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馆外，围观百姓早已人山人海。堂前，香案已摆好，锦衣卫官员站立堂上，准备宣读诏旨和驾帖（逮捕令），校尉诸人手持械具，准备执行逮捕。
读旨毕，众校尉如狼似虎般扑上，将杨涟套上械具，拥入后堂。
围观百姓大哗，一拥而上！
校尉心慌，连忙叫关上大门，驱散闲人。但百姓继续鼓噪，仍不散去。
驿馆内，府县两级的官员，慌忙凑了些银两，打点锦衣卫官员与校尉，请求把杨大人的械具放宽松一点。
那锦衣卫的官兵骄悍惯了，众官凑起来的区区一点银子，他们不屑一顾，只说是魏公公有严令，谁也不敢徇私。府县官员无法，又叫杨涟的儿子赶快回家筹集。但杨家三个公子都是读书人，哪里有现成的大把银两在手？只好向亲戚告贷，凑得几百两。锦衣卫还嫌少，声称还是要“依法办事”。
在场的有几位乡绅富户，实在看不下去，纷纷解囊，这才让锦衣卫的狗官高抬了一下贵手。
从应山押解启程时，百姓又闻讯围了上来，险些暴动。锦衣卫狗官吓得脸色惨白，逼府县官员赶紧弹压，可是民意哪里是几句话就能制止得住的？
杨涟见事情至此，只有自己出头了，便向众乡亲说：“如我拒不进京，就是违抗圣旨，不仅我全家有死罪，还要连累府县大人和乡亲。所以请乡亲暂回，待我进京面圣！”
众人喧哗道：“如是圣旨，倒也罢了。这分明是魏阉矫诏害你，如何要去！”
杨涟答曰：“杨涟为官，上可对天地社稷，下可对黎民万姓，自信不犯王法，何惧面圣？若乡亲阻拦不能成行，岂不显得胆怯？各位不要误我！”
府县官员也在一旁劝说道：“杨公刚正，进京后必能剖白冤情，不日将归。若因拦阻误了行期，岂不加重了杨公的罪过，反不为美！”
众人闻言，才勉强让开一条通道。
前面，杨涟的老母、妻儿早在那里等候，见杨涟枷锁缠身，都一齐放声大哭！
杨老太哽咽几不能言，泣道：“自幼教导你成人，只望你为国尽忠，却不料你做了忠臣，却要我白发人送你入狱。如此，当初就不该让你读书！儿啊，为娘害了你呀……”说罢，当场哭晕。
杨涟任是铁汉一条，此时也忍不住热泪滂沱！
待要硬起心肠上路时，三个儿子又苦苦牵衣不放，号啕不止，都要随父进京。
杨涟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汝辈在家恐尚且不免，岂能随我去送死？”他随即向众人深鞠一躬，昂然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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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6）
壮士赴阙日，生离死别时。
百姓号泣之声，顿时震天动地！
那几个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校，在此气氛中也为之动容，早收起了虎狼之态，并且不等百姓再请，就主动把杨涟的械具又松了一松。
北上的一路，杨涟见到处处有百姓扶老携幼，为他设香祈祷，不禁热泪盈眶：“天下至公者，民心也！”
再说左光斗。缇骑到了他的老家桐城，他得知消息后，神色坦然，只是悄悄对他的子弟叹道：“父母老矣，如何道别！”
妻儿知道大难临头，都环绕在他身边哭泣，他似无所见，只是叮嘱平时跟随他学习的子弟，要以读书为善。
左光斗为人慷慨大度，乐善好施。本城的贫苦百姓，多有赖他接济才得以存活的。当地百姓奉其为父母。
弱势群体也不是永远弱势。一听说缇骑要逮左大人，立时群情耸动，举邑若狂！市民在四个城门插上旗帜，相约要到京城去上告。还有数千“暴民”闻风而动，祭祀神灵之后，围住了押解队伍，攘臂要痛打缇骑。
左大人极力劝阻道：“如此徒然给逆党提供口实，非但不能救我，反连累诸位同死，何益！”说罢自上槛车而去。
从桐城到庐州（今合肥市）一路上，父老攀附马首号哭，声震原野。众人焚香求天，一路相送，直至黄河方回，连缇骑也为之感动下泪（见《颂天胪笔》等）！
魏大中被逮时的情景，亦同样是感天动地。四月初，汪文言被逮的消息传至浙江嘉善，正在家中的魏大中即知自不可免，便暗中做好准备，于四月十一为次子学濂完婚。十天后，缇骑到达郡中，魏大中才叫出家人，讲明了原委，叮嘱家人不必悲伤。
四月二十四，缇骑来到乡里，将魏大中叫出，宣旨后逮捕。这一拨锦衣卫狗官也想趁人之危，敲诈一笔钱。他们以防自杀为名，把大中双手各套上一个竹筒，使其百事不能自理。大中家人苦苦哀求，均不允。大中之子学洢、学濂只得当尽家产，送了他们银两，才得勉强去掉竹筒。
魏大中考上进士以前，是在乡间做塾师，其道德学问无人不晓。百姓听说消息，都纷纷赶来送行，又募集银两给大中作为路途之资。
北上路过苏州时，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正巧愤于权阉当道，在家休假。他不顾众人劝阻，特地来到押解舟中，与魏大中相会。
虎狼当道，怕事者避之唯恐不及，但却有周顺昌这样的好汉，敢向刀丛而行。他与魏大中见面后，相扶而哭，并把大中接到家中，款待三天，同卧同起。其间，周顺昌激励魏大中说：“大丈夫视死如归，幸勿为儿女牵怀，使千秋之下，知有继杨继盛而起，乃魏某人，亦不负读书一场！”（《明季北略》）
押解官员多次催促启程，周顺昌怒道：“你等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去请告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明史》）
说完此话，他攘臂叫着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魏大中向他嘱托家中之事，他一口应承。大中最不放心的是孙子在今后的安危，周顺昌立即答应，把女儿许配给大中之孙。
临行时，周顺昌对魏大中道：“联姻之语，小弟决不食言。周顺昌是个好男子，老先生请自放心！”（《明季北略》）
孤帆远去，满目的春色何其惨然。
唯人间正气，不随残花凋零。
正所谓，壮士一诺，泰山亦轻！丑类虽狂，奈何赤心！
此次壮别，缇骑回京后，当然一五一十汇报给了魏忠贤。这事也成了周顺昌后来遭难的原因之一。
说来，这周顺昌与东林党并无关系，完全是为东林党人的忠义所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是，我居然见今世有的史家，指责他此举甚为不妥，说魏阉既然已诬陷你们结党，为何偏要跳出来授人以口实？
这真是，天理昭昭，奈何有人目盲？卑琐之心，怎度高洁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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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7）
冤狱将至，自是有忠贞之士慨然就戮，他们选择的就是“好死”。古今百代，退缩者苟活之愉快，正是壮士唾弃之腐鼠。
——唯有忠义，才是人心中不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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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案和蒙冤的名臣熊廷弼（1）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五、六月间，六君子陆续被逮到京。周朝瑞和袁化中最早被逮，五月初即入狱。顾大章于五月二十六被押到，魏大中六月十三押到。杨涟与左光斗最后到，至六月二十七才送进诏狱。
昔日同侪诸公，再见面时已在魍魉世界。六人相见，不胜感慨。
这六人，除了魏大中之外，其余五人均为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同年进士。昔日及第时，都是抱负不凡，自许终生要做个报效国家、治平天下的直臣。转眼却是乌纱除去，性命堪忧，生死就握在一个无赖手里，真是福祸难料！
他们也知道，自泰昌年间“红丸案”以来，他们同气相求，以正抗邪，得罪了一批小人，这才被权奸所疾恨。这样想来，也是所为光明磊落，无甚可悔。
六月二十七，杨涟和左光斗押到后，六人全体在狱中聚了一天，平安度过了审讯前的最后一日。
到六月二十八，魏阉的得力爪牙、锦衣卫指挥崔应元有令，对六君子开始严刑拷问。
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奉命主持用刑。六君子中的袁化中因平素多病，入京后受了湿气，一直僵卧不起。除他之外，其余五人同日开始了恶梦般的遭遇。
魔头许显纯是个武官，性极残暴，却又粗通文墨。为了向主子有个交代，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次，他早已把事先写好的假口供揣在怀里，招与不招，都是一样的。抓六君子入狱，圣旨上的罪名是“受贿”，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意思，已经安排好给各人“受贿数目”：杨涟为二万两、左光斗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按明朝惩贪的惯例，只要是承认了较为可信的贪污数目，并由家人凑齐了相当于赃款数的银两交上，就可以放人。这个追赃过程，叫做“追比”或者“比较”。
若六君子都是贪官，这一点儿钱，家里随便一搂也就齐了。可他们人人是两袖清风，如何有法子“退赃”！须知当日的一两银，可不是今日一元钱能比得上的，我们也就知道了这分量有多重。当然借款也可以还赃，但君子之交，也大都是君子，哪里有肥得流油的朋友可求助？且高压之下，人人畏避，即便是央告借款，也是万难！
六君子据理申辩，许显纯根本不听，只说这数目是汪文言所供。众人提出要与汪文言对质，许显纯冷笑道：“文言已论罪处死，诸位于地下再与他对质吧！”
死无对证，你们能怎么样？
汪文言是条汉子，他绝对不可能诬陷六人。这些“赃款”的数字，都是徐显纯编好后，写成供状，趁汪文言被酷刑折磨得人事不省，抓着汪文言的手指画了押，以此断成“铁案”，然后把汪杀死。
由于魏忠贤最恨杨涟、左光斗（自移宫案时就恨起），所以给他俩就编的比较多。同时，魏忠贤和徐大化又最恨顾大章（因几次跟他们对着干），结果给顾大章编得就最多，让他成了六君子中最“贪婪”的一个。
顾大章过去当过刑部主事，待下属相当仁义，如今入狱，狱卒见了都不忍，纷纷叩头掩泣。
恰在这几日，诏狱院内的土地庙前，有一株大树上长出一支黄芝，艳丽异常，观者皆以为奇。有狱卒认为这是吉兆，竟跑去向顾大章道贺，说没准儿不日就可释放。
顾大章却不以为然，叹道：“芝乃瑞草，今困于此，吾六人其不终乎！”（顾大章《狱中杂记》）他有预感，怕是今生也难走出这虎狼窝了！
那么，按照许显纯的说法，汪文言供出了六君子受贿，这几笔数额巨大的银子，又是谁向他们行的贿呢？
是熊廷弼。
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要讲清楚东林党的故事，这个人是无法绕开的。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来世代为农。他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常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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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案和蒙冤的名臣熊廷弼（2）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熊廷弼29岁，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当了官以后，他清正廉明，热心赈济灾民，从万历末年开始，两度任辽东经略。
可他现在却是个罪臣。因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初广宁失陷，他有责任，被问成死罪。眼下正关在监狱里，等候问斩。
统帅失地，被砍脑袋，似乎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熊廷弼这一案，本是个天大的冤案。熊大人和孙承宗一样，出身文臣却知兵，对辽东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其功劳和能力都不在孙承宗之下。之所以兵败，之所以被问罪，是因为他没有孙承宗那么幸运，他“上面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皇帝做靠山。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熊廷弼奉命巡按辽东，这是他第一次与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其时，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弃守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白送给了建州女真，还强逼边民6万户徙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为名，向朝廷邀赏。这么大个事，想瞒住所有的人当然不可能，有人很快就提出怀疑。
于是，万历帝授予熊廷弼巡按御史职（监察部特派员），派他去辽东察一察。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就是杀头也难抵其罪（万历帝对李成梁的信任，绝非一般，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
有了调明代边墙查，就有了发言权，他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制定了“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就是屯田，搞生产建设兵团。“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诸部来钳制努尔哈赤。
万历帝见他说得好，就干脆授权让他来主持屯田。
熊廷弼不仅有谋略，在实干上也很有一手。他先后主持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的七百余里边墙（关外长城）；还修建了新城7座、墩台100余座、粮仓17所。三年之内，积谷30万石。通过整顿军务，使边军实力大盛。
他的“合纵连横”也搞得很好，与女真叶赫部及蒙古各部关系都不错，使得努尔哈赤感到压力甚大，不得不退缩，以求和好。
努尔哈赤刚兴起的时候，明朝人大多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不抵江南一富家有实力。但熊廷弼一眼就看出：辽东将来的大敌，就是这个努尔哈赤。当时有人评说道，熊廷弼制定的遏制战略，后来如能全部实现，则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可惜，他后来与辽东巡抚（省长兼军区司令）杨镐意见不和，不久被召回，调往南直隶任督学。他一走，“辽东方略”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明朝之败亡，这是不为人所注意的一大关节。
由于他身上有武人作风，所以当了督学也是一副武夫作派。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弹劾，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