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 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交了奏疏后,杨涟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之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也就过去了。
  事情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帝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走了是明朝的损失。但是,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洗刷名誉呢?天启帝有点儿犹豫了!
   。 想看书来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2)
魏忠贤这时候听到了消息,大喜:老天爷,我的亲爹,真是想什么你来什么啊!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帝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帝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帝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这是咱们中国的真理。
  天启帝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一面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帝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一,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得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帝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帝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帝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我明白,老马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惩罚的意思。
  天启帝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杨涟忠直,暂准病告。”——就算他请了病假吧,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示这是“摇惑视听”“背公植私”,要革去高弘图的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杨涟离职还乡——连时代楷模都被我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他来到席市街客氏宅内,与客氏两人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寒冬腊月响春雷!
  胜利的酒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模范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我翻遍资料,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就不提了。但刘一璟、韩獷、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起而阻拦?这甚为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若是这样,那就太愚腐了!
  固然,杨涟回原籍闲住,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战线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帝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帝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礼乐署副署长、副部级)。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升左副都御史。这是监察部的副部长,权力大得很。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3)
杨大胡子毕竟是有功之臣啊。
  可是,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他们在内廷的铁杆盟友王安!
  我以为,就杨涟的威望、杨涟的耿直来说,若他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帝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对此也会有所顾忌,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机会崛起。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帝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帝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皇帝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帝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了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4)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帝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有高见,认为此举是逼近三党做恶人,“教他们无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赵南星老先生的文笔很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是能让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种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明史》上说,邹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故所引荐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点,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年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决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又问其走哪人路。如其为那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杨大洪文集》)
  可叹,草民我见当今有的地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人事划线亦是壁垒森严。非我一派,即行打压,谁问你良莠贤愚?人人工作皆平庸,但论起人事关系来却如数家珍,聪明剔透之至!再听那七八品的小官员在台上侃侃而谈,满口大词,那才是“屁颂文章”满耳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1)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明朝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没有止。到这一年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我们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这一年的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獷、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他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非常闻名的事。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对传教士们则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帝就死了,然后泰昌帝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下。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