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责任会议：首席高干，杨爱源；责任高干，孙楚、王怀明；行政高干，李江；兵农高干，薄右丞；军事高干，王靖国；组织高干，梁化之；审议高干，谢濂、裴琛；经济高干，王尊光；开展高干，赵承绶、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翟全晋、杨澄源。
后补高干：席尚谦、刘杰、杨贻达、李培德、白志沂、邓励豪、孟际丰、严廷飏、续如楫、刘涵森、李崇才、孟祥祉、温怀光、孙福麟、刘效曾、刘逢洲、高倬之、于镇河。
干部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怀丰。干部委员：杨玉振、李永富、王公言、杨春雨等20人。
结果与会代表谁也不敢有异议，只好照单通过。阎锡山实行的“*选举”就这样通过了。
1945年日本投降，阎锡山回到太原，“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及工作委员会等一系列机关，于同年10至11月间，全部迁至太原。
至此，“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7年多时间，发展会员约3至5万人，发展“同先”约5000余人。尤其是“同志会”的高干委员会，始终是第二战区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决策机构，对于巩固阎锡山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阎锡山一直把“同志会”“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或团体来看待”，并且认为“如有机会时，也可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希望在国民参政会内能占一个位置”。
利用帮会
帮会，本是一种带有封建性的民间秘密团体。阎锡山主政山西以来，同帮会无什么联系，不像蒋介石与青、洪帮那样紧密。但到“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丧师失地，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时，为了借助帮会，扩充自己的势力，便对帮会组织产生了好感。因而，他提出：“甚愿帮会组织，恢复旧观，……以复兴中华、复兴民族。”
1941年11月11日，阎锡山在克难坡干脆成立了一个帮会组织，命名“民众进步总社”（即洪帮），亲任社长，以赵戴文为副社长，刘君瑜、王明钦、杨栖凤、韩佑虞、申永寿、杨玉振等为委员。内设办公室（由傅受之、韩玉辉、张德斋先后任主任）、总务科（科长周亚姡В⒆橹疲ǹ瞥だ钗拢⑷耸驴疲ǹ瞥ず乜∑妫孪焦ぷ餍∽椤⒚窠憷植康龋⒊隹督酵ㄑ丁贰�
三、避战待机（6）
“民众进步总社”对外冠冕堂皇，属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对内则称“民众山”，阎锡山任山主，化名齐继川，杨爱源、王靖国、谢濂为副山主。山头所属的堂名为曰“进步堂”，并依照帮会的方式，建立起一整套的帮规。
阎锡山提出“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的口号。 加入“民众山”组织时，不仅要宣誓，而且还要“开香堂”。其誓词为：“我誓愿服从山主，拥护山主；山主、副山主有了困难，定能千里通风，万里报信，并为物劳主张牺牲奋斗到底。” 开香堂时，凡入帮者要用针刺破右手食指，滴血于碗内，然后掺酒，一饮而尽，称之为喝“英雄铁血酒”。然后进行斩香，入帮者手持月牙形刀，主持人领颂：“此刀不是非凡刀，名叫按劳分配刀，一不宰着，二不宰猪，保我弟兄斩黄香。”入帮者若因为拿刀不得要领，不免难以将香斩断，一旦有斩不断香者，主持人立刻高声喊道：“斩香不断，人头落地！”当下喝令：“把‘奸细’捆起来！”于是，即被捆绑起来，扔到一边。事后经从弟兄跪下再三向山主求情，才得释放。
阎锡山还给“民众山”的弟兄提出行动口号为：“大令一出，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不是哥弟的威风，乃是山主的命令。”同时，阎还定了严厉的帮规；“一不准侮蔑山主；二不准违抗命令；三不准泄露秘密；四不准临阵脱逃。” 如果领导者犯了这条款，即被活埋。
“民众进步总社”成立后，阎锡山积极利用帮会，扩大其势力。他于1942年10月举办了“民众进步总社洪进短训班”，在开学训词中说：“我国之帮会历史悠远，其产生都在受外人侵凌，民族危亡的时候，一般忠义有识的人士，籍帮会之组织，结纳社会忠贞侠义好汉，团结群众力量，不顾牺牲，进行斗争。……所以我竭力主张将现有帮会人，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共同担负抗战复兴的任务。” 而且他还说：“洪门是最重忠义的，今天国家民族遭受到空前的危难，人民陷于深水火热之中，正迫切需要我们拿出救人救世的忠义精神，来解除挽救。”
阎锡山对发展“民众进步总社”的组织，颇为重视。在山西成立了16个区分社，40余个县分社。每个区（县）分社除主任外，并设副主任、秘书及组织、人事、总务各科，领导区（县）民众旅社及县分社及站等基层组织。他利用帮会，变相征兵，组织民众武装，并委任刘君瑜为“民众武装自卫军”军长，下设2个师、6个团，约五六千人（该军后来即变为正式军队，参加内战）。
阎锡山不仅在山西发展帮会势力，而且还把“民众进步总社”组织扩展到华北，在各省设立支社。除委派杨玉振为“山西民众进步社”主任外，还委派了几位外省“进步社”主任，以韩玉辉为绥远省主任，王明钦为察哈尔省主任，刘君瑜为河北省主任，韩佑虞为山东省主任，申永寿为河南省主任，刘永年为陕西省主任，并挑选一批可靠人员，随各主任分赴各省，组织支社。
在利用洪帮的同时，阎锡山又积极扶持青帮。当其部下傅存怀（曾任暂编第1军军长）向他建议：“山西青帮人数众多，抗战前已有20多万，光太原就有7万多人，以帮拉帮，不是对‘会长’大有帮助？”阎锡山听后大喜，立即让傅存怀主办青帮，并定名为“民众进步委员会”，其任务是“协助组、政、军、经、教各部门完成任务。”
三、避战待机（7）
经过傅存怀的张罗，1942年“民众进步委员会”在克难坡成立，阎锡山自兼会长，下设会务主任，由傅存怀负总责。并在区、县设立分会，发展势力。
1945年6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阎锡山率随从人员及“民众进步总社”、“民众进步委员会”负责人王靖国、谢濂、傅存怀等，由吉县移驻隰县西坡底。为了给帮会头子打气，阎锡山假称：他“宁愿做3万哥弟的‘民众山主’，也不愿当一个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在隰县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解救训练”；以“民众进步总社”为主，调集各分社的干部、成员共500余人，以及其他亲日*分子，加以特种训练。其训练内容为：由“兵农专家”薄右丞讲兵农合一；王靖国、梁化之、谢濂等作精神讲话；杨贞吉讲授“特务技术”。训练期间，阎锡山让傅存怀负责，将受训人员一律加入青帮。
阎锡山名义上说是“拿帮会旧形式的力量，团结民众，领导民众，协助地方上的组政军教各部门，共同努力完成当前的效用工作，为国家民族尽一分力量，为自己人生表一分功能。” 实质上是利用帮会，扩充其势力，为积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作准备。
然而，事实却并非象阎锡山想象的那样美妙。因为，帮会都有一定的流派与习惯，彼此之间各有联系，一旦发现冒充帮派，则持敌视态度。所以，阎锡山派到华北各省的“民众进步社”主任在当地开展活动时，当地的帮会头子不但不予承认，反而加以排斥、打击，阎锡山派出去开展工作的人员，均下落不明。阎锡山想利用帮会控制华北的想法因而没有实现。
“开展政权”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战争格局，德意日法西斯趋于末日。阎锡山座观世界形势、预测中国抗战前途说：“我们中国此次抗战上的问题，可以说不成什么大问题，只要能与同盟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胜利很有把握。”
这时，阎锡山便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单靠守住晋西，实在不够，必须向敌叛区开展，打下个县份村庄来，开掘粮源和兵源。……这两件事，能不能做好，是我们的存亡关键。” 为此，阎锡山提出了“巩固晋西革命根据地与开展政权”的口号。
所谓“开展政权”，就是向其政权管辖范围之内而又未能控制的所谓“敌叛区”渗透、蚕食，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扩大其统治区域。他所说的“敌叛区”，其中包括日军占领的边缘区和*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但阎锡山“开展政权”的目的主要是针对抗日*根据地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维持和扩大其统治范围，可以为以后接受日军占领区创造条件。
那么，如何“开展政权”呢？阎锡山设计了多种方法。
其一，“水漫式”的武装活动。“水漫式”形容军事进攻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无处不到，无处不流，无物可抗。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龟缩于晋西一隅，西临黄河与陕西为界，北与八路军划道（汾离公路）为界。因此，只能向汾东、汾南“开展”。
汾东指汾河以东的安泽、洪洞、浮山、翼城、襄陵、临汾、曲沃等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而且西控同蒲铁路，东临上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溃退，乃为日军所占。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深入汾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对晋南日军构成极大威胁。日军虽多次扫荡，但是未能将八路军赶出此地。因此，日军便企图利用阎锡山的军队协同控制这一地区。
三、避战待机（8）
阎锡山也把汾东视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地。他说：“汾东为我战区政治经济之重要地区，也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基地，所以我们对汾东绝不放弃，一定要以最大的努力奋斗来巩固汾东，开辟汾东。”
1942年底，阎锡山指示第61军与日军协商，日军让出浮山、安泽、曲沃3县，由第61军进驻。1943年3月，第61军东渡汾河，进驻浮山，遭到八路军袭击，被迫退回晋西。
但是，阎锡山并不甘心，积极准备武装“收复失地”、“开展政权”。乃于1944年1月中旬，召集王靖国、孙楚、杨澄源、梁培璜、续汝楫等人开会，决定以第61军全部兵力在临汾日军师团掩护下，迅速进出汾东，攻占要点，构筑工事，然后根据情况，再增派部队，将汾东之八路军、决死队消灭，最低限度也须将其压迫到白晋路以东地区，然后向上党“开展”。
1月28日，阎锡山第二战区总参赞杨澄源统一指挥其第61军（辖第48、69、72师）及续汝楫所属第五专署保安第5、9团等万余人，经日军指定的据点襄陵桥和史村桥，再次东渡汾河，大举进犯汾东解放区。所到之处，搜捕抗日兵民，摧残抗日区、村政权，大肆抢粮抓丁，构筑工事。太岳区军民为顾全团结抗战之大局，忍让后撤。但是，第61军变本加厉，向八路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八路军被迫自卫，将第61军击退。
鉴于阎军的武装“开展”，2月8日，朱德致电阎锡山，提出：“目前抗战阵营亟须团结，61军行动，请予以制止，免起冲突”。
可是，阎锡山置若罔闻，3月初，又陆续增派挺进第2纵队和第39师一部东进汾东，继续进攻八路军，结果约1个师的兵力被歼。
阎锡山仍不甘心失败，召回杨澄源密度谋策划，确定“自固与开展”的作战原则，即先占领和巩固战略据点，然后再向外开展，再度进攻。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将第61军主力——第72师及新增援的第37师大部歼灭。
这样，阎锡山对汾东的武装“开展”，虽深入汾东，但是，仅维持一小块地盘，未能向外扩展。
1945年3月，阎锡山召集军长以上将领在吉县开会，决定派遣大部兵力，在第61军和日军的掩护下，经过汾东，开赴上党。第19军军长奉命率暂第37师、第68师及第61军之第69师等部，开往汾东，伺机向上党推进。但是，慑于前车之鉴，不敢冒然东进，只得同梁培璜等部巩固汾东，并企图扫清侵入上党的“障碍”。阎锡山鉴于东进上党的时机尚不成熟，乃命史泽波“养精蓄锐，待机再发。”
其二，“河塌式”的开展法。即利用特务操纵地方组织，俟时机成熟再一块一块如河塌式的建立政权。
在“开展”汾东的同时，阎锡山把目标指向汾南。汾南指汾河以南，东至稷山，西至黄河的猗氏、万泉、荣河、临晋一带。这里是山西的主要产粮区。阎锡山提出：“汾南为我战区政治经济重要地区，我对汾南决不放弃。……为了巩固汾南政权开辟汾南地区，拯救汾南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成立“汾南青年工作大队”，潜入汾南，组织当地土匪、地主等，建立地方武装，发展势力。
其三，“满天星”的地下组织。即利用特务四处活动。
阎锡山在军事开展的同时，还利用特务，潜入抗日*根据地，破坏*的地下组织。他说：“如果摧毁不了他（指共产党——引者注）的地下组织，打不破他的基干小组，我们存在开展均无办法！”“但我们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打破他们的地下组织？……拿上与民合谋，实行兵农合一，本上收复定义，革命竞赛，真理战胜，如此就可以摧毁他的地下组织。如何打破他的基干小组？就是……用上狙击队，他虽然是满天星的；他虽然是飞机，我们是超飞机的，如此就可使他的基干小组失去作用？
为此，阎锡山派出3个“流工队”（即“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的简称），分赴汾东、汾南，专门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其四，与日军“合作”，逐渐建立政权。
安平会谈之后，尽管岩松义雄一再邀请阎锡山，重开谈判，但是，阎锡山心怀畏惧，不敢亲自与日军谈判。为此，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岩松义雄的山西派遣军司令和花谷正的参谋长之职解除，由吉本和堀毛分别继任。吉本和堀毛加强对阎锡山的利用，于1943年春，由太原日本军部高级参谋■井向阎锡山的“太原办事处”处长梁■武提出“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