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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有了这个机会，心中暗喜：为王才人办膳，一样有油水可捞，而且伺候了皇孙的妈妈，跟皇长子、皇孙也就有认识的机会。这两个人，可都是大明未来几十年最伟大的人物。魏忠贤隐隐感觉到，攀爬的前景是越来越开阔了。所谓进身之阶，已在脚下。
他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进宫十多年，无所作为，头些年，穷得连老家的亲戚都接济不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侄女、外甥女被卖给京城大户人家做奴婢，能怎样？只能恨老天不开眼。
转到王才人这里后，他知道这位置来得不易，便格外勤勉。虽然王才人和皇孙朱由校母子正被人冷落着，但魏忠贤倒不计较“烧冷灶”。他伺候王才人伙食的同时，自然也顺带照料皇孙由校的生活。这个历史的偶然细节，日后，对晚明历史的走向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当时谁能想到呢！
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2）
魏忠贤对这母子俩忠心耿耿。难道他有预见？当然不可能。当时不要说皇孙，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尚迟迟不得确立，地位很不稳定。30多岁的人了，仍是在父亲和郑贵妃的冷眼下，活得战战兢兢。常洛身边的太监，大多觉得跟着他发达无望，都纷纷以各种借口离去。有几个没走的，也都对常洛不大热心。大冬天的，常洛上课，他们连火都不给生，反而一伙人躲在自己的屋里烤火。奴才之势利，可见一斑。
至于皇孙由校，用奴才们的话说：“陛下（万历）万岁，殿下（常洛）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由校）登基鸿恩，有河清耳！”等到黄河清了，才能沾上皇孙的光，这哪等得起？一般多遥远的事物，才能用得上“河清”来比喻呢？——大同世界！
可见近侍们的绝望。
魏忠贤却不，他干得挺有滋味。这原因，绝不可用“政治远见”来解释，当时有远见的太监，应该跑得越远越好，万一常洛真的被常询取代了，大家就都白干。我以为，原因还在于他的性格。《玉镜新谭》的作者朱长祚说他“言辞侫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但也说他“有胆气”，这归纳得大概是不错。魏忠贤性格中也有粗豪、仗义的一面。此时王才人母子地位可怜，他也就不免心生怜悯，伺候得越发周到。
闲来无事，魏忠贤还要哄着小皇孙，讲一点儿市井奇闻，品一段平民三国。魏忠贤年轻时穷得妻离子散，此时大约是把对那个可怜女儿的感情，移到了小皇孙身上。而皇孙由校这一面，由于李选侍存心不想让他成器，以便将来好控制，竟然不许他读书。父亲常洛因为时有身份危机，也顾不上关照。因此，皇家的人伦，可能还抵不上这平凡的主仆之情。
这一长一幼的主仆俩，内心肯定都有一种“移情”现象发生。关系给倒了过来，犹如一对父子。否则，后来文盲皇孙成了天启皇帝之后的一系列事情，就无法进行透彻的解释了。天启初年，权势一度很大的东林党人，曾经猛攻魏忠贤而无果，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一层关系。他们仅以“内臣不得干政”的祖制、以正义与礼法来发难，当然不能奏效。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核心，除了原则和赤裸裸的利益之外，还有人之常情在！
可是，正当魏忠贤把冷灶烧得正起劲的时候，这灶忽然倒了！李选侍长期压迫、甚至于毒打凌辱王才人。王才人郁结于心，想不开，死了。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宫里的大变化很快就要到了，可惜她没能等得到。
王才人被“殴毙”，李选侍如愿以偿。她自己生不了儿子，就鼓动常洛去跟万历皇帝说把由校交给她照看。小皇孙从此就被李选侍控制，这女人，已经想到了将来——先谋求当皇后、进而当皇太后，不控制住皇帝的接班人怎么能行？
万历皇帝的龙袍王才人一倒灶，魏忠贤没了着落，只能重回甲字库。但有了这一段经历，他受益匪浅，不仅熟悉了很有潜质的常洛父子，还搭上了强势人物李选侍的关系，经常为她办一些事。渐渐地，魏忠贤竟成了李选侍的亲信。这当然也符合“王八瞅绿豆”的规律，即是，恶主自然要挑选恶仆。
说话间，就来到了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进了七月，出大事了，万历皇帝驾崩。这个以懒和贪财闻名的皇帝，带着天下财物还远远没搜刮够的郁闷，见老祖宗去了。此后的一个月内，政局让人眼花缭乱。大明朝，走马灯似的换开了皇帝。
委屈了好多年、勉强才当上太子的常洛，终于熬到见了天日。可惜的是，他刚想在朝政上有一番作为，却中了老皇帝的###郑贵妃使的“美人计”，接受了她馈赠的8名美女（一说4名），昼夜加班“宠幸”。结果纵欲过度，上任刚满一个月，就伸了腿儿——死了。这就是福薄命薄的泰昌帝。
这下子，本来“河清无日”的小皇孙朱由校，眨眼之间就被推上前台，成了皇帝，是为天启帝。
紫禁城里，一个月死了两个皇帝，这已经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而从万历皇帝死前，到天启帝即位，宫内外各种势力又展开了连环恶斗，出现了一系列诡异的政治事件。先有“妖书案”、“巫蛊案”，后有震动朝野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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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3）
后面的这三个，就是晚明有名的“三大案”。要说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非有专章不可。因此大家不妨顺便看看本书的附录《惊心动魄的“三大案”》。其诡异万端、纠缠错结，即便几百年后，也还是让人惊异不止。
大明慢慢地走到末路上了，天下虽尚未乱，朝中先乱起来了。乱局中，就该有枭雄出世。可是这枭雄本人，此刻还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日后注定要搅乱大明朝的魏忠贤，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呢？泰昌帝即位后，外廷有刘一璟、韩獷这样的“正人”新入阁，内廷是老成持重的王安主持大局，朝政还算是清明，不容魏忠贤有更多的幻想余地。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再干上伙食长，与皇家的人走得近一些，权势大一些，多捞上一点儿，以免晚景凄凉。
泰昌帝的忠仆王安，顺理成章地升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他为人虽然低调，但在内廷显然已权倾一时。要想爬，就要拍好这个人。这点儿觉悟，对魏忠贤来说，不用教就会。魏忠贤此刻就专攻王安。王安常年操劳，体弱多病，魏忠贤就殷勤上门，给他送药、送好吃的。
经过多年历练，魏二爷的痞子恶习已经收敛了许多，懂得如何示人以“憨”。一般来说，官不打笑脸人。王安也是常人，脱不了这俗套，分不清这是真效忠还是假惺惺——不到下台他怎么能分得清。于是心一软，把魏忠贤调入东宫典膳局当了头头。
这是给未来的皇帝伺候伙食了，“专督御厨”，再不是当年的冷灶。上到了这个台阶，魏忠贤已经很懂得他应该怎么表现了。
如果他的技巧仅止于送东西、溜须拍马，那么无非也就是个低能的末流野心家。认真考究起来，他这一段的攀爬技巧，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
根据朱长祚给他做的总结，这一段，他的手段有三招：
一是狐假虎威。在我国古园林建筑设计上，有一个诀窍叫做“借景”，即园林本身不是很大，但可以借用附近大的背景，以延展其深邃阔大。在政治权术上，其实也有这一套。《玉镜新谭》说，“忠贤日随老内相（指王安）出入禁廷，而忠贤悬牙牌（出入证），衣锦，亦居然一内相也”。这就是政治上的借景——常跟领导在一起走，借领导之光，使自身显得比实际上要高大得多，给人一种该人正在蒸蒸日上、倍受宠信的印象。
二是不可小看群众舆论。魏忠贤为了将来攀得高些，这段时间“先以小忠小廉事人，为入门诡诀。人人咸得其欢心，亦咸为其笼络。”光是领导满意还不成，要人人都说好才稳妥。领导本来看到的只是你的笑脸，再听到群众呼声，就对你更是不疑。他这一手，确实强过一些眼睛只向上看的雏儿，雏儿们不知道，在吾乡吾土，一个刚起步的小爬虫，要是一开始就敢鄙视群众，那众口一致的唾沫也能把你淹死。
三是好处切不要自己捞尽。朱长祚说，魏忠贤掌了东宫御厨之后，“每啬于己而丰于人，毋论大小贵贱，虚衷结好。凡作一事，众悉颂之。”这是想上进的人起码要做到的克己礼让，也是争取群众的基本手法。常见有那急功近利的官迷，总想好处自己全部搂来，闹得人人暗里讪笑、咒骂，自己给自己设下无数陷阱，其实是太不懂辩证法了。
这三招，是爬升的基本功。魏忠贤进宫后为潮流所迫，也学了点儿文化。在内书堂跟着讲读官沈潅，学了不少道理。运用到实践中，倒也暗合官场三昧，比草民我亲见的三五个现代小爬虫高明多了。
据说泰昌帝在为太子时，就很欣赏魏忠贤这一套，命他随侍皇孙朱由校。魏忠贤受命后，不以皇孙年龄幼小而打马虎眼，而是“服劳善事，小心翼翼”。正因如此，由校对他“喜逾诸常侍”，这才有了一段史上罕见的“父子情”。
泰昌帝暴死后，昔日的小皇孙骤登大位。按说，魏忠贤的好运就该来了。他没文化，当不了秉笔太监，但做一名其他监、司、局的首脑，总还是可以吧。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能当个尚膳司的掌印太监，也许是他此时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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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4）
但实际上，这一变局，对魏忠贤却有极大的不利。原因是，他千思万虑向上爬，却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移宫案”中的幕后高参（1）
在前面提到的“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红丸案”发生时，魏忠贤还是个微末角色，当时在舞台中心的，是沈一贯、叶向高、方从哲这样的当朝首辅。大人物多的是，排一百名下来，也轮不到他。
但是三大案的最后一案“移宫案”爆发时，原东宫膳食官魏忠贤的名字（当时还叫李进忠），就开始出现在有关史籍上了。虽然仍是小角色，但在本案中的作用一度甚大。
移宫案的主角是李选侍。在泰昌帝死后，为了给自己争权、争名分，她几乎是独自一人与廷臣展开了储君争夺战。这一案的核心，就是李选侍以手中的朱由校为筹码，不肯搬出皇帝住的乾清宫，“偃然以母后自处”（《莲编》），试图以此达到实际上的垂帘听政。
她这么干，显然超越礼法，大明没有这个先例。前朝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后果有时很难预料。廷臣怎么能容忍？于是就纷纷拿了礼法这面旗帜去反对。当然，今天不乏有新一代史家认为这“姑娘”也颇值得同情。因为她不这么干，就有可能被打入冷宫，永远离开权力中心，无异于僵尸。一个只当了一个月皇帝老婆的女人，就要从无限风光堕入长沟冷月之中，其情可悯。争一争好处，也不为怪。
当时廷臣方面，有刘一璟、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等一干死硬的卫道者，勇与谋兼而有之，再加上内廷有王安与之呼应，势力甚为了得。
李选侍当时虽然把储君由校抓在手，可是面临的压力之大，几乎不是她一个妇人能承受的。她除了内廷有几个太监可供驱策之外，无人可给予支持。在几次争夺中，她又只顾耍蛮，屡屡失误，错失了不少良机，看起来好像气势很壮，实际上内心大概惶恐得很。
魏忠贤就是在此时，成为李选侍的重要智囊的。他不仅受命出面奔走，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为选侍指点迷津。他出的招，往往非常老辣，曾在不利之中为李选侍扳回了几分。
魏忠贤为何要支持李选侍呢？这个问题，不应绕开不谈。泰昌帝生前，李选侍有所依恃，既权势显赫，政治发展空间也很大。那个时候甘愿为她奔走，可说是利益驱动。可是现在情况已经逆转，新皇帝就要即位，李选侍既不是储君的生母，又不是储君的嫡母（常洛的太子妃早已死了），等于什么名分也没有。仅仅想以先帝###的身份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继续发威，可能性非常小。
她身边的一伙内侍，受她的指使，拼命阻拦廷臣抢回储君，大多是出于习惯。主子一时还没倒，权力幻觉仍在，再加上太监集团天然对外廷的敌视，大伙还想不到那么多，都在死力捍卫李选侍。
可是魏忠贤不同，他是能够看清大局的，知道外廷不好对付，也知道李选侍是在做困兽之斗。他之所以不退缩，又是他性格中的“胆气”使然——看到一个女人可怜而出手相助。
这是一个性格相当复杂的人物。当然，也不能说他很有原则，比如，他忠心耿耿伺候了王才人多时，王才人无端被李选侍殴毙，他似乎并无义愤，转而投入李选侍名下。对比之下，王安就很不同。王安正是因为此事，而对李选侍恨之入骨，遂支持廷臣坚决阻遏李选侍的图谋。
可是他有时又能流露出若干同情心，很难用利益去解释。过去他对小皇孙、对王才人，现在他对焦头烂额的李选侍，都是如此。史家在评价他的时候，一般都强调他勾结某人、进窥中枢，而对他同情弱者这一面，因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所以往往不提。
下面，我们就来看他在移宫案中出现的几次镜头。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凌晨，泰昌帝崩。李选侍揽权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通政使司（皇帝秘书处）将每日奏章先交她阅过，再交嗣君看，这实际已经是在垂帘听政了。这个要求，就是让魏忠贤出来传的话（许熙重《宪章外史汇编》）。此后尽管由校很快就被廷臣们抢走了，但这个程序却一直被执行着，直到李选侍被迫搬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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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宫案”中的幕后高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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