增多，但这样既不符合阎锡山的份地规定，又增加了份地的亩数，一部分国民兵便领不上份地。那么，如何解决呢？只有人为地增加土地产量，把亩产1石提为石，5斗提为1石。结果受害的还是领种份地的农民，因而，各村出现国民兵不愿领种份地的现象；有的国民兵则明分暗不分，仍然各种各地，有的领了地，可生产的粮食还不够交各种负担，只得逃亡在外。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耕作小组之编成，因助耕人之劳动能力大小不一，耕作技术优劣不一，并与主耕人立场不同，领受份地后，虽加强政治管理，合伙耕种，亦不如乐于自动耕作收获大。”。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克难”求存（13）
从均粮上看，不仅没有得到均衡目的，反而增加了农民的粮银负担。阎锡山让薄右丞杜撰了一套“均粮法”（后称为百川均粮法）。这种“均粮法”是一种累进办法。例如，如果亩产量1石的土地为粮银7厘，而年产量2石的土地，粮银就不只是1分4厘，而是1分8厘或2分，亩产量越高，累进数越大。
阎锡山在晋西实行田赋征实的政策，每两粮银的负担是征一（石）、购二（石）、附加三（石）、马料四（斗）、村摊粮五（斗），这尚不包括临时摊派。
“兵农合一”推行两年多的时间，共划份地156385份，编耕作小组151685组，共抽常备兵70190人，把176520个国民兵和编入耕作小组的65万多男女老少， 全都束缚于土地上。
如果说“兵农合一”提出时还有解决兵源和军粮，维持抗战的一面的话，那么，它的实施则完全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进行强行统治的基础上的。在“兵农合一”制度之下，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原规定田赋征购和省、县、村摊粮、抗战负担30％；地租；种子肥料一切铺垫15％；余粮50％。可是优待粮花、马料、民调粮等均未计算在内。实际上一份地的负担超过50％（高者达80％）。例如孝义县一、二区，每亩产量最高者小麦1官石2斗，最低者4官斗，平均约为8官斗（240斤）。每亩粮银9分4厘，假定每份地60亩，共计粮银5两6钱4分，应纳田赋、地租、随赋负担、及调节购粮麦或米1官石，每两7石3斗，每份地共41石1斗7升2合。再加每份地饲料3石3斗，种子1石9斗5升，共计46石4斗2升2合。按平均产量8斗计，每份地若收粮48石，除去负担费用，所剩无几，仅可余粮1石5斗7升8合。 如果产量达不到平均数，则再无余粮，或者入不敷出。
对于这一切，阎锡山心里十分清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为了慰藉晋西人民，特颁发布告，豁免田粮。布告云：
抗战八年，本长官率晋绥军，屯驻晋西，所带军队，较抗战前增添二倍，晋西人民当晋绥人民二十分之一，田赋当三十分之一。以两倍的军队在此……地区，屯驻八年之久，经过大小战役11681次，加以人民每年4个月的抗战义务劳动，且役龄壮丁三分之一全服兵役，生产人员减少，食粮及义务人员加多，男人义务做工，女人义务做军服。向来男耕女织，今成为女耕女织，全体男女老幼，背送余粮、草料、柴炭、械弹、器材，以及供应军队吃饭喝水，抬送伤员，……八年之久，始终如一，……今日战事行将结束，兹决定凡征一借一以上之县村，今年一律豁免秋征，并呈请中央凡征一借三之县村，一律豁免三十五年（即1946年——引者注）田赋一年，以慰我晋西人民爱国热忱！
此布告虽然是为了安抚民心，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政策，给晋西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阎锡山不仅将“兵农合一”当作解决兵源和粮食的途径，而且将之视为“开展政权”的唯一武器。阎锡山告诫他的干部：“兵农合一”不只是补兵的问题，或者是实行物劳主张，而且是打破共产党地下组织，巩固“同志会”组织的唯一好办法。其方法是通过“兵农合一”，先取得领份地的役龄壮丁和获得利益的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秘密地发展地下组织，如此逐步发展，建立起地下政权，奠定“兵农合一”的政治基础。
这样，“兵农合一”也就由先前的支持抗战彻底走向其反面。
二、与日勾搭（1）
白 壁 关 会 谈
日本军方在军事上对华进行全面进攻的同时，试图用政治手段瓦解、诱降中国军队。早在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一套所谓“谋略计划”，其中规定对中国各派地方军，进行瓦解和诱降工作，其中把对阎锡山军的瓦解工作秘密代号为“狸工作”。1939年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之后，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的“狸工作”更名为“伯工作”，并由日本华北方面军专任其事。
当时，日方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日本陆军省、兴亚院及中国派遣军总部对该项工作“颇为重视”，并联合“领导了该项工作”，具体责成华北方面军第1军执行此项任务。日方认为该项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即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引者注），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
1940年2月，田中隆吉任第1军参谋长后，即让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找人给阎锡山送信。苏体仁先派阎锡山的族侄阎宜亭（名志义）携板垣征四郎的亲笔信，前往晋西。在阎宜亭还未返回太原之前，又派汉奸白太冲（孝义县白壁关村人，曾任汾阳、孝义游击支队长，1939年被俘投敌），偕同日本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县兑九峪，通过伪“兴亚黄军”司令蔡雄飞（阎军第68师副师长，1939年被俘投敌）的介绍，与驻隰县大麦郊的阎军警卫军（又称暂1军）军长傅存怀接洽。然后通过傅的安排，秘密前往克难坡会晤阎锡山。
阎锡山此时因发动“十二月事变”，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对于日军主动前来联络，自然欣喜，复信田中隆吉和苏体仁，表示“愿与日军合作，共同‘剿共’，安定山西治安”。从此，白太冲便一直往来于太原与克难坡之间。
日军经白太冲打开了与阎锡山往来的大门，便又派宪兵队便衣特务大矢正春，由翻译前田（朝鲜人）陪同，以投降为名，冒险前往克难坡见阎劝降。阎因大矢地位不高，未予接见，而令将大矢等送交距克难坡10余里的宪兵司令部优待看管。然后，又令宪兵司令李润发将大矢、前田及日俘小林一雄送交赵承绶司令部，让赵“派妥人秘密送太原交还日军，表示我们对日方的‘友好’，争取日方对我们的谅解。” 于是，赵承绶便派运输大队长阎立人（阎锡山的族孙）将大矢3人送交太原日军司令部。田中隆吉亲自接见阎立人，对阎锡山送还日人表示感谢，特送给阎立人伪联币1000元，让给赵承绶捎信说：“日军愿与山西军合作，协力‘剿共’，恢复山西的政权。承送还俘获日人两名，足见阎长官诚意，希两军亲善关系，日益增进。”
不久，大矢又持田中隆吉之信，再次到隰县赵承绶司令部，要求见阎锡山。赵向阎请示，阎恐惹出风声，未让大矢去克难坡。赵派专人将信送交阎，阎以赵承绶名义复函田中。并且阎锡山还派其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大矢到太原，探听日军的诚意。刘到太原后，经阎宜亭介绍，受到苏体仁的特别接待，苏还从北平请回梁上椿，共同商议如何促进日、阎关系的问题。经苏体仁、梁上椿的穿针引线，阎锡山便逐步同日军勾搭起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与日勾搭（2）
6月间，日、阎双方在太原秘密订立一项军事“换防”协定：日军先将灵石境内的双池镇据点，交给阎军驻防。为了遮人耳目，阎锡山令骑兵第1军军长温怀光，速派一部兵力连夜出发，以“佯攻”的方式，占领双池镇。 温怀光即令骑兵第1师师长赵瑞率一个团的人马，向双池镇急进，并朝天开枪开炮10多分钟，见日军早已退去，乃进入镇内。
7月间，阎锡山又令王靖国派其副官刘宗康和二战区长官部参议张仲孚一同前往太原，会见驻太原日军参谋长筱塚和参谋小林。筱塚代表日军提出一个“合作草案”，内称：“阎属第7集团军赵承绶部驻崞县、原平一带；第8集团军孙楚驻临汾、运城一带；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驻阳泉、娘子关一带。阎锡山的长官部驻太原；如果阎本人愿到北平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更为欢迎；太原长官部则由杨爱源主持。”
这个“草案”由张仲孚带回克难坡，交阎锡山考虑答复。阎锡山认为这个“草案”纯属一纸空文，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于是向日军提出必须先帮助他充实力量，然后再具体协商“驻防问题”。但是，日军对阎锡山的要求，不肯明确答复。
正在这时，日军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到达太原，授意驻太原日军：“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就答应给什么，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条件。” 因为，这时日本大本营正在筹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为此，必须努力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为适应情况的变化，迅速加强对第三国的战备。”“为了促使抗日势力衰亡，应加强对中国全境的谋略工作”。阎锡山自然是日军所谓“谋略工作”首先猎取的重点对象。
这样，经交涉日阎双方开始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11月中旬，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山西派遣军（第1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进行了秘密会谈。
之前，阎锡山把赵承绶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长谈。据赵承绶日后回忆，阎对他说：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日本人也想依靠咱们，前些时派来过一个人（指白太冲——引者注），在克难坡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跟他到太原，和象乾（苏体仁字）、西樵（梁上椿字）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去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去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
二、与日勾搭（3）
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了，咱们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指日军）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话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们象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11月16日，赵承绶偕其参谋处长续志仁，换上便衣，到达白壁关。次日，楠山秀吉身着便服，在苏体仁、梁上椿陪同下，也到达白壁关举行会谈（即第一次白壁关会谈）。据赵承绶回忆，会谈前他同苏体仁进行了一段谈话：
苏秘密问我：“老总（指阎）是真诚和日方合作呢？还是应付一下？如果只是应付，我好想应付的办法。如果真诚合作，就认真安排合作办法”。我按照出发前阎锡山和我谈话的大意，对苏做了说明，并向苏探询日本方面能不能拨给些粮款以及武器弹药等。苏说：“看情况，只要老总能早日通电脱离重庆，进驻太原或孝义，这些事是可能办到的。”我又探询：“日方是否有合作诚意？苏说：“日本人是想依靠老总的，华北方面的局面，只有老总才能撑起来。只要老总能回到太原或者北平去，华北方面就会稳定下来。问题就看老总怎样做了。”我依照阎锡山事前嘱咐的话对苏说：“老总进驻孝义和太原，暂时还不能做到，因为在后方的兵工厂和眷属一下子不能迁回来，为了不惹人注意，必须逐步设法向前方移动，那就需要时间。而且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条件也不够充分，只有从长计议。
关于会谈内容，因只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