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承绶当即提出，阎锡山移往隰县会见等均不成问题，可是，军费按储（法）币支付则不足半数，而且在宣言发表后6个月内拨给5000支步枪，“数目太少”。会谈后赵即电报阎锡山。
11月18日，阎锡山回电赵承绶说，与日本会谈，“必先就基本协定第一阶段规定之补充各项，研究出切实之办法，我便立即出发”赴隰县。否则，“服装物质均无获，更无力持以自卫，徒受重大之损失。”并且以较强硬的态度说：既然日方“以诚意与我合作，必不使我走向灭亡之歧路”，再次断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
阎锡山同日军的勾搭虽为秘密进行，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铨叙部长贾景德（二人都是阎的旧部），由重庆到克难坡，会晤阎锡山。阎锡山对徐、贾二人说：“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如‘政府’在经济上不大大予以接济，则将必在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遭到毁灭。” 徐、贾经请示蒋介石，蒋答应除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外，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徐、贾还对阎说，既然“山西的困难，蒋委员长允许解决，希望阎把赵承绶及太原人员召回，停止对日谈判。” 阎锡山听后意识到蒋已知此事，不是好事，于是一面应许徐、贾，电召赵承绶回来；一面又留下梁■武、曲宪南、刘迪吉等仍住太原，和日军保持接触。
正值赵承绶准备离开太原之时，冈村宁次专程由南京飞赴太原，催阎早日归附。赵承绶回忆说：
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我去会见。我由给我担任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他表示：“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锡山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决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光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致意”等等。我当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冈村显得很高兴，装得好像很“诚恳”。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哪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19号举行宴会，邀我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我转给阎锡山。
可是，就在赵承绶准备动身回晋西的前日晚上，阎锡山又致电赵说：“两国对敌，我以高级将领身份，和敌人合作，得不到日方信任，食却诺言，拖延时日，太不体谅人的苦衷，太不替人着想。你走后，可让象乾（苏体仁的字）把此电送交日方。” 12月1日，赵承绶偕续志仁由太原乘飞机到汾阳机场，由日军小汽车护送至孝义北部骑兵第1军防地，然后到克难坡复命。
二、与日勾搭（12）
阎锡山听了赵承绶一切详细情况的报告，尤其是听了赵“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的提醒后， 决定对日采取观望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岩松义雄认为：形势迫切要求对阎锡山工作“尽早成功，”并希望其直接与山西军接触的各兵团，“也应从大局出发努力推动本项工作”。他本人则亲自致电阎锡山称：“双方首脑直接会谈，彼此以真诚的态度，坦率交换意见，以期超越协定中事务性的交涉而达到精神上的结合。确信这是促进本项工作的唯一途径。”
但是，阎锡山却以在履行汾阳基本协定第一阶段之前举行首脑会谈，于晋绥军内部及全军所处的环境都有极大困难为辞，予以婉言谢绝。
而日本因将大量侵华日军从华北调往南洋作战，更急于使阎锡山早日归降，从而实现和维护华北的治安。12月底，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判断：“阎锡山内心是脚踏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并且认为阎锡山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因而决定对阎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必要时可诉诸武力，以逼其投降，并着手研究对阎进行交涉与武力威压并行的计划。
日军先施以软方法，1942年1月7日，花谷正致函赵承绶，要其速归太原，会商履行汾阳协定中的武器和军费问题。为了让赵深信不疑，花谷正还开了一个准备拨给的武器和军费的清单：步枪3万支，分两次拨给，第一次给2万支（孝义会见时1万支，发表宣言时1万支）。第二次1万支（发表宣言后逐次拨给）。军费：在孝义会见时给联银券（一种伪币——引者注）1200万元；发表宣言后，每月付法币2000万元，联银券800万元。其他有关问题俟阎长官来太原后协商。粮秣：今后努力供应。日本方面还要求阎锡山：迅速实现移驻孝义或隰县；近日即于孝义会见。 阎锡山得知后，指示赵承绶拒绝了花谷正的要求。
日方见阎锡山不予理会，花谷正于1月23日致信阎锡山，声称“近来和平合作呈现停顿状态，实感遗憾至极。”要阎“速于孝义会见，促膝交谈与贵军之提携，东亚之和平等有关问题，披肝沥胆消除隔阂”。
1月29日，阎锡山复函花谷正：“鄙人年老力衰深恐不能对大局有所裨益”，中日提携虽为己之素志，但因“此间环境及本身有不得已之苦衷，” 故不能相见，再次回绝了日方的要求。
阎锡山还让梁■武向岩松转达其意见，提出日方如果能按照基本协定补充供给，固然为好，若不能如约，则将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渐充实。关于会见之事，如果环境有利的话，或许有可能，但是，日方直接施加压力则无用。因为基本协定未能实行，不仅阎对内部颇失信用，而且在物质方面亦因之而受极大的损失。阎锡山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让日方尽快履行协定。
岩松听了梁■武的转述后，复电阎锡山，声称日方一定尽力按基本协定实行，毫无不尊重协定的意思。但是，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首要的是基本协定的方针不变更，至于实行时间稍有先后，希望阎先生能够相信并予以谅解，共同谋求将来的对策，实现补充和合作同时并进。
双方电信虽往来不断，但形同玩文字游戏似的，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与日勾搭（13）
2月24日，花谷正为与阎锡山合作事宜，赴北平同华北方面军军部磋商。同日，日军方面全体委员致信阎锡山，提出拖延会见时间，于两军有害无利，请阎“速往孝义与岩松军司令官直接会谈。”
时隔一周，日方见阎锡山仍未应允，转而采取强硬态度，通过苏体仁向阎锡山提出通牒说：武器年内交付6万支以上；军费在会见时付联银券1200万元，以后每月800万元，并交付部分军马武器、补充费及晋绥军整顿费法币4000万元；移交山西省军事政治等一切权力，这些均需在会见时解决。“以上诸条件为日本军最后之条件，并且交涉也到最后之阶段，不允许采取些微观望态度。”而且警告阎锡山，“如再拖延孝义会见日期，则被视为对提携没有诚意之举，基本协定及停战协定若受破坏，难保不采取其他行动。” 言外之意，欲诉诸武力，逼阎锡山就范。
阎锡山对日方的如此态度，并不示弱，让苏体仁以同样的语气回日方说：“若使阎丧失合作资格后，再合作也无效果。”
日军见对阎锡山用文的方式毫无作用，决定施用武力，正式制定了B号作战计划”，也称“对晋绥作战计划”，命有关兵团对晋绥军进行炮击，给阎一点颜色。日军首脑认为“这次行动有60％的成功希望”。
3月13日，岩松义雄派梁上椿、梁■武二人前往克难坡给阎送“最后提示案”，促使其对“汾阳协定”立即表明态度，并邀阎亲到太原面谈。并于二梁到达克难坡时，日军派轰炸机3架，轮番轰炸克难坡西南的黄河便桥（钢索木板桥），以威胁阎锡山。
3月19日，日军对晋绥军实施谈判破裂后的第一次攻击，并对河津北部对岸之中央军阵地进行炮击，以切断其与晋绥军的联系。
在对阎进行武力压迫之后，花谷正于3月23日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迅速发表合作宣言，对日勿疑。至于阎及家属的安危，日方将照武士道精神，尽力保护。次日，日第1军头目约见阎锡山驻太原的联络员，就双方首脑会见问题，面交正式书面通知，提出不论同意与否，限于4月4日前答复，并口头声称，过期不至，以往所签订的协定概予作废。
3月25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攻击。这次主攻方向为对黄河渡口之中央军进行炮击。这时，阎锡山被迫派赵承绶二次赴太原，与日方虚以周旋。
赵承绶领命偕续志仁，随同梁上椿取道河津，乘飞机于3月27日到达太原。
3月28日，阎日双方在太原重开谈判，由于赵承绶仓促赴会，未带任何具体条件。日方据此断定“阎未下合作之决心，惟恐受日军进攻派赵行缓兵之计”，“所以军部仍照既定日程表行事”。花谷正不仅不与赵为谈判对手，而且态度蛮横地对赵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了阎锡山吗？我看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
赵承绶十分为难，只得一面电告阎锡山，一面向苏体仁探询究竟。苏分析说，日本人确实想尽快和阎锡山合作，但是，要让阎先表明态度。日本人决不肯先付给武器装备，而且日方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因而，阎要求一下子拨付，恐怕有困难。
赵承绶在太原呆了10余天，毫无结果，4月8日，便返回克难坡，向阎锡山面报经过。阎锡山听了赵的报告后说：“他们不要你当代表，你就回来好了。”接着又说：“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可不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不能这么干。”
二、与日勾搭（14）
这时，阎锡山同日方信使往来的行为，也引起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就连“向来是一切服从”阎的赵戴文，也认为此事不能再“含糊了”，表示就是“跳黄河而死”，也决不跟阎回太原。
因此，阎锡山逐渐感到从日方手中获取好处的希望将成为泡影，于是，决定对日进行武力还击，发动“晋西大保卫战”。
从“汾阳协定”的签订至“晋西大保卫战”，阎锡山与日军就履行“汾阳协定”的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讨价还价。但是，由于双方均欠诚意，只好武力相向，重见战火。
安平会议
日阎双方虽诉诸武力，但是，并未中止勾搭。日方仍通过不同渠道诱阎会见。4月9日，阎锡山致电花谷正，表示“会见前若无妥善具体之办法，‘确在事实上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不得已时，只得俟诸他日再图会见。” 依然拒绝与日方会见。
次日，花谷正又电阎锡山提出：“今后若仍如迄今为止这样继续交涉，相信毫无意义。所以，自本月10日以后与贵方中止一切交涉。”对阎锡山施加压力，但同时，又声称：“若长官能决断进行会见请速来电报。”
4月15日，阎锡山复电花谷正，指出会见并非解决目前双方交涉困难所在，日方“如果照协定逐步前进，我决毫不犹豫的参加”。
然而，日方已不愿同阎锡山进行如此交涉，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于4月17日连续发出第一、二号通告，提出“中断一切交涉，采取自由行动”。是否答应合作备忘录之条件，“请明（18）日正午前回答。根据回答情况，我方考虑采取自由行动之程度”。4月18日，日方又发出第三号通告，要阎锡山于4月20日前撤走汾南地区的晋绥军，否则，日军将对其发动进攻。在孝义和汾东地区的晋绥军是否撤回汾西地区，则要视阎锡山对日的态度而定。同时，日军加强对阎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行动。20日，日军对晋绥军进行炮击。双方关系更趋紧张，濒于破裂。
4月23日，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电示第1军：“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面军司令官负责进行，对交涉进展切勿过于急躁，应等待今秋全面谋略取得进展的时机。”
而阎锡山虽不愿与日军首脑会见，但也不愿日军废除基本协定。
就在此时，苏体仁乘机出来斡旋。4月23日，苏体仁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说：“急浪虽过，水蒿未已，……宁肯在缓和中让步，不可在危机途中求转圜。” 25日，苏体仁以调停人的身份，提出日阎双方首脑会见的私人提案电阎。阎锡山于4月27日复电花谷正，答应会面。
4月29日，双方商定：（一）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二）双方之通告一律撤销；（三）解除以对晋绥军之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四）恢复晋绥军停战时的势态。而且还通过“基本协定实施谅解事项”：（一）基本协定2至3年间全部实行，分为3个阶段，分期兑现。每期的分配数量在会见时决定；（二）会见前先履行停战协定细则，在孝义交付步枪2万支，在太原交付联银券600万元；（三）会见时交付法币4000万元、联银券600万元；（四）有关其他事项，在会见时再行商议；（五）会见后双方均不得提出违反协定的要求；（六）会见后，双方合作问题商议完毕，阎长官应尽快发表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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