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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文章里涉及到当时的许多人和事，已时过境迁，但如今读来，又都成了饶有兴味的历史小掌故。你看，小品文正髦得其时的梁实秋先生当年竟然攻击写了不朽之作《忏悔录》的卢梭，理由则在“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头》）如今不少文人虽然锦衣玉食，却还嫌贫困，或纷纷下海，或大搞有偿文学，而当年却有个大画家，“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去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表现了“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的倔强的魂灵。”（《看司徒乔君的画》）近见某报大肆渲染一“征母广告”，以为是旷古未有之奇事，其实当年还有过“征父母”的广告呢！（《某笔两篇》）……如此随便翻去，珠玑满眼，妙趣横生，实在是不亚于一部《世说新语》。
先生文章的妙处确实难以尽述，就如那旁征博引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寓言、笑话等，一经先生妙手玉成，立刻意趣盎然，鲜活有味。而且先生的文章，针砭时弊，扬清激浊，泼辣犀利，绝无时文的吞吞吐吐，读来让人神旺气盛。因此，我劝朋友，消闲读书切莫忘了读鲁迅，因为先生的文章，使你在消遣之余，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呢！
《人民日报》1993年11月16日
《羊城晚报》转载
陈经济“戏”而未“得”潘金莲
崇祯本《*》对初刻本《*词话》的回目作了大量的改动，使其骈偶相称，更加整饬工巧。但也有一些回目的改动不够恰切精当，如第二十八回回目的改动就颇值得推敲。
这一回的回目原是“陈经济因鞋戏金莲”，崇祯本《*》将其改为“陈经济侥幸得金莲”。显而易见，两者对小说内容的概括差异很大，前者将陈经济与潘金莲的关系限定在“戏”的程度，即陈经济借偶然得到的潘金莲丢失的一只红鞋，仅仅得以在言语上调戏了她一番，而后者则表明两人的关系已发展到了奸情的程度，即陈经济已在实际上“得”到了潘金莲。两者差别如此大相径庭，孰优孰劣，答案只能在小说的情节中去寻找。
这一回的情节，主要是围绕着潘金莲一只红鞋的失而复得展开的。潘金莲因与西门庆淫耍丢失了一只鞋，之后，陈经济恰巧看到家仆的小孩铁棍儿正拿着那只红鞋玩耍，就连哄带骗地得到了这只鞋。小说这样写陈经济此时的心情：“这经济把鞋褪在衣袖中，自己寻思：‘我几次戏他，他口儿且是活，及到中间，又走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又落在我手里。今日我着实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帐儿。’”陈经济此时所想的正是要以鞋为媒介，乘机调戏潘金莲，引她上勾。当然，让潘金莲“上帐儿”，即“勾搭成奸”的欲望也是极其强烈的，而且这也确实是他调戏潘金莲的最终目的。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小说接着以很长的篇幅细致地叙述了陈经济“因鞋戏金莲”的过程。陈经济应潘金莲之邀上楼后，就拿模拿样地问她丢了什么东西。潘金莲以为在哄弄她，便不加理会。陈经济拿势要走，潘金莲不得已拉住他，并说出一通吃来旺媳妇的醋的话来，露骨地表现了*的心态。这时陈经济才拿出鞋来，不仅以语言大加调逗潘金莲，还提出用鞋去换她的那条西门庆很熟悉的汗巾子，实际上这是在要“定情”的信物。这自然正中潘金莲下怀，便半推半就地用汗巾子换了那只红鞋。“换鞋”可以说是陈经济对潘金莲由“戏”即将向“得”转化的关键时刻，“戏”的过程已告完成，但情节却突然发生逆转。两人“正说到热闹处，忽听小厮来安儿来寻：‘爹在前厅请姐夫写礼哩。’妇人连忙窜掇他出去了。”显然，由于半路杀出个来安儿，由“戏”而“得”的转化便告中断了，因此两人的关系此时仅仅是停留在以语言调戏的阶段，与“上帐儿”的在肉体上得到潘金莲还相去甚远呢！
陈经济此次之所以能够尽情地调戏潘金莲，并能得到汗巾子作为定情的信物，主要是因为偶然得到了潘金莲一只红鞋的缘故。所以词话本的回目写作“陈经济因鞋戏金莲”是十分贴切的。再从陈经济与潘金莲的整个奸情史来看，“换鞋”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二人相互勾引的隐私也由此昭然若揭，但陈、潘二人真正勾搭成奸，却是在小说的第八十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也即西门庆死了之后了。因此崇祯本把此回的回目改作“陈经济侥幸得金莲”是不贴切的，他实际上侥幸得到的只是潘金莲的一只红鞋，以及由此而来的调戏潘金莲的机遇而已。如果陈经济这么早、这么快、这么易地就得到了潘金莲，这无论是对西门庆形象的刻划，还是对“曲尽其妙”的小说情节的匠心营造，都是有损而无益的。
曲阜师大《语文函授》1994年第4期
《书墨》辨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杂文选》这样评析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书墨》：“从品墨谈到品茶只用寥寥数语，便抒写出‘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情和理。”但此评差也，实与《书墨》之题旨相去甚远。
《书墨》精短，录之如下：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不会事也。
《书墨》的层次十分清楚，从开端到“自是难得”为第一层，其下为第二层。而《历代杂文选》对全文主旨的归纳实际上指的仅仅是文章第一层的层意而已。在第一层中，作者从品墨的体验中总结出了“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道理。显而易见，这道理既不是“从品墨谈到品茶”之后抒写出来的，因为“品茶”在第二层中才提到，更不是文章的主旨，而只是第一层的层意，是推出全文主旨的铺垫之笔。况且，“世间佳物，自是难得”，本是世俗之见，寻常之理，特意地由品墨推出，并作为一篇文章之主旨，未免小题大作，毫无创意，失之浅薄无聊。以苏轼这样的大手笔去写这样的老生常谈、无足轻重的泛泛之论，实在是莫名其妙；而这样的文章又能为世人所推崇，奉为散文精品，岂不令人费解？
但无疑，《书墨》是十分精致而且是极富创见的。它的精妙之处，恰恰就在于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熟事熟理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辟蹊径，推论出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的道理来。作者在第二层中由“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切身体验，生发联想，演绎推论：“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求黑则嫌漆白，求白则嫌雪黑。”人的物的欲求标准常常因为追求至善至美之境，而超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以至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漆本来是最黑的，雪本来是最白的，却要寻求比漆更黑的黑，比雪更白的白，世间又哪里会寻觅得到呢？已经拥有了最佳的东西，却因为追求并不存在的更佳的程度，而最终连已拥有的也失去了，岂不大谬？作者有鉴于此，卒章显其志，抒写出了“自是人不会事”的题旨。所谓“不会事”，即“不懂事，不解事，不通事理”。这个结论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从根本上探究出了造成“世间佳物，自是难得”憾事的内在原因。人心不足蛇吞象，水至清则无鱼，世间佳物，本不难得，只是由于人的物欲过份张扬，主观愿望过于理想化才造成了“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缺憾。而这，才真正是作者由品墨品茶抒写出来的发人深省的事理，才是全文的主旨所在。
《阅读与写作》1992年第11期 。 想看书来
纵横比较谈“绿”
尽管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被誉为炼字的千古佳话，但不以为然者仍不乏其人，远的不说，今人便有大学者钱钟书和大诗人臧克家。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这样评“绿”：“‘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乐至山馆稍次湖亭》：‘行乐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钱先生语带揶揄，是从文学史的纵向比较的角度，对王安石炼字的富有创造性加以否定。臧克家在《一字之奇，千古瞩目》（《文史知识》1988年第四期）一文中说：“我这个人，对这个‘绿’一直评价不高……我嫌它太显露，限制了春意丰富的内涵，扼杀了读者广阔美丽的想象。……如果不用‘绿’字而用‘到’或‘过’，反觉含蓄有味些。……读者从‘到’中，可以想象出更多的东西。……何况，‘绿’字前人已先用过多少次了。”臧克家先生以他独具的诗家眼光，从修辞学的横向比较的角度，不仅否定了“绿”的炼字之工巧，而且还把“绿”的炼字佳话视为弄巧成拙之举。这两位先生的见解的确独辟蹊径，极富创意，从反面为这首名作的鉴赏开拓了新的层面，对传统的鉴赏定式提出了挑战，进而激发了人们对经典名句鉴赏的热情和兴趣。本文试就二位先生从文学史的纵向与修辞学的横向比较的双重角度提出的诘难进行商榷，以期对“绿”的美学意蕴作更深层次的开掘。
从文学的纵向比较上看，王安石的“绿”确如二位先生所云，有袭用前人之嫌。但前人用过的精警之字，后人是否可以袭用呢？答案应是肯定的。就以两位先生引述的多位诗人的诗句为例，诗中所用的形容词用如动词的“绿”字不也是一脉相承、因因相袭的吗？又何以独诟王安石的“绿”有拾人牙慧之病呢？那么袭用前人的精警之字，可否用得富有创意，达到“点石成金”的效果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此类例证在古典诗词中不胜枚举。宋代诗人林逋的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千古名句，却是本于江内“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只换了两个字，可经过林逋的袭用点化，意境旨趣大胜前者，被公认是一种艺术创造。因此衡量字词用得巧拙，关键在于它在诗里用得是否精当恰切，只要用得绝妙，即使古人用上千万次，那也会富有创意，成为精警之语的。那么王安石的“绿”与前辈诗人所用之“绿”究竟孰优孰劣呢？在作比较之前，需要特别指出，判断字词用得巧拙，当从整篇诗入手，孤立地对字词作寻章摘句的比较，往往会流于皮相，而这，恐怕也正是两位先生鄙薄王安石“绿”字的症结所在。
从整首诗的比较上看，钱先生所举的诸位大诗人的诗，无论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是难以与王安石的诗相媲美的。这些诗作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不仅选篇极严的《唐诗三百首》全不收录，甚至连选篇上千的《唐诗选》及《唐诗鉴赏辞典》等大型有影响的文学选本也未加以收录，而王安石的诗脍炙人口，有本则选，这种“选本现象”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诗作品位不高，大逊于王安石了。再从诗的具体内容上看，这些诗为写景而写景，境界不高，题旨浅薄，写的无非是文人墨客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趣，纵然也把形容词“绿”用作了动词，以表现春风的形象，但读来平平淡淡，丝毫引不起人们的激赏。而王安石的诗，情景交融，立意高远，既描绘了江南美丽的春色，又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感时思乡，深挚动人，正如《彦周诗话》所评：“超然迈绝，能近李杜陶谢。”而“绿”的运用，对于整首诗而言，更是锦上添花。一个“绿”字，堪称一篇诗眼，能使整首诗生辉添彩，那些前辈所用之“绿”，又怎么能与它相提并论，又怎么可以用“袭用”、“暗合”来否定它的炼字的富有创意呢？
再从修辞学的角度作横向比较。这里不必再赘述人们所熟知的“绿”在色彩、形象、情感诸方面大胜于“到”、“过”诸字的妙处，仅就臧克家先生提出的含蓄与显露的问题作一分析，也可见二者的高下优劣了。
臧克家先生认为，“到”、“过”含蓄，“绿”直露，前者可以使读者想象出春天更多的色彩来，而后者则限制了春意的丰富内涵。不错，从表面上看，“到”、“过”没有将春天的景色具体化，因而留下的想象余地大，似乎比“绿”含蓄。但实际上，“到”与“过”的所谓含蓄不过是表现力的苍白而已。由于它们本身只是没有色彩的一般常见的动词，因而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在字词大都平淡的诗句里，处在关键的位置上，就很难给读者的想象力以强烈的刺激，从而使读者对江南的春色产生五彩缤纷、花红柳绿的丰富联想。如果王安石用了这些字，那么诗句就平庸无奇了。而“绿”色彩鲜亮夺人，不仅没有“到”、“过”的苍白、单调，相反地，它相对春景的丰富多彩而言，其本身也是含蓄的。因为春天的色彩绝不仅是绿色一种，它还有难以尽数的万紫千红，“绿”不过是其中最具化表性、最为惹眼的一种罢了。从修辞的角度看，“绿”是以局部代整体，它以自身的鲜丽炫目的色彩，为读者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刺激源，从而激发起读者对江南春色作无限丰富的联想，这怎么能说“绿”“显露而不含蓄”呢？
综上所述，钱钟书先生和臧克家先生在对“绿”的纵横比较的否定中，着眼点太拘泥于形式，太重外在的因素，论证难免失之偏颇；而历来人们对“绿”的鉴赏也大都太偏重于锤词炼字的形式上的推敲。其实，“绿”的最大妙处，“绿”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