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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线沿途山势陡峭，地形狭隘，大兵团不易展开，重武器运输困难，又加上阎锡山拒绝派高倬之从晋南策应，这就使增援处于不利地位，恰好中了刘邓的妙计。
此时，正值晚秋季节，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山洪暴发，不仅徒步行走困难，就是连火车也接连发生故障；同时，阎军士兵除自带大量弹药外，还给长治守军带了许多弹药，背负过重。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一日仅能前进二、三十里，食宿困难，士气低落，怨声不绝，每日打电报给阎锡山，叫苦不迭。但阎锡山只想着迅速解长治之围，对下级的苦痛全然不顾，仍然每天督促他们迅速前进。
听到阎军来援的消息，刘、邓一方面命令部队继续攻击长治，吸引阎之援军；一方面立即调太行纵队和太岳纵队主力，兼程北上，求歼援军于运动中。10月2日，阎锡山援军行至老爷岭附近地区，被八路军团团包围。经过五天激战，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总指挥彭毓斌被击毙，副总指挥胡三余被俘。
彭毓斌被围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食不甘味。彭军被歼后，阎锡山一面连夜派赵承绶去沁县处理善后，一面电令史泽波、续汝楫突围向临汾转移。
10月8日，史泽波兵分三路突围：左路周建祉第69师，右路郭天辛第68师，中路杨文彩暂37师、军部及五专署，企图乘夜逃回临汾。
一、抢摘“桃子”（5）
此时，刘、邓当机立断，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命令太岳纵队取捷径，直插沁河以西的马壁一带，控制沁河东岸。史泽波及其所部三个步兵师附一个山炮营，共万余人，被八路军堵在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一带。激战一昼夜，至10月10逃跑的阎军主力全部就歼，史泽波也作了俘虏，只续汝楫少数人逃回临汾。
上党战役，是根据地军民在抗战胜利后，保卫胜利果实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自卫反击战。它的胜利，不仅给予进犯太行区的阎锡山军队迎头痛击，保卫了上党地区，而且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的谈判。经过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补充了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而阎锡山则损失13个师共万人（占其总兵力的1/3），损失山野炮70余门，迫击炮300余门，机枪200余挺，长短枪万余支，除彭毓斌毙命外，有史泽波、胡三余、李春元（副司令）、郭天辛、杨文彩、李佩膺、张宏、郭溶（以上均师长）及副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将级军官20多人被俘。
上党战后，阎锡山接见了逃回去的败将，臭骂了他们一通，并吩咐作战小组，“把这次仗好好总结出来”。后来阎锡山自己检讨他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此次长治战事，得到的结论，我们的战斗是成功的；战术是失败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失败在不坚决。有人格的军人，一定是兵不向后看，瞄准打；官坚决作战，不下退却的命令。只有能练下兵不朝后看，官不下退却令的军队，就可以成为精兵了。” 阎锡山这个总结，根本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他的失败不是他的军官“不坚决”，不是“战术”不成功。而是士气问题，是军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他充当马前卒，发动内战，违背了山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意志。
“行者”“坐者”同功
阎锡山一回到太原就开始拉拢日本统治时期的伪政权。在《告伪政府工作人员书》中，他说：“我们无恩仇，对人民好的就是我们的恩人；对人民坏的，就是我们的仇人。” 当天晚上，他召集高级官员及山西伪省长王骧等人开了一个“联欢会”。在这个会上，阎锡山竟提出要和王骧联合发一告示，令“全省各地旧有（指日伪）文武官员，照常供职，一切率由旧章，照常行事，不必有所顾虑！”只因他的亲信们觉得这样做，有失阎的身份，才改由王骧单独发布告示。阎锡山当即下令委任苏体仁、梁上椿为高等顾问；随后再委任王骧、冯司直为高级参议，这些背叛祖国、奴颜事敌的大汉奸们均被阎加以重用。
9月1日上午，太原城里日伪机关的大小汉奸们，由王骧主持在伪省府“自省堂”，召开了“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大会。阎锡山在会上发表讲话，除对这群汉奸致以“阔别重逢”的慰问外，还一再表示“行者”（即随他流亡晋西的人员）与“坐者”（留在太原降日的伪职人员）原系“一家人”，同样“有功”，应团结一致，共同协力，专门对付共产党，千万不要分出彼此，自划鸿沟，消损力量，减少“防共”实力。
实际上阎锡山同王骧等大汉奸早有勾结。王骧系山西寿阳人，1931年后历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及山西省银行总经理等职。1940年去香港。次年香港沦陷投敌，回山西就任伪山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等职，1944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为山西伪省长。王忠心事敌，对山西人民犯下了很多罪行。但此人很狡猾，善观形势变化。1944年5月后，他看到日本失败必不可免，遂秘密致函阎锡山，“条陈反攻收复等事”。阎锡山在5月底和7月初，两次复信予以勉励。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抢摘“桃子”（6）
1944年5月30日阎锡山复信说：
接读手函，欣悉种端，语语动心，毕现关切之忱。反复阅读，不忍释手。大局转移，深赖彼此协力，收拾人心。如兄来信所云，厥为切要之举。盖人心所归，则荆棘均成坦途。我对各级干部，时时以此切勉，唯恐犹有不及耳。贤者负重待时，因应得宜。此间久已神会。群情内向，使我百端兴奋，亦以见真诚率导之苦心也。欲言不尽，余由■武面详，不赘。专复。并启
近安 山手启 五月三十日
7月26日阎锡山又写信说：
阅悉。您不得已之苦衷及经过情形，我都了解。为地方而奋斗，大家亦皆道之。以现实局面，你应当加倍努力处之，为将来打基础，万不敢稍存消极念头。我早就告你说行者坐者一。我们的事，只有我们的人努力。我深感我们早无布置耳。如有困难随时告我，我为你竭力设法。
此复。顺候
刻安！ 山手？摇七月廿六日
在这两封信中，阎锡山已把王骧看作是“我的人”，看成是自己将来回太原的依靠力量。并勉励他，“彼此协力”，“加倍努力”，“为将来打基础”。同时又告诉他，“贤者负重待时，因应得宜”，“行者坐者一”，要他安心工作。这说明阎锡山早就谋划依靠日伪势力来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现在终于把它付诸实现。
为了稳定日伪军的情绪，并使其竭力为他效命，阎锡山又发布命令，将伪军改编为5个“省防军”。一、任命赵世铃为山西省防军第1军军长，收编太原附近及其他地区之残余流散伪军，下辖1、2、3三个师。二、任命赵瑞为山西省防军第2军军长，赵晋藩（日伪保安队干部学校教育长）为副军长，下辖4、5、6三个师，由秦良骧、李勃（日伪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汤家谟3人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由山西省保安队（日伪保安队）7个直属大队和雁门、河东两道各县的保安队编成。三、任命杨诚为山西省防军第3军军长，下辖7、8、9三个师，由何琨、段炳昌、杨志玉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由华北“绥靖军”（日伪军）第2、13两个集团军和上党道保安队编成。四、任命王乾元为山西省防军第4军军长，下辖10、11、12三个师，由邢振华（日伪保安队平遥联防区副联队长）、聂士庆（日伪急进建设团团长）、谢子明（阎军晋南游击司令）3人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由冀宁道保安队、太原（日伪）急进建设团和阎军晋南游击队改编。五、任命韩步洲（阎军前游击第2纵队司令）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军长，下辖13、14、15三个师，由王元良、张佐汉（以上2人均是阎军骑4师的团长）、安钦（日伪大同左云警察所长）3人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以骑4师为基干连同大同一带的日伪警察和由晋西前去的杂色部队编成。5个省防军实际人数共约5万余人。阎锡山为了向蒋介石冒领军费，谎报16万人。但蒋介石不认账。阎感无利可图，于1945年底将“省防军”撤销，以省防第2军和第3军的架子，成立第8、第9两个独立总队，以赵瑞、杨诚分别担任总队长。后又以日伪阳泉矿警队为基础，成立独立第10总队，总队长为荆谊。
阎锡山任命的5个“省防军”的军官大部分是阎锡山的旧军官，他们都是奉阎锡山之命打入日伪内部的，也就是经阎同意事先投奔日军的。实行这种投奔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与日军合作进行*；另一方面又准备在进行反攻时把地盘直接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阎锡山的这一着生效了。这些军官“忍辱负重”为他效力，自然被他当作“功臣”看待了。“行者”和“坐者”同功的意思十分清楚，不用再作什么评述。。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抢摘“桃子”（7）
9月10日，阎锡山对太原市伪市长白志沂说：我们的政治是爱人公道的，不许社会上有一个不工作的人及无生活的人，无工作的人应速予工作，无生活的人应予救济。他的意思就是说，连原为汉奸的也应处于平等地位，应该“公道”对待，并予以工作，予以救济。这样阎的用意更明明白白了。
降者、受者合谋
早在8月初，日本帝国主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便想单独同中国媾和，以期缓和苏联红军和美军对它的打击。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由北平飞到太原转赴孝义县瑶圃村同阎锡山举行秘密会晤。这就是瑶圃密谋。
随同高桥坦来到瑶圃村的有：驻太原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翻译官大岛，以及被阎锡山留在太原腼颜事敌的汉奸苏体仁、梁上椿、杨宗藩等人。阎锡山偕同他的亲信吴绍之等参加了会晤。日军代表在这里向阎锡山进行了最后一次诱降。
高桥首先向阎锡山说明了他的来意。他说：“东亚大局将要转变，日本不久即将停止战争，宣布投降，希望阁下早日到达北京，接管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务”。阎锡山回答说：“日本如果将要宣布投降，务请先行通知我，作个准备，这样对日本来说也有好处。”高桥说：“这是当然。本人这次奉令前来，不令是先行通知阁下，而且还请阁下替日本军向中国重庆政府和蒋介石阁下从中调解。日本的意思，是想撇开苏美英等同盟国家，直接向中国投降。如果成功，这对阎阁下和蒋阁下均有大大的好处。”
阎锡山一听高桥坦的话，顿时心花怒放，妄图借日本武力，抢夺*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于是便向高桥坦建议说：“以目前形势来看，时间仓促，一时不易办妥。山西离重庆很远，我亲自前往，时间不许。如用电报相商，也多不便，恐误大事。而且蒋先生是中国元首，又有中美英苏的同盟关系，恐怕不好单独接受日本的投降。以我看，你们最好采取‘日本寄存武力’的办法，最为有利。”
高桥坦感到惊奇地问：“什么叫‘寄存武力’？请阁下详细言之！”
阎锡山回答：“寄存武力的办法，就是日本可把武力（日本军队）寄存在中国，日军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国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然拿在日本兵的手里，帮中国军队进行‘剿共’，那不就可以避免投降了吗？”他接着说：“我是中国最前线的战区长官，无论在日本投降之前或投降之后，都有权力与责任处理在我管辖区域内或邻近地区的日本军，并且也有改编他们的权力。因此，最好你们把华北的日本军队都向我表示投降，我以战区长官的名义，分别改编，给以中国军队的番号，然后呈报重庆政府备案”。
最后，阎锡山还说：“这就叫‘寄存武力于中国’。这个办法，如能实行，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尤其对日本来说，好处更大。这并不单单为我阎某人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国‘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
高桥坦听了阎锡山这一段话后表示：“你的如此设计，就我个人来说，当然极端赞成。但我是奉命而来，根据指示和你商谈。现在看来，未免离题过远。你的这番美意，我先谢谢！等我回到北京，定将你的‘良好建议’电请天皇裁决。如果认为可行，我再来与阁下商谈具体办法。”
一、抢摘“桃子”（8）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深深感到，要真正恢复在山西的统治，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决心借助日军的残余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把瑶圃密谋“寄存武力”的设想付诸实现。
据“残留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员日本人城野宏回忆，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路过平遥火车站时，检阅了日军第一军司令部直辖特务队——樱部队，一边阅兵，一边眯着眼睛微笑。在车上，他问询迎接他的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这个部队能否给我？”其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亲眼见到“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军队，更使他对日军产生某些爱慕，增加了他“寄存日军武力”的决心。
9月1日，日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到太原绥署谒阎。澄田和阎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寒暄时，备称仰慕之意。此时阎锡山正式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