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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义的生活积累了一个个苦难，他已不知道什么是苦难，苦难已成为他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但他又是最懂得苦难意义的人，如果曾经的那些苦难不能让人更加坚强和善良，所受的那些苦难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位黄土地上的汉子，穿透了这些苦难而更加善良。
直到38岁了，经人介绍，刘百义认识了杜桂兰。
无法比较杜桂兰和刘百义谁比谁苦。
杜桂兰三岁的时候，患眼疾，眼角膜脱落，闭塞的村里人不知如何医治，她无知的奶奶竟用手将孙女的两只眼睛的角膜抠掉了。从此，杜桂兰就永远失去了光明。
贫穷的生活是无情的，它并没有对失明的小女孩格外垂青，相反，给了她异乎常人的折磨。小小年纪，带着失明的痛苦，艰难地谋生。虽然失明，但她却心灵手巧。缝补浆洗，“烧锅”煮饭，样样都做。一个盲人，要做这些事情，摸摸索索，磕磕碰碰，是何等的艰辛啊！
杜桂兰的父母去世后，她就一直跟着弟弟过日子。弟弟生养了七个孩子，她以一个盲女的细心和慈爱，帮助弟弟把七个孩子拉扯成人。弟弟可怜眼瞎的姐姐，一直想找一户善良的人家把她嫁出去。但杜桂兰觉得自己眼瞎，怕拖累人家，加上弟弟有三个孩子还小，尚需要人照看。等到三个侄儿侄女都长大了，杜桂兰已是30岁的人了。
苦难的人什么都没有，杜桂兰连眼睛也看不见了，但她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刘百义了解了杜桂兰的不幸和善良，有着同样苦难的人，最知道苦难的滋味。没有眼睛不要紧，有一颗善良的心最可贵。
善良而富有爱心的刘百义决定把杜桂兰接进家里，好好照顾她，搀扶她，相依为命，一起走过这苦难的日子。
两个苦命的人，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这样走到一起，结下了这段苦难姻缘。
恩爱相守
苦怜苦，穷帮穷，刘百义与杜桂兰就是这样一对苦命相怜、恩爱相守的夫妻。村里人都说，苦命的杜桂兰找了一个好男人，“栽到桂花树蔸子里——好福气”。
把杜桂兰娶回家的那天，刘百义浑身上下都能拧出大把的同情和怜爱的泪水。
杜桂兰帮助弟弟抚养七个儿女，在黑暗中摸索劳作，不仅劳累，身体随时都有受伤的危险。新婚的那天，刘百义看着瘦小孱弱的她，浑身上下到处是青紫和疤痕，心疼极了，他静静地抱着她，成串的泪珠直往下落。盲女也是人啊，也需要疼爱、亲情和幸福啊！从这一天起，刘百义就暗自攥紧拳头发誓：一定要好好地待她，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把她的眼睛治好，眼睛好了，什么都好了。
隆德是医药材之乡，民间祖传和自习的医术药方很多。刘百义四处打听能治盲症的医生和药方，听说做眼球、角膜移植可以复明，他就用板车把妻子拖着四处求医问药，一处处碰壁，又一处处生出希望，他一直希望能出现奇迹。但医生告诉他，即使华佗再世对杜桂兰的眼睛也回天无力了。
屋漏又逢连阴雨。复明无望，杜桂兰又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行走不便，经常卧床不起。这一年，小芳艳还不满周岁。刘百义用板车拖着母女俩，碾过四面八方的黄土地，为杜桂兰治病。“吱呀”的板车，成了小芳艳的摇篮。杜桂兰告诉我们：“别人家的孩子在摇篮里摇大，而我们家的孩子是在板车上颠大的。”小芳艳不时的哭泣声和板车的“吱呀”声，在黄土地上合成了一曲人们不忍听见的悲歌。
直到小芳艳五六岁时，她最早的记忆中，就是帮父亲拉车送母亲求医的情景。父亲躬身拉车的背影，成了刻在她心中最伟大的雕像。
人工换牛工
隆德县是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三亩多。刘百义家有八亩地，退耕还林后，只剩下不到五亩地，这是家里主要的生活来源。
要种好这五亩地，论力气，刘百义有的是。但贫病交加，其他需要钱的投入，刘百义就力不从心了。
种子是必需的，肥料可以少要，农具和耕牛就再也无钱添置了。怎么办？他只好给别人串工，用人力换耕牛用，当然是几个工才能换一个牛工。这样算下来，他种一亩地所投入的劳力，差不多是别人的三倍以上。他给村里所有的人家都打过工，赶季节的时候，他白天给别人家打工，晚上回去还要抢种自家的地，辛苦劳累，不知有几人能及？一个人劳累的极限是多少？刘百义是称量出来了的！
刘百义的地种完了，他仍然闲不下来，常常去给那些没忙完农活的张家李家帮忙，但他从来也没有要过别人的任何报酬。
在下沟村采访，我们有些不解：既然刘百义如此勤劳，为何不养猪、养鸡、养羊来解决一些困难呢？村里人告诉我们，他根本没钱投入，买不起仔猪、羊羔，就连刘百义家里喂的几只鸡，都是一些好心的村民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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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成德
孟子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下沟村人说：“积善积德的事，都让刘百义做了。”
刘百义父亲死得早，但他却记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多做善事，多做积德的事。
刘百义上过三年学，在那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了。20世纪60年代初，开展学雷锋活动，刘百义把《雷锋的故事》读了好几遍。同雷锋一样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容易产生共鸣。他一直记着书中的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一个淳朴厚道的人，认的理就是那么几条。刘百义做父亲后，教育子女的话也就这么一句话：“人穷志不穷，做人做好人。”
刘百义就是这样一个人。谁家的房子漏雨了，找到他，即使他正在吃饭，也二话不说，丢下碗筷就随人家走，大风大雨里，上到人家房顶“捡漏子”，又冷又危险，他全然不顾；谁家的牛跑了，羊丢了，找到他，他踏遍沟沟坎坎，帮助别人找回来；谁家的孩子、大人得急病了，找到他，深更半夜，黑灯瞎火，他拉着板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去；遇到村里谁家办丧事，挖墓坑、抬棺材，这些别人忌讳做的事，他都乐意去做。尤其是给死人净身子、穿寿衣这些事，别人惟恐避之不及，他却不怕脏，不怕传染病，毫不犹豫地去做……
敬母家规
刘百义不仅百般呵护、尊重自己的盲妻，而且还要求子女要孝顺盲母。
刘芳艳给我们讲了父亲制定的一条家规：
还是我小的时候。一次吃中午饭——那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比较穷的人家一天只吃两餐饭，中午是最重要的一餐——父亲回来稍微晚一些，我和哥哥等不及，先添上饭，自个儿吃起来了，这一顿饭菜，妈妈在青菜里放了难得的几片肉，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荤菜了，我和哥哥忍不住把青菜里的肉片快要挑光了。父亲回来看到母亲坐在一边，我们却在狼吞虎咽。父亲的脸色陡然变了，很生气，坐在那儿，也不说话，饭也不吃。等妈妈把饭吃完了，父亲才对我们说：我们订一条家规，你妈妈看不见，以后吃饭，要给你妈妈先添饭，让她先吃，我们再吃。当时，我和哥哥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条规矩，但慢慢长大后，我们就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了，每次吃饭都是给母亲先盛上饭，随后才是我和哥哥，最后才轮到父亲。
现在我理解了当时父亲的心情。父亲很爱我们，一心为着我们好，希望我们吃得好、穿得好，贫困却让他无力满足我们的需要，他心里很难受，但他的盲妻，我们的母亲，特别需要有人照顾，他担心如果他先母亲离开我们，我们丢下母亲不管，这又病又瞎的人怎么活下去呢？如果父亲在天有灵，我要告诉他，就是我再苦再累也不会舍得丢下我的母亲。
村里的人，如果嫌弃侮辱母亲，父亲会恼羞成怒地跟人急。我上学后，有人说我母亲是瞎子，我就决不放过他，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维护母亲，也是在维护我家的尊严。
严词家训
刘芳艳还给我们讲了同哥哥一起遭到父亲严厉训斥的一件事：
父亲最不放心的是母亲在家“烧锅”（当地把烧饭叫烧锅），一是怕母亲被火烧伤，二是怕母亲看不见容易失火。但父亲在地里忙，母亲就在家练出了一手“烧锅”的绝活。她是用嗅觉、听觉、触觉，去反复熟悉东西的位置，比如她在灶台边，就知道贮水的水缸在离灶台三步远的地方，油盐酱醋摆放的位置，她一伸手，保准不会抓错，擀面皮、炒菜、添柴火，每样都能做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尽管这样，但时常还是发生一些意外。
一次，母亲烧锅时，灶堂里的火星溅出来，烧着了灶旁的一只破箩筐，箩筐是用来装杂物的，修修补补已经不像样了，可母亲竟像护宝似的，用双手去扑打火苗。此时，我和哥哥正在外面同小朋友们一起玩。父亲回来后，看到母亲的双手被火烧得不成样子，脸上烧得起了小水疱，头发也烧焦了许多。父亲心疼地把母亲抱进房里，找出一些土药给母亲敷上。随后他把我们兄妹俩叫到母亲的床前，发狠地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你们只晓得玩，不晓得照顾妈妈，下次妈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决饶不了你们！
这一次，我最深地意识到，我的盲眼妈妈是多么需要人细心的照料啊！可是我却一直还在享受着妈妈艰难的服侍，不由得泪流满面。
在刘芳艳父亲生前留下的记事本上，在刘芳艳哥哥的日记本上，在刘芳艳自己的日记本上，扉页上都认认真真写有这样四句话：“先祖树德，共事以重；父母生养，恩深如海。”据刘芳艳说，这是他们家祖传下来的家训，父亲要求兄妹俩牢牢记住。
以手当箸
我们第一次采访刘芳艳时，刚刚落座，就忍不住感慨地说：“你千里迢迢带着母亲来求学，真不容易啊！”没想到一句话，已让她泣不成声。
她激动地说：“你们能够想到吗？我妈妈把我们兄妹养育长大有多么不容易，她是用手指把我们喂大的呀！我会永远牵着妈妈的手不放下，我走到哪里，就把妈妈带到哪里。”说着，她把一直握着的母亲的手举起来给我们看。在我们采访的三个多小时里，刘芳艳一直握着、摩挲着母亲的手，没有放松过。
小芳艳断奶后可以吃饭菜了，但母亲用筷子或者汤匙总是喂不进她嘴里去，不是把饭菜弄洒了，就是喂到她的鼻子或眼睛上，还常常烫着她。怎么办？母亲只好把双手反复洗净，用手指当筷子，一口一口地喂她。夏天饭菜凉一点不要紧，冬天母亲又怕饭菜冷了凉着孩子，就趁热喂她，母亲的手指常常被烫得发红。
小芳艳稍大些，自己会用筷子了，但她有时不肯吃饭，当然不是像城里孩子吃腻了各种零食和营养品的那种厌食，而是她不愿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为了不让她饿肚子，妈妈只好又用洗净的手指强迫性地一口一口喂她吃。直到她懂事，会听话了，妈妈才没有再喂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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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针线包
我们作为地方报纸的记者，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对我们的采访给予了特别关照，允许我们随时与刘芳艳接触，全方位地了解她的生活、学习情况。与母女俩熟悉了，刘芳艳的母亲一听到我们的咳嗽和脚步声，就知道是我们来了。
在谈话中，她不时地插话，但她讲的都是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全靠芳艳给我们讲解。
刘芳艳的母亲感叹：盲人命苦，做盲人的女儿命更苦。
从她的感叹中，我们体会出她对女儿的深深歉疚之情。一是自己看不见，不能像正常母亲那样照顾呵护女儿；二是自己眼瞎，给女儿凭添了一份自卑感和悲情；三是增加了女儿的负担，拖累了女儿。她诅咒自己，为什么不随艳儿的父亲去了，一了百了！
尽管如此，这位仁慈善良的盲妈妈，尽量用她的方式去爱着自己的女儿。
在我们与芳艳交谈时，她会闲不住地在房间里做这做那，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她随身带的那个针线包。
针线包塞在她棉袄里层缝的一个口袋里，包里装的线是从编织袋上拆下来的，又分开成一根根细线，与缝纫机的线差不了多少。最让我们称奇的是，她穿针引线的利索，比眼尖的人还要快当。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她正在给芳艳缝补袜子上的一个洞，一针一线，细密匀称，一会儿就缝得妥妥帖帖。芳艳告诉我们：“平时妈妈只要发现我的衣服破了或是纽扣掉了，她总是会随手掏出这个针线包来替我及时缝补好。”穿上母亲一针一线缝补的衣服，芳艳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有道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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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棉袄
1992年深秋的一天，刘芳艳的父亲刘百义去赶集，他想到天渐渐冷了，而自己却从未给已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做过一件新棉袄时不免有些心酸，于是，他就扯了两米花棉布，给女儿做了一件棉袄，还用零头布顺便给她做了一个书包。
小芳艳放学回到家，看见了新棉袄和新书包，立刻扑进父亲的怀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会儿拿出书包，一会儿翻看棉袄，比过年还要兴奋。这种激动恐怕是寻常人家的孩子难以理解的，然而，对芳艳而言，是如获至宝！这是她长到八岁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棉袄。此前，她身上脚上穿的，全是亲戚乡邻接济的。
小小年纪的她拿定了一个主意：要在新书包上绣一朵花。夜晚，她把母亲的针线包找了出来，在煤油灯下，用红色的棉线在书包上绣了一朵鲜艳的小红花。一针一线，绣到夜深人静才绣完。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早早起床去上学了。这天，小芳艳连棉袄外面的外套也没穿，她要让同学们看看她的新棉袄。
现在已近22岁了，在刘芳艳的记忆中，也只穿过那件新棉袄。14岁那年，爸爸过世了，家里就像塌了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她就更不奢望买或做什么新棉袄了，连买一件普普通通的单衣服也不敢想。好在她个头小，同龄人穿着嫌小的衣服，她穿起来总还能凑合。即便是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