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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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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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忠贤有了这个机会,心中暗喜:为王才人办膳,一样有油水可捞,而且伺候了皇孙的妈妈,跟皇长子、皇孙也就有认识的机会。这两个人,可都是大明未来几十年最伟大的人物。魏忠贤隐隐感觉到,攀爬的前景是越来越开阔了。所谓进身之阶,已在脚下。
  他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进宫十多年,无所作为,头些年,穷得连老家的亲戚都接济不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侄女、外甥女被卖给京城大户人家做奴婢,能怎样?只能恨老天不开眼。
  转到王才人这里后,他知道这位置来得不易,便格外勤勉。虽然王才人和皇孙朱由校母子正被人冷落着,但魏忠贤倒不计较“烧冷灶”。他伺候王才人伙食的同时,自然也顺带照料皇孙由校的生活。这个历史的偶然细节,日后,对晚明历史的走向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当时谁能想到呢!
  

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2)
魏忠贤对这母子俩忠心耿耿。难道他有预见?当然不可能。当时不要说皇孙,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尚迟迟不得确立,地位很不稳定。30多岁的人了,仍是在父亲和郑贵妃的冷眼下,活得战战兢兢。常洛身边的太监,大多觉得跟着他发达无望,都纷纷以各种借口离去。有几个没走的,也都对常洛不大热心。大冬天的,常洛上课,他们连火都不给生,反而一伙人躲在自己的屋里烤火。奴才之势利,可见一斑。
  至于皇孙由校,用奴才们的话说:“陛下(万历)万岁,殿下(常洛)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由校)登基鸿恩,有河清耳!”等到黄河清了,才能沾上皇孙的光,这哪等得起?一般多遥远的事物,才能用得上“河清”来比喻呢?——大同世界!
  可见近侍们的绝望。
  魏忠贤却不,他干得挺有滋味。这原因,绝不可用“政治远见”来解释,当时有远见的太监,应该跑得越远越好,万一常洛真的被常询取代了,大家就都白干。我以为,原因还在于他的性格。《玉镜新谭》的作者朱长祚说他“言辞侫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但也说他“有胆气”,这归纳得大概是不错。魏忠贤性格中也有粗豪、仗义的一面。此时王才人母子地位可怜,他也就不免心生怜悯,伺候得越发周到。
  闲来无事,魏忠贤还要哄着小皇孙,讲一点儿市井奇闻,品一段平民三国。魏忠贤年轻时穷得妻离子散,此时大约是把对那个可怜女儿的感情,移到了小皇孙身上。而皇孙由校这一面,由于李选侍存心不想让他成器,以便将来好控制,竟然不许他读书。父亲常洛因为时有身份危机,也顾不上关照。因此,皇家的人伦,可能还抵不上这平凡的主仆之情。
  这一长一幼的主仆俩,内心肯定都有一种“移情”现象发生。关系给倒了过来,犹如一对父子。否则,后来文盲皇孙成了天启皇帝之后的一系列事情,就无法进行透彻的解释了。天启初年,权势一度很大的东林党人,曾经猛攻魏忠贤而无果,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一层关系。他们仅以“内臣不得干政”的祖制、以正义与礼法来发难,当然不能奏效。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核心,除了原则和赤裸裸的利益之外,还有人之常情在!
  可是,正当魏忠贤把冷灶烧得正起劲的时候,这灶忽然倒了!李选侍长期压迫、甚至于毒打凌辱王才人。王才人郁结于心,想不开,死了。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宫里的大变化很快就要到了,可惜她没能等得到。
  王才人被“殴毙”,李选侍如愿以偿。她自己生不了儿子,就鼓动常洛去跟万历皇帝说把由校交给她照看。小皇孙从此就被李选侍控制,这女人,已经想到了将来——先谋求当皇后、进而当皇太后,不控制住皇帝的接班人怎么能行?
  万历皇帝的龙袍王才人一倒灶,魏忠贤没了着落,只能重回甲字库。但有了这一段经历,他受益匪浅,不仅熟悉了很有潜质的常洛父子,还搭上了强势人物李选侍的关系,经常为她办一些事。渐渐地,魏忠贤竟成了李选侍的亲信。这当然也符合“王八瞅绿豆”的规律,即是,恶主自然要挑选恶仆。
  说话间,就来到了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进了七月,出大事了,万历皇帝驾崩。这个以懒和贪财闻名的皇帝,带着天下财物还远远没搜刮够的郁闷,见老祖宗去了。此后的一个月内,政局让人眼花缭乱。大明朝,走马灯似的换开了皇帝。
  委屈了好多年、勉强才当上太子的常洛,终于熬到见了天日。可惜的是,他刚想在朝政上有一番作为,却中了老皇帝的###郑贵妃使的“美人计”,接受了她馈赠的8名美女(一说4名),昼夜加班“宠幸”。结果纵欲过度,上任刚满一个月,就伸了腿儿——死了。这就是福薄命薄的泰昌帝。
  这下子,本来“河清无日”的小皇孙朱由校,眨眼之间就被推上前台,成了皇帝,是为天启帝。
  紫禁城里,一个月死了两个皇帝,这已经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而从万历皇帝死前,到天启帝即位,宫内外各种势力又展开了连环恶斗,出现了一系列诡异的政治事件。先有“妖书案”、“巫蛊案”,后有震动朝野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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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3)
后面的这三个,就是晚明有名的“三大案”。要说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非有专章不可。因此大家不妨顺便看看本书的附录《惊心动魄的“三大案”》。其诡异万端、纠缠错结,即便几百年后,也还是让人惊异不止。
  大明慢慢地走到末路上了,天下虽尚未乱,朝中先乱起来了。乱局中,就该有枭雄出世。可是这枭雄本人,此刻还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日后注定要搅乱大明朝的魏忠贤,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呢?泰昌帝即位后,外廷有刘一璟、韩獷这样的“正人”新入阁,内廷是老成持重的王安主持大局,朝政还算是清明,不容魏忠贤有更多的幻想余地。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再干上伙食长,与皇家的人走得近一些,权势大一些,多捞上一点儿,以免晚景凄凉。
  泰昌帝的忠仆王安,顺理成章地升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他为人虽然低调,但在内廷显然已权倾一时。要想爬,就要拍好这个人。这点儿觉悟,对魏忠贤来说,不用教就会。魏忠贤此刻就专攻王安。王安常年操劳,体弱多病,魏忠贤就殷勤上门,给他送药、送好吃的。
  经过多年历练,魏二爷的痞子恶习已经收敛了许多,懂得如何示人以“憨”。一般来说,官不打笑脸人。王安也是常人,脱不了这俗套,分不清这是真效忠还是假惺惺——不到下台他怎么能分得清。于是心一软,把魏忠贤调入东宫典膳局当了头头。
  这是给未来的皇帝伺候伙食了,“专督御厨”,再不是当年的冷灶。上到了这个台阶,魏忠贤已经很懂得他应该怎么表现了。
  如果他的技巧仅止于送东西、溜须拍马,那么无非也就是个低能的末流野心家。认真考究起来,他这一段的攀爬技巧,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
  根据朱长祚给他做的总结,这一段,他的手段有三招:
  一是狐假虎威。在我国古园林建筑设计上,有一个诀窍叫做“借景”,即园林本身不是很大,但可以借用附近大的背景,以延展其深邃阔大。在政治权术上,其实也有这一套。《玉镜新谭》说,“忠贤日随老内相(指王安)出入禁廷,而忠贤悬牙牌(出入证),衣锦,亦居然一内相也”。这就是政治上的借景——常跟领导在一起走,借领导之光,使自身显得比实际上要高大得多,给人一种该人正在蒸蒸日上、倍受宠信的印象。
  二是不可小看群众舆论。魏忠贤为了将来攀得高些,这段时间“先以小忠小廉事人,为入门诡诀。人人咸得其欢心,亦咸为其笼络。”光是领导满意还不成,要人人都说好才稳妥。领导本来看到的只是你的笑脸,再听到群众呼声,就对你更是不疑。他这一手,确实强过一些眼睛只向上看的雏儿,雏儿们不知道,在吾乡吾土,一个刚起步的小爬虫,要是一开始就敢鄙视群众,那众口一致的唾沫也能把你淹死。
  三是好处切不要自己捞尽。朱长祚说,魏忠贤掌了东宫御厨之后,“每啬于己而丰于人,毋论大小贵贱,虚衷结好。凡作一事,众悉颂之。”这是想上进的人起码要做到的克己礼让,也是争取群众的基本手法。常见有那急功近利的官迷,总想好处自己全部搂来,闹得人人暗里讪笑、咒骂,自己给自己设下无数陷阱,其实是太不懂辩证法了。
  这三招,是爬升的基本功。魏忠贤进宫后为潮流所迫,也学了点儿文化。在内书堂跟着讲读官沈潅,学了不少道理。运用到实践中,倒也暗合官场三昧,比草民我亲见的三五个现代小爬虫高明多了。
  据说泰昌帝在为太子时,就很欣赏魏忠贤这一套,命他随侍皇孙朱由校。魏忠贤受命后,不以皇孙年龄幼小而打马虎眼,而是“服劳善事,小心翼翼”。正因如此,由校对他“喜逾诸常侍”,这才有了一段史上罕见的“父子情”。
  泰昌帝暴死后,昔日的小皇孙骤登大位。按说,魏忠贤的好运就该来了。他没文化,当不了秉笔太监,但做一名其他监、司、局的首脑,总还是可以吧。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能当个尚膳司的掌印太监,也许是他此时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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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4)
但实际上,这一变局,对魏忠贤却有极大的不利。原因是,他千思万虑向上爬,却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移宫案”中的幕后高参(1)
在前面提到的“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红丸案”发生时,魏忠贤还是个微末角色,当时在舞台中心的,是沈一贯、叶向高、方从哲这样的当朝首辅。大人物多的是,排一百名下来,也轮不到他。
  但是三大案的最后一案“移宫案”爆发时,原东宫膳食官魏忠贤的名字(当时还叫李进忠),就开始出现在有关史籍上了。虽然仍是小角色,但在本案中的作用一度甚大。
  移宫案的主角是李选侍。在泰昌帝死后,为了给自己争权、争名分,她几乎是独自一人与廷臣展开了储君争夺战。这一案的核心,就是李选侍以手中的朱由校为筹码,不肯搬出皇帝住的乾清宫,“偃然以母后自处”(《莲编》),试图以此达到实际上的垂帘听政。
  她这么干,显然超越礼法,大明没有这个先例。前朝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后果有时很难预料。廷臣怎么能容忍?于是就纷纷拿了礼法这面旗帜去反对。当然,今天不乏有新一代史家认为这“姑娘”也颇值得同情。因为她不这么干,就有可能被打入冷宫,永远离开权力中心,无异于僵尸。一个只当了一个月皇帝老婆的女人,就要从无限风光堕入长沟冷月之中,其情可悯。争一争好处,也不为怪。
  当时廷臣方面,有刘一璟、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等一干死硬的卫道者,勇与谋兼而有之,再加上内廷有王安与之呼应,势力甚为了得。
  李选侍当时虽然把储君由校抓在手,可是面临的压力之大,几乎不是她一个妇人能承受的。她除了内廷有几个太监可供驱策之外,无人可给予支持。在几次争夺中,她又只顾耍蛮,屡屡失误,错失了不少良机,看起来好像气势很壮,实际上内心大概惶恐得很。
  魏忠贤就是在此时,成为李选侍的重要智囊的。他不仅受命出面奔走,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为选侍指点迷津。他出的招,往往非常老辣,曾在不利之中为李选侍扳回了几分。
  魏忠贤为何要支持李选侍呢?这个问题,不应绕开不谈。泰昌帝生前,李选侍有所依恃,既权势显赫,政治发展空间也很大。那个时候甘愿为她奔走,可说是利益驱动。可是现在情况已经逆转,新皇帝就要即位,李选侍既不是储君的生母,又不是储君的嫡母(常洛的太子妃早已死了),等于什么名分也没有。仅仅想以先帝###的身份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继续发威,可能性非常小。
  她身边的一伙内侍,受她的指使,拼命阻拦廷臣抢回储君,大多是出于习惯。主子一时还没倒,权力幻觉仍在,再加上太监集团天然对外廷的敌视,大伙还想不到那么多,都在死力捍卫李选侍。
  可是魏忠贤不同,他是能够看清大局的,知道外廷不好对付,也知道李选侍是在做困兽之斗。他之所以不退缩,又是他性格中的“胆气”使然——看到一个女人可怜而出手相助。
  这是一个性格相当复杂的人物。当然,也不能说他很有原则,比如,他忠心耿耿伺候了王才人多时,王才人无端被李选侍殴毙,他似乎并无义愤,转而投入李选侍名下。对比之下,王安就很不同。王安正是因为此事,而对李选侍恨之入骨,遂支持廷臣坚决阻遏李选侍的图谋。
  可是他有时又能流露出若干同情心,很难用利益去解释。过去他对小皇孙、对王才人,现在他对焦头烂额的李选侍,都是如此。史家在评价他的时候,一般都强调他勾结某人、进窥中枢,而对他同情弱者这一面,因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所以往往不提。
  下面,我们就来看他在移宫案中出现的几次镜头。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凌晨,泰昌帝崩。李选侍揽权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通政使司(皇帝秘书处)将每日奏章先交她阅过,再交嗣君看,这实际已经是在垂帘听政了。这个要求,就是让魏忠贤出来传的话(许熙重《宪章外史汇编》)。此后尽管由校很快就被廷臣们抢走了,但这个程序却一直被执行着,直到李选侍被迫搬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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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宫案”中的幕后高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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