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历来论者大都忽视了这个错觉的存在，认定诗人清楚地知道差吏夜来的目的，而有意把“征兵”说成“捉人”的，并进而断言，诗人之所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的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唐诗鉴赏辞典》第484页）这种理解的偏颇之处，就在于忽视了作品的正在进行时的叙事方式，把诗人后来听了老妇人的哭诉后才明白的“捉人”即是“征兵”的将来时的事实，强搬到事件的开端，来逆推此时还根本摸不清头绪的诗人心理。其实，诗人描绘的只是他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心理错觉，在那样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气氛中，不把“征兵”错当成“捉人”才怪呢！
也只有把“捉人”理解为诗人的心理错觉，才能更令人信服地显示出诗作的作为“诗史”的沉郁份量和那强烈的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因为透过“捉人”的错觉，读者方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官府的征兵已经到了怎样穷凶极恶的地步，进而深切地感受到安吏之乱形势的空前严重，以及这场战乱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何等的深重，揭露批判之意也因此而不言自明。再从错觉的艺术效果上来看，它不仅从侧面刻划出用“捉人”的手段征兵的差吏那如狼似虎的凶恶嘴脸，同时还造成了扣人心弦的悬念：要捉何人？为何捉人？从而使读者对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产生强烈的了解欲。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石壕吏》“起有猛虎攫人之势”，如果从错觉的悬念效果上来理解这个评语，不是更见其精当深刻吗？
面对半夜征兵的突发事件，“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从这迅速、果断的行动上看，老妇老翁是知道差吏夜来目的就是征兵的，而且还想当然地认为征兵的对象就是老翁。所以他们以为老翁一“走”，就可躲过这次厄运，保全这已经残缺不全的家。但事件的发展证明老妇老翁的如意算盘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的错觉，因为征兵不仅征到了老翁，而且连老妇也在劫难逃。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
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
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
役，犹得备晨炊。”
可怜的老妇自以为只要能掩盖住老翁出逃的事实，使差吏产生“室中更无人”的错觉，她这残破的家就可以苟全了。因而她竭尽全力，声泪俱下地述说战争给她全家人所带来的深重的创伤，以使差吏相信“室中更无人”的假相，从而达到掩盖老翁出逃的真相的目的。这里的“妇啼一何苦”不仅有着失去二子的痛苦，同时也有着老妇为蒙骗差吏、保护老翁而大加渲染的心态。
差吏果然没有追问老翁的下落。但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这出悲剧形成一个令人宽慰的结局，现实的结局反而是更加令人难以料想的严酷：“老妇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对于老妇从军的举动，有人解为勇赴国难，有人解为出于无奈。但前者任意拔高人物，并淡化了作品的悲剧力量；后者则流于表面，没有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出发去分析人物的特定心境，没有注意到人物心理错觉的存在，因而忽视了这个举动的主动性－－老妇人是主动地“急应河阳役”的。而她之所以会采取这样反常的举动，一方面是怕时间拖久了，老翁回来被捉，所以“请从吏夜归”，赶快把差吏引走。另一方面又源于她的另外一个心理错觉：她以老妇人的身份去从军，不会像老翁那样被驱到战场上去拚杀，不过是在战场后方做做饭、洗洗衣，一般是不会有生命之虞的，一但战事结束就可安然回家。但从当时安史之乱的情势上看，这也只能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觉。在双方大军云集的战场上，战争态势瞬息万变，一个壮年男子尚且生死难卜，更何况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呢？看着老妇人被如狼似虎的差吏推搡而去，想着那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老妇人可能遭到的不幸，想到这征兵由中男到老翁、又由老翁到老妇，怎能不令人顿生切肤之痛！
至此，诗也进入尾声。而这尾声在错觉的摇曳下也愈发显得深沉、悲怆了：“夜深语声绝，如闻泣幽咽。”一个“如”字点明了这里所写的又是诗人的错觉。夜深了，人静了，可诗人还是难以入眠，刚才那荒唐而又悲惨的“捉妇代兵”的悲剧对心灵的刺激实在是太剧烈了，以至于耳畔好像还久久回响着老妇人和她儿媳的幽幽哭泣声，而这错觉不正出自诗人那忧国忧民之心吗？但此处的错觉与“有吏夜捉人”的错觉显然不同，前者是误解，以显现实之黑暗；这里是有意烘托，以表内心忧愤之深。“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这里的“独”字活现出了诗人的惆怅、忧愤；而对于那个曾抱着乐观的错觉潜伏村外的老翁来说，面对着相濡以沫的老伴被抓走的冷酷现实，这个“独”字又孕含着多少忧伤悲愤哪！而错觉则更使他久久地陷入悔恨交加、悲痛欲绝的凄苦境地。当我们咀嚼“前途”二字时，也会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悬念感。这老翁、这老妇、这残败的家又会有怎样的前途呢？而那些像老妇老翁一样挣扎在安史之乱中的广大人民的前途又会怎样呢？这扣人心弦的悬念感不能不令人生出这样的感慨：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也正是在这些错觉与悬念的又一次摇曳下，结尾才更显得沉郁顿挫，余音袅袅不绝。
杜甫的《石壕吏》以错觉始又以错觉终，以悬念始又以悬念终，错觉与悬念给这“至今已觉不新鲜”的“万口传”的杜诗又增添了多少艺术魅力啊！
曲阜师范大学《语文函授》1992年第5期
赵、高、宋、晁——《水浒》姓氏趣谈
《水浒》中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共用了七十七个不同的姓，显示了农民起义军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姓氏的覆盖率虽然很高，却唯独没有“赵”、“高”二姓。这两姓都是大姓，特别是“赵”姓，处在百家姓之首，还是宋朝的国姓呢！从表面上看，作者这样的安排似乎有违农民起义军“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宗旨，其实却是有着深刻的匠心和强烈的感情因素的。因为作为梁山泊农民起义军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集团两个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姓“赵”的皇帝赵佶和姓“高”的太尉高俅。很显然，作者让农民起义军首领中没有姓“赵”和姓“高”的，或者说作者有意让农民起义军首领排斥了姓“赵”和姓“高”的，这在当时那个以姓氏作为家族系统标志的时代，就更能强烈地表现出农民起义军同以赵佶和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不两立、血战到底的革命气慨，表现出作者鲜明的褒贬之意、爱憎之情。
更有趣的是，把梁山起义军前后两任领袖宋江和晁盖二人的姓合起来，谐音便成了“宋朝（晁）”。宋江固然史有其人，但晁盖却是作者的虚构，而晁这个姓却是非常少见的，作者特意选用这个姓，显然是别有深意的。而这种姓氏上的巧合又恰恰是与作品的主题思想不谋而合的。赵皇帝和高太尉是败坏宋朝的罪魁祸首，梁山起义军就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取代赵、高而一统宋朝的天下，他们才是复兴宋朝的新生力量，是大宋王朝的真正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水浒》的主题就应是既反贪官（高俅一类），又反皇帝（小说对赵佶的揶揄和否定是显而易见的），而唯独不反宋朝的了。
原载《周末》1992年12月5日
转载于《新民晚报》1992年12月26日
《北京日报》1992年12月17日
《文摘旬刊》1993年1月8日
《阅读与写作》1993年第5期
《大众日报》《长江开发报》等
能这鉴样 赏《醉妆词》吗？
一部汰劣择优十分谨严的文学选本，尚不敢断言篇篇都是无可争议的名篇佳作，时下那类贪大求全、动辄收录上千篇作品的断代诗词鉴赏辞典，也就难免鱼龙混杂，把下乘之作也收录其中并当作精品而赏之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对王衍《醉妆词》的鉴赏（见该书第158页），就大可值得商榷。
《醉妆词》录之如下：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这篇鉴赏文章在开篇写道，《醉妆词》的作者“王衍是五代十国时前蜀的亡国君主，他不问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这首《醉妆词》就是他的生活写照”。显然，对词作的内容，鉴赏者在这里是持否定态度的。这首词也的确是一首格调低下，内容鄙俗，*裸表现寻花问柳的糜烂生活的淫词浪曲，历来为人所不齿。然而在鉴赏正文中，鉴赏者竟一反开篇定下的否定基调，而把词的主旨归结为“极写恣意游宴的乐趣”，“创造出一个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环境，表现了流连赏玩、耽于淫乐的情景”。由此看来，《醉妆词》简直成了一首格调高雅、意境优美的游春词了，那里还有什么“不问朝政、荒淫无度”的影子？但稍有古典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词里的“寻花柳”就是玩弄女性的“寻花问柳”，而绝非什么“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赏景。词的主旨正如词牌“醉妆”二字（该词牌为王衍首创，因而词牌即题目）所示，就是“酒色”二字，它以怡然自得的笔调，露骨地展示了词人*形骸、荒淫无耻的宫廷生活，*裸地刻画了词人沉湎酒色，难以自拔的丑态，宣扬着一种消极腐朽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可这篇鉴赏文章却偏偏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连最起码的古典文学常识也不顾，把耽于女色的“寻花柳”理解为到自然里寻花观柳的纯粹赏景，这纯是为了欣赏而无原则地溢美了。
在鉴赏文章的后半部分，鉴赏者对“只是寻花柳”和“莫厌金杯酒”二句更是随心所欲地玩味不已，说这两句“表达了赏景和酣饮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只是’、‘莫厌’二词则又将人流连忘返于良辰美景、沉湎于赏心乐事的一种极端的追求欲望表现了出来，艺术效果是很强烈的。”明明是*奢侈的沉湎酒色，却硬说成是格调高雅的“赏景和酣饮”，是“流连于良辰美景”；“莫厌”、“只是”二词强调的无非是这个亡君浪子时时过着不问国事、纵情酒色、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又何来“很强烈的”“艺术效果”？
《醉妆词》在艺术上也是极平庸的。语言直露浅薄，手法单调稚拙，无含蓄之韵，少意境之美，如果将它与同是五代亡国之君的李煜词相比，就更见其粗鄙低下，不堪一读了。可鉴赏文章却说“该词顿挫有致，又特别显得珠圆流走，音节上十分谐婉”，这样的分析，简直是无中生有的向壁虚构了。
《光明日报》1993年4月29日
奇情最惊俗 简淡格自高——《阅微草堂笔记。柳青》赏析
除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明清笔记小说中的佼佼者自然要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了。但前者华章满目，家喻户晓，后者却因其思想和艺术上的逊色而相形见绌，鲜为人知。其实，《阅微草堂笔记》还是不乏精彩篇章的，《柳青》就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为上乘的佳作。
原文不足三百字，兹录如下：
亲党家有婢名柳青，七八岁时，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寿忽以博负逃。久而无耗，主人将以配他奴，誓死不肯。婢颇有姿，主人乘间挑之，许以侧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媪说之曰：“汝既不肯负益寿，且暂从主人，当多方觅益寿，仍以配汝。如不从，既鬻诸远方，无见益寿之期矣！”婢泣数日，竟俯首荐枕席，唯时时促觅益寿。
越三四载，益寿自投归。主人如约为合卺。合卺之后，执役如故，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稍近之，辄避去；加以鞭笞，并赂益寿使逼胁，讫不肯从。无可如何，乃善遣之。临行以小箧置主母前，叩拜而去。发之，皆主人数年所私给，纤毫不缺。
后益寿负贩，婢缝纫，拮据自活，终无悔心。
余乙酉家居，益寿尚持铜磁数事来售，头已白矣。问其妇，云已死。
这篇小说叙述的是关于“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而作为情节发展内驱力的则是婢女柳青对小奴益寿矢志不渝的爱情。作品正是通过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充满了奇情异彩的爱情故事，着力刻画了一个始而为情不惜失身，继而又为情“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惊世骇俗的奇情女子形象。
故事一开端，就交代了婢女柳青在七八岁时被主人指为小奴益寿之妇。不过作品并未由此正面展开对二人爱情关系进展的叙写，而是直接把情节推进到柳青“年十六七，合婚有日”之时。情节至此急转直下，“益寿忽以博负逃”，且“久而无耗”，婚事顿成泡影，这就使柳青一下子掉进了痛苦绝望的深渊。但更为严重的是，她还由此面临着两种难堪的选择：一是远嫁“他奴”，一是给主人当“侧室”。这两种选择对柳青来说俨然成了一块爱情的试金石。如果她与益寿的婚姻不是建立在深厚、真挚的爱情之上的，如果柳青对爱情的态度不忠贞、不专一，那么无论是下嫁他奴为妻，还是上嫁主人为妾，对于一个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婢女来说，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因为这毕竟可以使她立刻摆脱寄人篱下供人役使的奴隶处境，而且，益寿逃的“久而无耗”，柳青又未与他真正完婚，思想上更没有“一妇不嫁二夫”的顾虑。但她却以两个“誓死不肯”作回答，明确表露了她非益寿不嫁的决心，这就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她对婚姻的选择既不是随遇而安，也不是以金钱门第为重，她对益寿的“誓死”依恋正是基于十几年来培养的深挚的爱情。的确，作为一对从小就明确了婚姻关系的奴婢，一样低贱的出身，一样不幸的境遇，加之以漫长的时日，加之以封建社会一般青年男女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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