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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我发现五哥的有些变了，原先一喝酒，五哥不离嘴的便是“她们娘们儿”，但不久之后，他喝起酒来话题便常常往性事上提，他先是对城里人嫖娼打妓的行为表示不屑，然后便讲他和张春艳的性事是如何和谐，说在林场时，除了张春艳来事儿，他几乎是每晚都做，他常常回味用幸福牌摩托车把张春艳带到山边，感受着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五哥总讲这些，我明白，五哥是处于一种性饥渴的状态，可是作为朋友，我又有什么法子帮他想呢。我知道，城郊结合部里，或坐台的妓女或站街的暗娼一排一排的，以五哥天天抱着大扫帚在街边晃，也不会不知道，但那或50元或100元的价格，五哥能舍得那钱吗？ 50块钱买大米够“她们娘们儿”吃一个月了。
漂泊总有无奈，五哥，能忍还是忍吧。
但五哥最终没有忍住，还玩大了。
如果五哥只是花钱解决一下生理需要，我也不会说什么，可五哥却找起了情人。表面上看，找情人不需要嫖资，其实却需要长期投资，更会影响夫妻感情，弄不好找情人找成了老婆，更是得不偿失。五哥找情人其实是图便宜，以为不用付嫖资，垃圾箱里有个大钱包被他捡到了呢。
知道五哥找情人还是妻子和我说的。妻子说，“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男人，哪有一个好操的，你瞧瞧，五哥还把女人带到家里来了。”五哥到来后，我在我的客厅中为五哥隔出了一小间房子，能放下一张床，再加上他和我们一起搭伙，这样能让五哥省点钱，想不到五哥趁我和妻子上班之际，把个女人带到家里来了，而这事儿又偏巧被妻子撞见了。
喝酒时，我委婉的和五哥提起这事儿，五哥满脸通红，半天，才忸怩地讲起，那个女人是环卫处的一名女工，离了婚，带一个孩子，孩子还有地中海贫血，他可怜她，干活时，他常常帮助她，就这样那个女人愿意为他主动献身。我劝五哥，道：“这事儿有过也就有过了，你别搞得脱不了身，这样也对不起她们娘们儿。”五哥道：“她真的很可怜。”
我的劝说没起作用，五哥还在时常不短的偷偷把那个女人往家里带，这也为妻子要赶五哥出门留下了借口。
那天我不在家，妻子和五哥进行了一次深入持久的谈话，大致的意思就是让五哥搬家，理由是五哥这样会带坏我的，再一点总这样他也不方便。当我知道时五哥已找到了房子，并且还朝妻子借了500元钱交房租押金，五哥干活挣了些钱，但他把钱都寄回了家中。
五哥搬出去的当天晚上，把我和妻子都请去了，要吃个乔迁之喜的饭。吃饭时，那个女人也去了。其实，那个女人叫曾红艳，也带个艳字，可能五哥命里犯这个字吧。曾红艳是贵州的一个布依族女子，几年前来广东嫁给了一个广州人，但那个男人吸毒，和曾红艳生了一对双胞胎，可两个孩子又得了地中海贫血症，家里穷得分子皆无，为此两人一人带一个孩子离了婚。五哥同情她，曾红艳确实也够可怜的。但如果要是作为情人，曾红艳就太低档了，不要说和五哥的妻子张春艳比，就是和本地的土著女人比，曾红艳也是矮子里面最小个的，不知道五哥怎么会看上她。
五哥搬出去不久，就和曾艳红同居了。这些都是妻子探听到的。曾艳红原先带着孩子也是租房住，自从五哥一搬出去，她便把孩子也领来了，和五哥一起生活了。妻子做结论道：“五哥这是完了，一个老婆还养活不起呢，这又弄了一个来，还得帮人家治病。你说，你们男人图的什么呢？就他妈图那点事儿？”
我也不知道五哥是不是就图那点事儿？我和五哥谈过几次，五哥道：“她们娘们儿一点没有花我的钱，我的钱全给张春艳她们娘们儿寄回去了。”但看到五哥说话底气不足的样子，我知道五哥一定是说了假话。
不久，果然应验了。五哥的妻子从东北把电话打到我家，询问五哥为何往家里寄钱一个月少过一个月呢。这个话我不好回答，只能含糊的替五哥遮盖，道，“也许是他们单位效益不好吧。”我把五哥的妻子打电话来询问的事儿对五哥讲了，五哥沉默了一会说：“她们母子真是够可怜的，尤其是那孩子，几天不输血就要死要活的，你说说，这事儿谁能看得下去眼呢。”然后，五哥仿佛为自己开脱一样的讲道， “曾艳红对我真的很好。”我说道：“那你让她们娘们儿怎么办呢？”五哥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2001年春节，五哥回了一趟东北老家，没想到他居然和张春艳离了婚。据五哥说，他离婚不是他背叛了她们娘们儿，而是张春艳背叛了他。在他离家后，张春艳便带着孩子回到了地区，在地区也没事儿可干，因她天赋的歌喉，便到酒吧里唱歌，每晚也能挣个30、20的。酒吧是个污秽的大染缸，时间久了，看到红男绿女在里面纵情欢乐，张春艳便也渐渐地陷入里面了，连卖唱带卖身。五哥说：“我是一个男人，我不能靠老婆卖X活着，更不能戴那些数不过来的绿帽子。”五哥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离婚也就罢了，但我不明白的是五哥为何还要和曾红艳结婚。当五哥说出他要和曾红艳红婚的事儿后，我劝过五哥几次，但五哥信誓旦旦的表示，“我是一个男人，我要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五哥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索性也就不管了。2001年8月份，五哥真和曾红艳结婚了。我因为生气，借故到外面采访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妻子去了。也许是女人富有同情心吧，当妻子听五哥讲起张春艳在家乡那些不光彩的事儿后，倒是极力赞成五哥在广东成家，因为曾红艳有广州户口，又是困难补助对象，五哥和曾红艳结婚，环卫处答应为五哥办个广州户口。
五哥成了广州人，曾为此荣耀了好几天，但小枷板也套上了。原先因为曾艳红是孤儿寡母，儿子又有地中海贫血症，月月还有几百块钱的困难补助，但自从曾红艳和五哥结婚后，困难补助被取消了，为孩子每月输血的钱，便要五哥和曾艳红全掏光了。
这输血钱是一笔大数目，孩子没有造血功能，每月要输两次血才能维持生命，这两次血钱便是900多块，这得让五哥白扫一个月大街不算，另外还得捡2000个伊拉罐，才能凑够那个数字。五哥，这又是何苦呢？当然，我也可以像给一些媒体写的文章那样，来歌颂五哥的真、善、美，歌颂五哥的菩萨心肠，可是，一旦涉及到如同亲人一样的朋友，这话我难说出口。有时我在想，如果五哥不出来，在家中的日子虽然难点苦点，但能和妻子在半夜把盏谈天，那种日子会羡煞多少人的目光？即使出来了，但能好好的把持住自己，不去玩什么情人，就是玩了又何必去结婚，那样也不至于误进婚姻的套索里，而这一被套住，五哥还能拔出腿来吗？我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些自私，但我却是为五哥着想。可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五哥的现在的现实便是只有不断的扫大街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和生命，而且，还要无穷尽的扫下去，直至生命被街头的风抽干。
想到这里时，五哥已把狗头狗肉用高压锅做熟了，打开锅盖，满屋子顿时弥漫起狗肉的香味儿。我打开一瓶酒，和五哥对饮起来。五哥极力赞成狗头的好吃，我也随声附和，想不到妻子这时却插了一句大煞风景的话，气得我好险把狗头砸到妻子的头上。妻子说：“五哥，我们要回家了，你回不回去？”听到这句话，五哥的情绪顿时低落了下来，他埋下头，默默地喝酒，后来有眼泪流了出来……
送五哥出门时，五哥站在门口，偷偷的小声的问我：“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这个月孩子又没有输血的钱了。”我拿出钱包，掏出500块钱递给五哥，五哥的嘴抽动了两下没有说出什么，接钱的手在不断的颤抖。
五哥的身影消逝在街上喧嚣的人流中。快半夜了，远处，仍有商家在播放那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歌儿此时听起来有些苍凉阴郁，我在想，既使再唱，广州这个地方也不会下雪，可在五哥的世界里，那场雪其实早就在飘落了。
摇摇摆摆的爱呀
好不容易是厂假——我们红运鞋业公司的鞋厂平时没有假期，工人一个礼拜做七天。这爿台湾老板开的厂生意一直很好，出厂的鞋永远畅销，工人天天加班都做不过来。不知道台湾老板今天是否发了慈悲，他通知我们所有员工放假一天。
我穿着藕色的连衣裙徘徊在工厂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我要送冼根回乡。冼根的父亲病重，他要回去看望。我和他绝好今天8点钟在厂门口等，不见不散。
我要到火车站送他。一大早，我就起了床，好好的打扮一下。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打扮了一下似乎漂亮了，我不由笑了，我是在给自己打扮，还是给洗根打扮。
忧愁满面的洗根在朝阳血色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憔悴。冼根姓王，名叫冼根，不知道他父亲怎么想的，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儿，叫起来让人心生联想。洗根到城里打工，因他没有文化，只能干粗活，他干得卖力，经常星期天也不休息，人家在节日和假期里要让他顶替执班，他从来就是答应的。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老实的人，是个忠诚的好工人。
我总感到自己在冼根面前是个大姐姐，我比他大3岁。我对洗根说，回家后要多干些活儿，不要让家人看了以为在城里学懒了。你父母要是问到你的婚姻问题，你就说正在解决，说你准备找一个打工妹子，告诉他们，说你下次回家就给他们带回来。冼根看了我一眼，傻乎乎的说，我哪里正在解决。我对他说，你呀，是一头笨猪。我狠狠地瞪了冼根一眼。
其实，我的心里很爱冼根。我到了城里才知道，城里的男人都是花心萝卜，好些每天男人要干的就是泡女人。只有冼根，才不会干那些事情。不会干那些事情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因为老实，大伙不待见他，但我喜欢他。
送走了洗根，我回到工厂。台湾老板一天接着一天放假。他一会说是货物积压，一会说是海关有些毛病，卡了工厂的货物，又说外商拖欠资金，影响工厂开工等等。我们厂是独资的，大伙记件工资法，干多少给多少钱，不干不给钱。
工厂连续停工，我和同伴们歇着，没有工资。时间长了心慌。
冼根走了一个月了，秋天来临了，厂房路边的黄玫瑰已经凋谢，但紫荆正开得耀眼，折射着明亮的阳光。灰色的厂房没有一点生气。锅炉高高的烟囱原来冒着的黑烟，现在它孤独地站立着。
也许是工厂不开工，也许是想冼根了，我的情绪有些不好，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姑娘在我漂亮的新裙子上洒了一碗脏水，让我很扫兴。
我不太情愿地回到了空旷的厂区，大部分女工乘老板放长假，有的出去玩了，有的回家了。宿舍里空荡荡的，零乱地挂着女人的长袜、裤叉、衣衫，地上扔着方便面的塑料袋和奶糖的包装纸。我孤影独身，一切是空虚和寂寞。我也想回湖南老家，但我怕父母唠叨，你都28了，还挑三捡四的干什么，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结婚了都是一样的，是过日子生孩子，女人女人，不嫁就不是女人，你就想老在家里呀，老娘都不好意思和邻居讲……
躲避，是所有婚姻上遭到失败的女人惯用的手段。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泡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我喜欢那种苦味儿。后来，我又点上了一根烟，深深地吸着。吸烟我是玩会的。我喜欢看烟雾飘着时出现的形象，有时像飞天淑女，有时像柔和飘带。闲着无事，我尽量想些开心的事情，我在想那次和冼根疯玩一个晚上的情景，冼根很笨，虽然没有和他一起跳舞，也没有像城里男女那样搂抱亲吻，但我累了的时候，冼根知道说，你累了，你就靠着我坐一会吧。那天我逗他，你有没有对象？洗根说，我哪里有对象。他傻得可受。我喜欢和冼根在一起的那种感受，那样的感受是满足的兴奋的发泄的，有了这种感受，其它什么好像都不重要了。本来，我到城里打工是一种逃避，但现在我不想逃避了，逃到哪里是个头呢。我有了一种欲望，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欲望。我28岁了，真的到了非嫁不可的时候了，28岁呀，老姑娘了啊。
一个粗糙沙哑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一听，是厂里打更老头在喊，三平，电话。三平，电话。他喊得有韵味，不讨人嫌。
电话是冼根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我是冼根，三平呀，我回来了。
我破天荒的不知道要脸了，我说道，冼根呀，你快来，我想死你啦。
冼根晚上9点多钟才赶到我们厂，看到冼根，我不顾一切冲上前抱住他，和他拥抱、接吻。搞得冼根像个傻子一样愣愣地看我，以为我发疯了。
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人，是男女两个人，因为是男女两个人，也就有了故事发展的氛围和情节了。我将床上的东西挥到地上，腾出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冼根为我带来了棕子、熏鱼、皮蛋，还有面条。我将这些东西摆在床上。冼根可能刚才被我亲蒙了，看着我傻笑。我瞪了他一眼，逗他，你回家找对象了？冼根说，我哪里找对像了。冼根说话总是瓮声瓮气的。我问他父亲病好了没，冼根说他父亲只是感冒发烧。我将菜饭收拾好，招呼冼根吃饭。冼根很兴奋，他的脸红光发亮，我也感到我的脸在发烧。
屋子里有些热，又没有电风扇，我对冼根说，可以把外衣脱下来。说着我先将外衣脱了下来——女工宿舍是禁止男人进入的，但现在这条禁令暂时可以不执行。冼根没有脱外衣，他的眼睛盯着面条，对脱了外衣的我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我问冼根家乡的情况，冼根说不上来，我知道他说不上来，他不是不说。一些东西装进他的脑子总是零散的，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