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过程，同样表明武皇后为巩固政权，对可能发生变故的重要人物，采取了坚决态度。李贤曾经密谋造她的反，对她早无母子之情，而李贤也认定她不是生身之母，对她极为仇恨。因此，在这非常时期，她认为李贤是个危险人物，可能被人利用来对付自己，所以只有牺牲他，以绝祸患，才密令丘神绩去逼其自杀的。不然，丘神绩是不敢擅杀李贤的，他虽然是被废太子，毕竟是李治之子，那要遭到杀身灭族的。不会只被贬放，而且很快又官复原职的。所以，丘神绩的举行，是受武皇后指使的。
与此同时，武后又把庐陵王李哲迁往湖北的房州（今湖北房县），几天后又迁到均州。如此迁来迁去，武皇后也在为政权的威胁和安全考虑。
睿宗李旦生于龙朔二年（第八子、武皇后的第四子，是李治武皇后的子女中最小的一个，被立为皇帝时也二十二岁了。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但是，他自幼年就养成爱读书、爱书法、爱文学的习惯，从来就没有王位、将军官衔放在心上，更不去想自己是一个王子，将来有可能做皇帝的事。正史为他论定为“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真是为他想得周到啊果然此计好用。这不，杀人狂武皇后就是被他的小儿子懵住了。守株待兔，最后皇位被他等个正着。
哎其实李旦并不怎么感谢通晓孙子兵法的先生们，也根本不懂你们为他出的那些鬼主意。李旦从降到人世间，血肉细胞里就没带着一颗政治的因子。是不是巴甫洛夫的算盘珠上出了毛病，还是哲学中的特殊论起了点作用，反正李旦没继承他**一粒喜好政治的生命因子中的文学、书法等艺术因子，他特别喜欢这些、所以，什么政治、计谋、阴谋、阳谋等等，通通和他绝缘；所以，再精细的史学家也没能记下他这么多年关于政治斗争方面的所想和所行。只能如刘昫那样，记下一点他读书、书法、训诂等所作所为来。就是说他“谦恭孝友”等，怕也难有儒家那“修身、齐家”等设计，只表示李旦一门心思弄他的书法和训诂，自然就地露出了“谦恭孝友”的形态来。绝没有政治家的那种谦恭，或是自然流露的谦恭风度；或者表面上的谦恭买好的阴谋。当然他更不存在自居易诗言中说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的恐惧和谦恭了，连边都沾不着。
被立为皇帝之前的简历是，乾封元年（666年）徙封豫王；总章二年（669年）徙封冀王，这时把初名旭字去掉，就叫李轮；上元二年（675年）徙封相王，拜右卫大将军；仪凤二年（677年）改名李旦，徙封豫王。
这么多年来唐宫廷发生的斗争，母亲历尽的各种风险，他不闻不问；后来又接连发生他的三个哥哥和母亲之间复杂关系，兄长们或死或废，或监国或称帝，她没见着他的任何动静，史书未留下他的只言片语。作为皇子，作为政治风浪之中的皇子，父母兄弟全家上阵，或斗人或自斗的血和火斗争中的皇子，他干什么去了？于是，有些人便替他去想。出于政治斗争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去想，一些人就认为他在用韬隐。看到了母亲的阴毒，嗅到了哥哥被母亲杀死的血腥，只好学刘备种菜骗曹阿蛮了。
＇奉献＇
………【第四百二十二章。勿看】………
第四百二十二章。勿看
然而，造化弄人。突然有一天，就是他的三哥被拉下龙椅的第二天，有人请他去当大唐皇帝。此时他是怎么个形状，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史家也无一字留记，所以也不好妄自忘记述。估计他是任人摆布：穿上龙袍、扶上龙辇，前引后拥地进入金鸾殿，再扶上那个无比宽大、坐上去极不舒服、而许多人又想做的那个龙椅，由很多官们拜下去山呼万岁，由宫中礼仪司长宣布他从此就是大唐天子了。总之，犹如唱大戏那般形式，李旦就像个活道具，被人家搬弄着，坐到大唐皇帝的龙椅上了。
但是，当他坐到这个位子上后才知道问题颇严重，不像他每天读书写字那么轻松了。这时候或许他想到过他的三个哥哥，想到他们与母后之间的关系，都弄出个悲惨的结局来，他才意识轾做那个在椅子上的危险。由于他的本能和无能，才选择了一个求生的方式，他可以做天子，但这天子一定要徒有虚名。他知道要平安无事，就不能参与朝中的任何事情，从根本上说，他也无能力处理朝中的任何事情，他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因为压根就没有想过那档子的麻烦事。
所有的历史都说，皇帝、皇后们和皇子们建立不起来平常百姓家的那种温馨的你子、母子感情来。武皇后同她的儿子们也是。如今，历史把她们母子推上政治舞台了，一个是不称职也不情愿做的皇帝，一个是形势迫得她再无后路的皇太后。她们被冷冰冰的政治隔离着。
武皇后突然很心疼这个神情木纳的小儿子，因为她看见了儿子脸上的泪水，也听到儿子怯懦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又唤起了她的记忆，唤起她对自己生下的幼小生命的记忆。于是，她不想为难李旦，他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于是，她轻轻地说：我知道你很为难，我也很为难。而且也很痛苦，我的身上背着很多罪名，在你的身上，恐怕仍要再背一个罪名。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的国家，为了黎民百姓，这些你可能不懂。但你一定要能理解我，理解你的母亲所做的一切，能原谅我。你的二哥和三哥都没能理解我，也没能原谅我。现在，你父亲去世了，你三个哥哥又都远离了我们，今天就只有咱娘俩，今后我也只有依靠你了。
李旦听了母亲的肺腑之言，看着母亲凄怆的哀情，突然升起了那种早已没有了的与生俱来的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他突然跪了下去，突然泪水滂沱。武皇后轻轻地抚摸着儿子，让自己的泪水任意流淌，这是母子间血肉情怀的表露。
李旦开始去寻找母亲的手，武皇后把手交给了李旦。李旦感到这双手是如此柔软，但又感到如此有力。他无比相信这双手，这是一双擎起山河的手、改变世界的手。但同时感到了羞愧，作为儿子，却不能为这双手分担，更不能让这双手只是用来抚摸自己。
李旦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从心底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一个二十好几的大男人，却不能担起做皇帝的担子，而却要让六十岁的母亲替自己去做，背着罪名替自己去做。但自己又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怨恨自己、讨厌自己都没有用，不行就是不行。那是做皇帝，不是临模王羲之的“一波三折”和“永字八法”那么等闲。
武皇后看着小儿子真挚的表情，突然想起了明崇俨关于李旦有天子之相的预言。李旦绝无天子之才，但他却有做人的真挚。真挚使人明智，人贵有自知之明。李旦有三个哥哥，做皇帝轮不到他，所以他就不寻思做皇帝的事，所以也就没有争皇帝做的野心。于是，他便切实地把握了自己的人生。李弘也没有天子之才，但他去不敢表白，最后硬是让皇帝的头衔压死了、压碎了。李显也无天子之才，但却狂妄自大，刚坐上龙椅就得意忘形了，张扬失态，他虚有太宗其表，最终身败名裂。
李旦怎么样？还是让史家说话吧。史称：“自则天初临朝及**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旧唐书》卷7，《睿宗纪》。＇前文已述，众多人把这段文字理解为睿宗行韬隐，才免遭武后之毒手。实际上为睿宗写纪的史家刘昫已在这段文字的前面表述过了，睿宗李旦只会书法、章句，没有学做皇帝的本领，根本没想做皇帝，后来皇帝的大帽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只能自觉自愿地同他**配合，自己做个傀儡，让她母亲去做皇帝的麻烦事。他落得清闲，仍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没有行韬晦，没有必要，她母亲没有要杀他。她比一个身无束鸡之力的人，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拳师，去威震武林什么的。一把比武刀也扛不动，拳手让位，就没有人再去杀他抢他的位子。还用得着行韬晦吗？
史学家们拿武皇后的四个儿子变着法子整她。武皇后的小儿子平安无事地直活到寿终正寝，人们又说是因为他恭俭退让，就将难免于祸。好像武皇后自己生下儿子，就留着长大后杀着过瘾的，非杀不可的一样。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甲子，武皇太后御武成殿。史书记载：洛阳宫有三个向南的正门，中曰应天门，左曰兴教门，右曰光政门。自光政门向里走，先过广运门，再过明福门。和明福门并列着的是东西的武成门，从武成门进去，一个大殿便是武成殿。这一天，皇帝率领王公以下的百官为武皇后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由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此由武皇后亲自临轩执政，而当今皇帝则居之别殿，不再过问朝政这事。问事地点在乾元殿后面的内朝宫宇紫宸殿，仍以浅紫色的帐慢隔着接见百官。据《唐六典》记载，洛阳宫里没有紫宸殿这个名字，也可能因武皇后因女性临朝，以紫色帐慢为帘，故有其名吧。那一年，武皇后是六十一岁。
武皇后临轩称制后，百官称贺，并争着言“符瑞”，即所谓“瑞禾”、“瑞鸟”、“瑞麟”、“瑞云”等一类吉兆，表示对皇太后的拥戴。嵩阳令樊文又献“瑞石”，武皇后让他把“瑞石”取来在朝堂上让百官观看。尚书左丞冯元常出班奏称：“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这个冯元常就是曾经劝告李治抑损武后的人，他敢于当着百官和临朝武后的面，指责这些祥瑞是谄谀欺骗，说明不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不满武皇后的执政，他向武皇后上奏樊文献假瑞石，实际是指责武皇后欺骗天下人。武皇后很不高兴，就把冯元常调出去做陇州（今陕甘一带）刺史。
为表示她的新政改制，把李治去世的这一年改过三个年号，即嗣圣、文明和光宅，分别代表着中宗继位、睿宗即位和太后临朝。自从武皇后入宫辅佐李治之后，唐廷改用过许多新年号，这都是武皇后的主意。高祖只用了一个武德年号、太宗只用了一贞观年号，而武皇后先后用过三十多个年号。每发生一件大事，她就改个年号来纪念，的确反映了武皇后的改革新思想，旧的传统观念难以约束她。
她亲自临轩执政后，就把大唐的旗帜易为金色，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改八品以下官员旧服青色为碧色。
她又一次大改官名，目的是“因时而立号”，“适事以标名”。从而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相；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依次改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改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加一个右肃政台。其余的省、寺、监、率名称，都按各部门的职权令改名称，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史书对武皇后的改制成见很深，认为标新立易，乱改一通。而武皇后举例解释说：“御史是分管官吏风气的官职，要起到整肃吏治的作用。现在国土之大，州县官员之多，很难整治。现在把御史台改为肃政御史台，增设右肃政台，就是用以监督地方官的风纪。而旧御史台不变，专管京中的部门和军队的风纪。”＇《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这说明武皇后的改官员名为的“适事以标名”，而增设官为的是更好的做好国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对她有成见，就可以看以她改革的用心了。
武皇后代子临轩，改元光宅时曾写改元赦文，表示自己要励精图治的决心。其中有语曰：“以社稷之大任，属荒眇之微躬。钦奉遗言，载深悲惧。遂以兹菲德，开导嗣王。”“惟欲励精图治，克己化人。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宇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文中谨表示她身负先帝的遗言和社稷的大任，要用心教育皇嗣，要把重担子挑好，使社稷稳固，让百姓有好光景，以此报答先皇的顾眷和委托。只能看到她垂念先帝的慈心、教育好皇嗣的苦心、治好国家的雄心，而并不见她吞并社稷的野心和害国害民的祸心。
二十五迅速剿灭徐敬业们的叛乱
正当武皇后改元称制，除旧布新，准备为大唐江山的巩固与发展、为黎民百姓的安乐与幸福大干一场时，一场由唐朝勋旧大臣的后代发动的叛乱爆发。叛乱距废黜中宗李显、置新群于别殿、宣布临轩执政仅仅半年；距离易帜改元和改官名只有十十几天。对勋旧势力的可能叛变，武皇后是有预料和准备的，但她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得如此之快。
叛乱发生的原因，按传统史家的说法是“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因而为自保而发动。如司马光的记述：“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其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水从。”于是追尊五代祖考妣，皆为公、王和夫人。又在山西文水建五代祠堂，并任用诸武，才激起唐宗室和勋臣后代的叛乱。
这个原因并不成为叛乱的原因，这仍然是“顺口而言”，把西汉吕后任用“诸吕”的先例顺手加到了武皇后的头上。试问：如果武皇后任用的是“诸李”，把李姓宗室孩娃不留，一个个全用上，是否就没有人说话了呢？这是什么思想在作怪，还用再多说吗？当李世民、李治执政时不是把李家的祖宗八代全追封为“皇帝”吗？李氏兄弟子侄哪个不是王侯呢？史家们感到完全应该。何况，武皇后当时也都把李氏宗亲全安排到很高的位子上去了，高祖的五个儿子、太宗的两个儿子都安排在中央中枢的显要位子上了。中央的三省六部堂官现任宰相、首辅大臣全部是原来班子余下的老臣或新晋的多姓大臣。任用“诸武”是以后的事，是许多顽固大臣、李氏宗室叛她而去，才用上她的几个侄子为官，而朝中的主要官员仍是多姓，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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