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哪有人家老佛爷那两下子啊，事已至此，袁大总理你看着办吧。于是，袁世凯成为了*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他坚决不来南京履新，而最终定都在他的大本营——北京。
没有哪个朝代更替如大清王朝这般摧枯拉朽，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封建王朝，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可推翻了帝制就等于推翻了专制了吗？改了国名就等于走向共和了吗？
第十三章 朝气蓬勃的混乱年代
面对突如其来又混乱不堪的革命形势，手握重兵却选择了单方面停火并最终促成南北议和，以不流血方式迫使清帝退位，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将国家从内战拉回到和平之中，黎民苍生最该感谢的是袁世凯。可接下来面对各种棘手问题，摆在了刚刚诞生的*面前，摆在了刚刚上任的临时大总统面前。
首先，是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问题。清朝的垮台不是某一家或某几家起义军攻城略地，一城一隘的夺过来的，而是遍地开花，各自独立最终架空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各怀心腹事，但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有效的协商，在民国政府和平取代清帝国政府之后，虽然有人提出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利等主张，但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上却未见差异，唯独两个地方与众不同，就是西藏和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清朝版图，但清廷已灭，我们没有义务和责任成为你*的一员。
革命党起事之时，打出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我前面讲过，这么提是有道理的，而且有利于革命鼓动的，但在夺取政权后，这个口号就难免会让其他少数民族感觉不安，而各地的纷纷独立，又使得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们看到了自立门户的希望。所以在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做了如下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于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孙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夺取政权了，咱们五个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你们那个独立，和我们这些省的独立是一样的，现在你们也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管辖。
孙中山发表了这个宣言后不久，袁世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没有说什么“某某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之类没用的套话，自古？自古到什么时候啊？你自古到元朝，人家还自古到唐朝呢？再说自古是你的领土的地方多了，你都要吗？其实，自古以来分分合合本是历史常态，你强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你弱，对不起，这地方是就人家的，这个世界从来是靠实力说话的，强大如狮子，它在那地方曾经撒过泡尿，就说这地方属于它了，也没见有人跟它争。所以，民国政府没说自古只说现在：你是清朝的领土，而我是清政权的合法继承者，有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注12】为证，所以你就是我*的领土。你如果听话，咱们好说好商量，如果不听我就打你。
期间虽有曲折，但因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虽有英俄两强的无理干涉，最终还是保证了西藏蒙古未因清帝退位而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至于那个扯淡的麦克马洪线，不论是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还是之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如果本书能不受干扰的写到2008年，我会更深入的讲述少数*，现在先不赘述。
袁世凯执政的几年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第一个自来水厂，第一辆电车等等。
袁世凯执政时期，颁布修订实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注13】，为中国近代法制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和言论自由方面，袁世凯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某些方面至今未曾有人超越。
那时，有个叫戴季陶的，创立了一个叫《民权报》的报纸，从1912年4月16日起，以“天仇”为笔名，接连发表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如《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到5月20日，更是写出了题曰《杀》的短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公然叫骂大总统一个多月，总不能不管吧，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此事。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接着依照法律，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戴季陶所骂者，熊希龄时任内政部长，唐绍仪时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时任临时大总统，章炳麟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而他所获罪行并非“诽谤”或“颠覆政府”之类，而只是是“鼓吹杀人”，罚款30。
戴季陶时年23岁，没有后台，何以如此好运，其实和运气无关，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本就是各派相互制衡的产物，大家都不放弃自己参与国事的权力，更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大家言论的自由，一时间，全国报刊林立，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批评政府的文章时常可见，人们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以言获罪的情况也较少见，言论环境相对而言较为宽松。这当然不是袁世凯一人的功劳，是所有参政议政者共同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一段佳话喝一声彩吧。
听你这么一说，这共和还真是好东西啊，一推翻帝制这一切都好了啊。慢着，我可没说一切都好啊，按照先礼后兵的规矩，我们先说的成绩，但是，不足也是要说，而且不足那是相当的多，多到我都不知道从哪入手了，只能想哪讲哪，听明白听不明白的，我也没办法，谁让这段历史乱成一锅粥呢。
先从民国政体开始讲吧，大家都没搞过共和，袁世凯不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也一知半解，但好在这些革命党都留过洋，孙中山更是长时间生活在国外，虽然没吃过猪肉，但大都见过猪跑，于是照着葫芦非常认真的画起瓢来，平心而论，瓢画的还是蛮像的。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章太炎、宋教仁等提倡的是责任内阁制，也就是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相互制衡，这样可以限制总统权力。但孙中山坚决反对，你们说的这套和平时期管用，而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你们信任我才选的我来当这个临时大总统，可又要加一个限制手段，这怎么开展工作啊。大家一想，孙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限制太多，效率必然下降，那就实行总统制吧，也就是说总统即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也就是现在美国实行的制度。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从政经历啊，不光没从过政，就是手下多管几个人的管理工作都很少有人做过，以前光挑别人毛病了，你们这么干是不对的，应该这么干。如今人家不干了，让你干，才发现挑毛病实在是件轻松惬意的事。
孙中山和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集结在南京的20万起义军，这些人集中在这是准备北伐的，可这么些人凑在一起，要吃饭，要发饷，钱，政府需要钱。原来孙中山等人靠募捐维持少数革命党的生活及活动费用，还是没问题的，可现在是20万啊，大家都跟着你闹革命呢，老大，你看着办。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一听，有道理，大笔一挥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这不光说明革命政府没钱，而且说明这个大总统根本没睡醒呢。
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收入来源，根本没人给你交税，城中到处是骚乱的士兵，局势十分混乱，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连总统府都出不去。有人说革命党软弱，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软弱，你坐到那位子上试试，烤不死你。所以说，南北议和已是不得不为的事情，推举袁世凯当总统，也许革命党心有不甘，但却是保存胜利果实唯一的办法。
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南京临时政府紧急出台一个《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施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咱刚才不是刚说完，孙中山力主施行总统制吗，怎么这么一会就变了，谁的主意啊？还能是谁的主意，孙中山呗。我当总统，那我是你们选出的革命领袖，你们限制我的权力那是对我的不信任，是不利于民国事业发展的，可现在我请辞了，大总统换成袁世凯了，他可不是革命党啊，对他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所以限制他的权力是必要的。好在袁大总统倒没异议，照单全收，估计这老爷子根本也没弄明白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区别。
在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同时，黎元洪全票当选了临时副总统，都商量好了，还选什么选，这不是假*吗？这点我不同意，因为开始商量的那些人，就是后来投票选举的那些人，而这些人的产生也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虽然没有征求诸如阿Q们的意见，但对比刚刚倒台的清廷则是*的一大进步。
接着就是袁世凯总统提名总理人选了，同盟会两巨头孙中山、黄兴二位本是总理的当然人选，可人家老哥俩好像当政了几十天，似乎有些累了，于是都表达出了淡出政坛的想法，功成身退，冷眼旁观共和国的成长，对于这么多年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两位革命先驱，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接着不到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唐绍仪和陆征祥两届的组阁和倒台，唐绍仪内阁就在争吵中完成了它短暂的历史使命，北方的北洋势力和南方的革命党势力各说各的理，争来争去不亦乐乎。最后，同盟会非常大度的退出了陆征祥内阁的竞争，这么争下去，国无宁日，我们退出，请陆征祥自由组阁，不要顾及我们，加上孙中山、黄兴执意淡出政坛的举动，可以说同盟会的表现是值得称道的。当然，同盟会退出陆征祥内阁并非退出中国政坛，同盟寄希望于临时总统上任时的承诺，不久之后将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岂不少了这些不必要的争执。这和宋教仁、陈其美这些少壮派领导人的雄心壮志是分不开的，激情充溢在胸中，以至于他们一个内阁部长远不能满足他们报国的冲动，特别是宋教仁，在孙黄淡出之后，他成了同盟会中当然的一把手。
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我上台，当然要找和我政见一致的人，听我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少了抬杠内耗，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我是选民和议员们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最后，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凑合着能干点正事的内阁。
再说，孙中山在全国转了一圈后，应邀在北京会晤了袁世凯，这是二人唯一的一次会面，两个人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孙中山觉的这个袁世凯不像是想象中的军阀，而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如此一来，即发了通感慨：：“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点头称是，你说的太棒了，说到我心坎里了，老孙，就让你去筹划全国铁路、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拨给你办公费3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最后，你喊我万岁，我喊你万岁，一起喊民国万岁，气氛达到高潮，两位临时大总统如此化敌为友，精诚团结，那真是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可有人不高兴了，老孙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十年啊，下届选不选他还不一定呢。其实，人家孙先生也就面红耳热之际随便那么一说，他说造铁路二十万里，结果修了一里吗？过了将近百年的2008，我们也才有铁路万公里，当时那不是醉话是什么？再说了，一言九鼎是老百姓的道德，政治家们是不用遵守的，不到一年，二人早已把互喊万岁忘到脑后，准备要对方的命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因为他们年轻甚至幼稚，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