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呢？
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朝廷没有通过，根本没有付诸实施，那可以说是失败了。或者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引起了内忧外患，例如农民起事或者外敌入侵，造成天下大乱，推行不下去了，那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1069年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力主持变法，新法次第推行，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停用新法为止，十余年中变法工作并未中断，也未造成天下大乱。在这十余年变法期间，如果做出了一些成绩，也不论成绩大小，都不能作出完全失败的结论。
变法的目的，朝野上下人人皆知，那就是“富国强兵”。按照这个目的来衡量，变法并未“失败”。
先说“富国”。变法之初，年年入不敷出。连祭天大典中赐给文武百官的银帛都拿不出来；变法之后，年年都有结余，到高太后停用新法后，国库里积存的银两达到5000万两以上，成为整个北宋时期财政上最宽裕的年代。实行新法的结果，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和历史上相比，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财政收入猛增。当然，在实行新法所增加的财富中，必然有一部分是与民争利，是残酷地盘剥老百姓而来，这正是司马光所反对的。但是，就短期内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说，新法至少是部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再说“强兵”。北宋开国以来，宋太祖赵匡胤用兵谨慎，既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打过败仗。宋太宗以外行带兵，两次冒险伐辽，两次全军覆没。“积弱”从此开始。以后宋军对外作战，几乎每战必败，连对小小的西夏，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新法实行以后，裁汰冗兵，于各地置将训练禁军，显然有了效果。和西夏的几次恶战，已经有胜有败。特别是1073年，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建立熙河一路，杀敌数千，招抚少数民族30余万，辟地2000里，这在北宋军事史上是一次难得的胜利。“积弱”的形势已经改观。
既然在“富国”、“强兵”两个方面都已见效，我们怎么能说变法失败！只能说，在那一段变法时期，宋廷在政策上颇有失误。当时，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全都赞成变法，只不过在时间上有缓进与急进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与民争利诸法的区别。神宗如果能够耐心一点，在双方之间尽力协调，变法的步子宁肯慢一点，要求更稳一点，矛盾就不致激化。可他少年气盛，操之过急。凡对新法有不同意见者，一概贬官外调，结果激化了矛盾，形成新旧两党，造成内争。以后神宗英年早逝，一年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领袖人物同一年去世，形势急转直下，新法由宋廷自己宣布废止。
在朝廷方面，神宗去世以后，哲宗赵煦继位，时年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立即任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次年，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还向朝廷建议“介甫（王安石）无他，但执拗耳”，希望朝廷赠恤之典从厚。5个月以后，司马光在宰相任上病逝。这两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去世以后，社会上君子之风也就逐渐淡薄。在激烈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特别是###人物大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攻击政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高太后听政8年，于1093年病逝，哲宗亲政，立刻又贬斥旧党，尽用###。朝廷中的帝后介入党争，更使党争加剧。1100年，哲宗赵煦以25岁的青年病逝，由向太后（神宗之后）做主，立哲宗之弟神宗之子赵佶为帝，这就是出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
这个赵佶是神宗的第11子，生母姓陈，因是庶出，本无继位的资格。可他从小就很狡猾，为了争取做皇帝的机会，他特别孝顺嫡母向太后，每天都去请安，以博得向太后的好感，最后真的如愿以偿。###出身的宰相章惇自己的名声不好，但他颇有知人之明，一眼就看出赵佶言行轻佻，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但是向太后坚持己见，一些大臣附和，章惇争不过他们，赵佶终于继位。赵佶继位后，立即对章惇进行报复打击，1100年后，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长沙），次年，更贬为雷州司户，章惇终于贬死南方。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7）
章惇说赵佶轻佻，只不过是轻描淡写，说中了赵佶性格中的部分弱点而已。其实赵佶的问题还很多，他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也和隋炀帝杨广相差无几，要做起祸国殃民的事来，并不下于杨广。攻击王安石的人曾经说过，王安石的新法足以败乱天下。事实上，王安石自1069年起推行新法，到赵佶登位的1100年为止，已经31年了，在这期间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事，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天下并未大乱。从1100年赵佶登位到1127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国，不过27年，赵佶就闯下了两件大祸，造成天下大乱。对内，他大办花石纲，逼得东南各地民不聊生，民变蜂起，一手造成了方腊起事，他所重用的高俅等人为非作歹，把千千万万善良的林冲们逼上梁山。对外，他自作聪明，联金伐辽，竟然完全丢掉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不守信用，不讲道义，见利忘义，出卖朋友，在两三年中，反反复复惹火了金国，最后招来金兵南下，血洗东京，让千千万万军民肝脑涂地，他的一家人，包括赵氏皇族子孙，也都赔在里面。
赵佶和杨广这两个历史人物极为相似。第一，他们都是花花公子，他们从前人手里接下来的都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帝国。到了他们手里，大胆妄为，拼命折腾，转眼之间就把一个大帝国折腾得土崩瓦解，他们这种瞎折腾的本领真是一流的。第二，他们都有不低的文化素养，看起来潇洒风流，和那些穷凶极恶的军阀，杀人放火的混世魔王相比，表面上大不相同。但是他们任性妄为，做尽了残害老百姓的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就在他们“潇洒走一回”的时候，千千万万老百姓被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崩溃，民族衰亡。他们作为决策者，作为亡国之君，罪责难逃。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所造成的灾难负责，我们切不可因为他们风流潇洒的外表而给予半点同情。
经过这样一比较，历史事实清清楚楚，王安石变法既有成绩，也有过错，但是并未造成天下大乱。
当时造成内忧外患，造成天下大乱的，正是这位花花公子皇帝，宋徽宗赵佶！
我们就事论事，只能作此结论。如果把问题考虑得再深一层，就不得不承认，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考虑问题，的确比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周密得多。在王安石正要重用吕惠卿的时候，司马光立刻提醒他，吕惠卿不可相信。对靠新法起家的章惇、蔡京，亦复如此。王安石所考虑的，主要是新法的好处，是如何推行新法以富国强兵。司马光所考虑的，主要不是新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推行得了的问题，新法虽好，如果用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去推行，就不免与民争利，即或财政收支状况一时好转，但是让老百姓受了伤害，就会留下后遗症，造成隐忧。那些小人一旦得势，就会盘踞高位，满足私欲，不肯轻易退下来，必然会闯大祸。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开始，司马光就看出了这种危险倾向；蔡京等6贼把持朝政，造成内忧外患的事，也早在司马光的忧虑之中。
王安石是出名的“拗相公”，是个不肯认错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个君子，他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蔡京等人打着新法的招牌闹得国破家亡的话，大概也会引咎自责的吧！
党争的牺牲品——苏东坡
苏东坡名苏轼，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了三家。他从小聪明绝顶，弱冠即有文名。22岁应考时，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推荐给皇帝。宋仁宗初读苏轼及其弟苏辙两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苏轼如此高才，名声又如此之大，先后惊动了两位皇帝，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处于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略无顾忌，想说就说，当做就做，心胸坦荡，以诚待人。他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他作文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嘻笑怒骂，出乎真情。对人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东坡事类》一书中说：苏东坡对什么人都愿意交往，曾经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头叫化子。他的弟弟苏辙劝他择人而交，他说从我看来，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请看这是何等乐观，何等真诚！他在抒怀言志的时候，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认为帮助皇帝把国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话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别人说他吹牛，也不担心别人对他忌刻。他认为天下无坏人，对人从不设防，因此遇到飞来横祸的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以后他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从文学创作中自寻乐趣，写出许多发自真情、横绝千古的诗文。他到死都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这一场变法运动。按照俗人的说法，他的受打击是自找的。当时虽有###旧党之争，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
，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如果他肯这样做，他就不是苏东坡了。他当时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气地指责。###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8）
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问题就是1079年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台处理的诗案），也就是###中的一些小人在苏东坡所写的诗句中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他“攻击朝政”。
对于在别人的文字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一套手法，我们都见识过，并不觉得生疏。原来抓辫子这门技术还是宋代###中的小人发明的。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而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毛病来，绝不甘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不耐烦了，就反驳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对诬陷的一种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入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无法定罪。
乌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就是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佑，让苏轼早日脱离灾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100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了100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当时不过40多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招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中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