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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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 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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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卫(即卫立煌——之敌,并断其交通。以主力向临汾以南同蒲沿线之敌发动攻势,彻底破坏同蒲路交通,重点指向侯马、运城。
  (二)彭毓斌军(即第34军——引者注)主力附魏纯美支队,积极袭击闻喜、万泉、猗氏、临晋之敌,协同南路军之作战。
  (三)李文军(即第90军——引者注)第61师之补充团进出侯马一带,扩大游击,断敌交通。胡总司令(即胡宗南——引者注)已经令饬遵。
  (四)吕[吴]代总司令瑞英指挥南路军,以有力一部积极袭击河津、稷山、新绛、汾城、襄陵之敌,掩护补充团之侧背。
  (五)赵总司令承绶指挥北路军,以主力一部积极攻牵当面之敌。
  (六)攻击开始预定为本月有日(即25日——引者注)。
  9月19日,蒋介石批准了阎锡山的部署,并通知朱德。
  可是,还未等阎军行动,蒋介石于9月27日致电阎锡山、令晋南、晋西部队立即停止攻击。
  这样,在八路军进行百团大战期间,阎锡山基本上持一种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未积极主动配合作战,仅有卫立煌等部进行了一些局部的配合,致使八路军同日军的作战基本处于孤军奋战境地,付出了巨大代价。这说明,自“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尽管同共产党谈判,达成协议,维持了*关系,但是,抗战初期那样的协同作战精神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不仅对待八路军如此,就是对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也同样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1941年5月,日军集结6个师团又2个旅团的兵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战火对阎来说近在咫尺,阎锡山本应积极配合作战,或从敌后侧击日军。可是,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避而不战,晋绥军第43军军长赵世铃刚交战,即率部逃往浮山塔儿山,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损失7万余的兵力(阵亡万,被俘万)。
  阎锡山这种静坐观战的做法,主观上是为了保存其实力,但是,客观上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不仅对整个抗战不利,就是对晋绥军也是不利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避战待机(2)
因为,日方并没有因阎锡山的避战而放弃对阎的军事攻击,就在中条山战役结束半年后,日军于1942年2月中旬集中五六万人,由乡宁至孝义,大举向晋西围攻。于是,阎锡山又被迫进行所谓的“晋西大保卫战”。4月8日,他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集体宣誓大会”,誓词如下:
  今天是革命时代,我们负担革命任务,为民族求生存,为人类谋幸福,我们应尽绝大的努力,应抱绝大的牺牲,以完成此光明神圣的革命任务。中国文化是仁与义,处常重仁,处变重义,今天我们是为革命大义而牺牲,为民族生存人类幸福而奋斗。今天就全国说,一隅尚存,即有抗战之所;就我们说,失掉晋西,即无革命之地,我们应集中力量,破釜沉舟的为革命大义而奋斗。地球的历史甚长,人类的生存期较短;人类的生存期甚长,个人的生存期较短。唯革命的精神,可与人类相辉映,可与地球相始终。我们以革命的牺牲精神,完成革命的种子,岂止今天的成功确有把握,将来的发展更属无量。我必以革命大义领导组、政、军、教全体同志,誓以革命牺牲的决心,求得革命的成功,愿共勉之。
  宣誓后,阎锡山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提出打死一个日本兵赏洋100元,并且派遣铁军委员到各部队中督战,规定凡不经铁军委员会同意,部队主官不得发布退却命令。
  由于阎锡山的鼓动,以及日军的轻敌,阎军在孝义县宋家庄、汾阳华灵庙等战斗中给日军以较大打击。仅宋家庄一战,阎骑兵与敌激战两昼夜,将千余敌军击溃。5月中旬,暂编第37师向汾城之侯村、盘道、南西城、高庄等据点夜袭,攻占上述据点。6月8日,敌以数倍于我的兵力进攻第37师第8连驻守的滑岭庙阵地,在危急关头,连长彭永祥遂自告奋勇与排长、士兵30人组成“活炸弹”队,向敌逆袭。据该师师长史泽波回忆:“在前进中,有一组6人,被敌人发觉,扫射来一排子机枪子弹,6个人都负了重伤,不能前进。其余24人飞步冲入敌阵,白刃相接,胶着一处,这时彭连长高呼:‘活炸弹拉火!’随着呼声,壮士们身上带的手榴弹一齐炸开,轰然一声,震撼山谷,敌我同归于尽。” 战后,二战区为纪念24壮士,将滑岭庙改名为华灵庙。6月10日,日军1000余人由河津、稷山围攻稷山之黄花峪,第83军以一个营的兵力,打退了敌人6次冲锋,激战至次日晨,歼敌300余人,守军伤亡150余人。
  这是,阎锡山继1939年“冬季攻势”之后,被迫对日军进行的唯一一次规模作战。
  6月中旬,阎锡山为了征收夏粮,派汉奸白太冲侦察汾阳日军动静后, 就令骑兵第1师第1团团长何琨生率部进驻平遥净化村,随后又派骑第2师第2团团长韩春生率部进驻介体县中街村。这两个村子虽属两县(今都划归汾阳县)所管,但相距仅10余里,可相互策应。
  不几日,阎锡山为抢征夏粮,又派骑兵第4师师长陈济德率部前往净化村及其附近,“突击粮食”,并召温怀光至克难坡,军长职务由骑兵第1师师长赵瑞临时代理。赵瑞得知,日军也向汾阳、介休、平遥等地增兵,深恐陈师等部遭日军包围,负指挥失当之咎,便直接通知陈师等星夜撤回孝义。阎锡山闻讯后对赵瑞擅自移动兵力极为不满,急令温怀光驰回孝义。温即令赵派何琨率部再往净化;令骑第2、4师各派营以上兵力,分驻中街、王智等村;并令各部连夜在村外构筑外壕和防御工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避战待机(3)
7月初,温怀光又派赵瑞率两个营前往净化指挥“突粮”。阎军的接连增兵,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也开始向净化周围据点增兵。赵瑞乃分别电报温怀光、赵承绶、阎锡山:“净化地区随时有被日军歼灭的危险,不宜驻兵,请裁夺!”岂知阎锡山令温怀光回复赵瑞:“‘突粮’第一,生命第二,没有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而且,阎锡山令温怀光于12日续派新任骑兵第4师师长杨诚、副师长何炳和骑兵第1师副师长段炳昌等到达净化。
  7月13日拂晓,日军对中街、净化突然发动进攻。汾阳、张兰之敌约3000人,在十几辆坦克的掩护下,将中街村四面包围。同时,另一路日军将净化至孝义间的交通截断。这样,中街、净化两地的阎军自顾不暇,自然无法相互策应。
  中街村的阎部坚守阵地,沉着应战,至下午村西北角的外壕被敌打开一个豁口,冲进一股敌人,双方展开巷战。敌人竟施放催泪性的毒瓦斯,守军突围出村,日军占领该村。
  日军占中街之后,于当日黄昏向净化发动猛攻。杨诚、段炳昌见势不妙,“自告奋勇”出村同日军交涉。不料日军将其二人扣留,并逼他们带路,骗开寨门(村外壕内设有寨门),将赵瑞以下官兵全部解除武装,押往太原。后经苏体仁从中斡旋,将被俘阎军改编为“山西剿*”,赵瑞、杨诚分别任第1、2师师长。
  加强“同志会”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为了加强辖区统治,巩固日益动摇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加强“同志会”组织,使其逐渐成为第二战区统一领导组、政、军、经的政治组织,具有总裁一切的权力。
  1940年2月,阎锡山对“同志会”执行部实行改组,以李江为总书记,席尚谦为副总书记。“同志会”干部训练所也由李江兼主任,加紧训练大批干部,将原来为期一年的训练缩短为3个月。并且规定“同志会”区县分会的干部,必须由干训所毕业,方可分派工作。
  阎锡山由秋林返回晋西,移驻克难坡后,特别注意加强“同志会”的组织,赵戴文以精建会名义,组织“明德学社”,每日下午在“实干堂”前,为各级干部讲《大学》、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鼓励其安心抗战。同时,选择优秀者在阎锡山面前集体宣誓,发展为“同志会先锋队”(简称“同先”),并在执行部设立“同先指导委员会”,由李江任主任,张豪若等实际负责。
  阎锡山还积极发展“基干”,要么亲自在高、中级干部中指定,要么令高干介绍,只有少数是由“同先”中选拔的。参加“基干”手续更为严格,不仅要在阎锡山面前宣誓,而且还规定遵守“五要”,及甲种、乙种纪律, 以便将“基干”牢牢控制在手中。
  不仅如此,阎锡山把以前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的安抚赈济团、政治突击团、精建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加以甄别、配备、调整,一律改为“同志会”区、县分会。并且在各区、县分会中,又派专任组织特派员。这样在山西省军政、经济、教育各部门中,普遍而系统地建立了“同志会”的分会、支部、特分会、特支部。
  9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同志会”执行部,由原精建会办公室主任斐琛任执行部总书记,原执行部第二组组长李培德调为副总书记,由杨怀丰任精建会办公室主任。并将执行部由秋林南薰沟移克难坡办公。不久,阎锡山又设立组织领导研究组,以张世明为组长兼执行部副总书记,以组织组长白志沂兼执行部副总书记,李江专门责任指导“同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避战待机(4)
1941年,阎锡山将“同干”改称“基干”。后因统治集团内部军、文两派争夺“同志会”的领导权,阎锡山将执行部总书记制改为高干驻会制,取消正副总书记,设驻会高干7人,由赵承绶、王靖国、梁化之、薄右丞、孟际丰、杨澄源、裴琛为第一届驻会高干。3个月一轮,第一轮推赵承绶、王靖国、梁化之3人为常委。王、梁二人避嫌不出席,赵遂独任其事。执行部的下属机构,也相应改变:秘书处主任李培德;组织委员会主任张翼;军政委员会主任白志沂;行政委员会主任严廷飏;理论委员会主任刘杰;宣传委员会主任张一善;训练委员会主任杜任之;计划委员会主任孙慧西;干部管理委员会主任杨贻达;革命生活社主编张养田(注:以上各会均由驻会高干领导);干部委员会主任杨怀丰;基干通讯室由高瑞岚负责;敌工委员会由杨贞吉负责;铁军组织由王靖国负责。上述各会均由阎锡山直接领导,事务方面的问题,则由驻会高干代为解决。
  1942年7…10月间,阎锡山将“同志会”执行部各委员会合并或取消,在驻会高干领导下设如下小组:秘书处,主任李培德、副主任何得福;组织组,组长白志沂、副组长李正庸;军事进步保证组,组长张世明;行政进步保证组,组长薄右丞、副组长严廷飏,委员续汝楫、杨怀丰;干部管理组,组长杨贻达、副组长郭任民。
  此外,阎锡山还将干部委员会主任委员采取轮流制,每3个月由干部委员选举一次,并设驻会委员二人与主任委员组成领导小组,变直接领导为驻会高干代阎领导。这样既保持了其对“同志会”的控制,又可避免直接干预“同志会”具体事务之嫌。轮流制从1942年11月至1944年1月实行了3轮。1944年2月,轮流及驻会制取消,杨怀丰又重任主任委员。
  阎锡山在发展“同志会”的同时,于1942年11月及1943年11月,通过“同志会”对晋西各县人民进行普训,普训内容主要为“会长传略”及阎手编的普训课本。
  1943年2月16日,即“同志会”成立5周年纪念日召开“基干同志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志会”成立5年未正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因而,阎锡山宣布:“会员是同志会的股东,‘基干’同志是股东的代表,在同志会会员代表大会未能召开之前,‘基干’同志全体会议,可以代表会员代表大会行使职权。” 所以,这次“基干”全会代行会员代表大会职权。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基干同志的组织和纪律;会长阎锡山副会长赵戴文为终身制;高级干部及干部委员,经过基干全会选举,对基干全会负责,其候选人由会长提出,选出后再由会长核定;以洪炉歌暂代“会歌”,以地球上加锄头和枪支为“会徽”,会的颜色尚绿。其中高干及干部委员,均由阎锡山提出与核定,使其直接控制“同志会”合法化。
  会议还决定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基干工作委员会”(简称“基工会”),选举严廷飏为主任委员,焦光三、朱世昌、高辛农、郭铭新、王增醴、李正庸为委员,并由阎锡山指定杨贻达、杨怀丰、刘杰、邓励豪为兼任委员,该委员会,在组织方面由阎锡山直接领导,行政方面由驻会高干领导。
  从此,每年2月17日召开“基干同志会全体会议”。从1943年至1949年共召开37次。“基干”同志发展到正式“基干”约700人、后补“基干”约200人,共计900余人。 。。

三、避战待机(5)
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阎锡山一反常态,一改过去完全由他指名决定办法,而要在基干全会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责任会议各责任高干;各区统委会的负责高干;民族革命同志会工作委员会,干部委员会等负责人。阎锡山希望将梁化之选到同志会工作委员会,出乎意料的是选举结果却将梁选为开展高干,而将李江选为组织高干,负同志会工委会之责。阎锡山觉得没有得到自己的预想结果,便叫来李江、王靖国等大声训斥道:“我以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们造反,不料我活着,你们就反了!我教你们组织起来革我的命,我阎某不是妇人……,”继之声泪俱下。王靖国等恐惧万分,当即跪下相求道:“我们有甚不到处,会长教训好了,如此言重,实甚惶恐”。经再三解释,阎才渐消怒气。
  事已至此,只好由基干全会秘书处另行布置选举,仍由阎锡山提出候选人名单,交各小组讨论。其候选名单如下:
  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责任会议:首席高干,杨爱源;责任高干,孙楚、王怀明;行政高干,李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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