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允礽，虽然你两次贵为太子，可你如果不低调，如果无所顾忌，别人一样可以轻易把你掐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对于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大抵是一个教训吧。
自掘坟墓鳌中堂
对于鳌拜这个人，经由《康熙王朝》一剧及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等之渲染，我们大抵是有一些了解的。一个人，如果过于强横，或是锋芒太露，终不会活得长久。——这是几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鳌拜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宿命。
鳌拜之所以专横，是因为他确实是有资本的。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他就不停地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在顺治一朝，为打下大清江山，他更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清史稿》记载，鳌拜随大兵攻破燕京后，于顺治二年，又跟随阿济格征战湖广，攻灭了李自成。接着，他又征战四川，“斩张献忠于阵”。这些功劳，奠定了他在满清贵族中的地位，同时也助长了他原本骄横的品性。
按照通常的说法，鳌拜是长有“反骨”的。他本来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在顺治五年，就因为与人私结誓盟，被论死罪。幸好顺治宽宏大量，免了死罪，后以战功补过。顺治七年，又犯了事情，被降职论处。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的。
等得康熙临朝，他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这四人中，索尼年事已高，苏克萨哈势力不强，遏必隆生性慵弱。所以，所谓四人辅政，实际上是鳌拜一个人说了算。有这么一个环境，鳌拜哪会不干点出格的事？其中有两件事最为著名。
第一件事，就是“圈地”。鳌拜本属八旗中的镶黄旗。按照清朝开国初的圈地，这一旗当时圈在保定、河间、涿州一带。康熙五年，作为掌有重权的辅政大臣，鳌拜已对国初所圈的这些贫瘠之地相当不满。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命令正白旗把所圈的蓟州、遵化、迁安等地与镶黄旗的相调换。至于正白旗失地过多，不足的那部分，则另外圈地来补。这个恶政一施行，所涉及到的州县立即民怨沸腾，所有的农事都被荒废掉。朝中不乏正义之士。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即刻站出来与鳌拜争辩。康熙看了几人的奏折，召四辅臣来商量。鳌拜建议以重罪论处，索尼、遏必隆不说话，独苏克萨哈属正白旗，表示反对。康熙因而不允许以死论罪。但鳌拜毕竟非一般人可比，即使是皇帝，他也有办法对付。后来，他找个机会，搞了个假诏书，竟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都杀了。
第二件事，就是干掉苏克萨哈。因为在“圈地”事件中与鳌拜的相抗，鳌拜对苏克萨哈早生恨意。康熙六年，康熙已经亲政。为了躲避鳌拜，苏克萨哈向皇上要求罢去自己的辅臣之职，求守先帝陵寝。即便如此，鳌拜仍想置苏克萨哈于死地。他与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人诬陷苏克萨哈对朝廷抱有怨恨之心，守先帝陵的要求明显是“不欲归政”，应以大逆论处。康熙此时已明事理，自然不愿杀老臣。结果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面对权臣的恶逼，羽翼未丰的康熙只得屈从。最终是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家里人全部斩决，其状惨不忍睹。
从这个两个事件，我们已预知鳌拜必死。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鳌拜所行之事，大多恶毒残忍，早已失去了民意的支持。特别是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犯了为臣之大忌。果然，康熙八年，康熙帝在根基稳固之后，叫人把鳌拜逮了，“下诏数其罪”。不久，横行一世的鳌拜就凄凉地死于禁所。——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自然的结局。这么多年来自掘的一个坟墓，终于等到了他的主人。
饱受委屈的靳辅
大河水患，向来是朝廷的心头之痛。历史发展到康熙执政的时候，这一情况并没有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治水的事情，依然是叫人相当郁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康熙心头总装着这件事。这位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自己从十四岁亲政后就十分留心治河的问题，及至发生三藩之乱，他把三藩及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柱子上，以不断提醒自己。（《清圣祖实录》卷154）
河务事大，治河者必为杰出之人。作为河臣，靳辅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走马上任的。这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在担当治河的重任以前，他是安徽巡抚。此前还做过武英学士兼礼部侍郎、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国史院学士等职。他似乎一直很单纯地在从事着学术研究，究竟在治河方面有何特殊才能呢？
果然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靳辅几乎在一上任，就显出了相当高超的治水才能。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刚刚上任的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八份奏折给康熙帝。这些奏折立足实际，博采众议，提出了治上游、疏下游，堵塞黄河、淮水各处缺口的治理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治水才干。这个“日上八疏”的壮举，是相当漂亮的一仗。他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嗣后的事实也证明，在当时科技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方法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但中国的事情，却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你做得不好，有人说你；你做得好，也照样有人说你。所有的事情常常都是陷在人际关系里的。不可预测的洪水，时常会使费尽千辛万苦的治河工程毁于一旦。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但在官场上，这却很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关于靳辅的争议就是从治河开始的。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靳辅治理下的黄河、淮水、运河虽然减少了水患，但并未就此完全平静。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在萧家渡决口。争论便开始了。虽然治河成效明显，但这一场争论中，靳辅显然处于下风。因为水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之事），而修堤防洪又费了那么多钱粮，加上有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在其中作梗。朝廷经过讨论，说要革除他的官职，并且要他自己出钱赔修溃塌的决口。实际上，这已经把靳辅置于不能翻身之地。你想想，革了你的官，夺了你的财，你还有什么呢？好在康熙这个人比较实际。他认为，要靳辅赔修，显然赔不起。如果真的赔修，很可能耽误朝廷的水路运输，这可不划算。于是，就让靳辅戴罪督修。
这一场论争，让靳辅饱受委屈。可这样的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始。康熙二十四年，另一场“委屈”又来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是黄河水如何入海的问题。当是时，协助靳辅治水的是廉吏于成龙。他认为，要让黄河水入海，最重要的就是把入海口疏通。靳辅则认为，入海口处海平面高出内河五尺，疏浚入海口只会引起潮水内灌，害处更大，应该修筑高堤，束黄河水入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靳辅的治河之法显然科学可行一些。但正如前面所讲的，治河问题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争斗，成为了人际关系之争，自然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次争论持续甚久。在规格很高的九卿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治河没有经验，而靳辅久任河务，应采纳他的意见。但也有许多要员支持于成龙。一时难以决断。这时，出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保持决策的准确性，康熙派出工部尚书萨穆哈找江宁巡抚汤斌等人到治河前沿进行实地考察。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根据萨穆哈等人的回奏，朝廷认为疏浚入海口没什么好处，应停止这一工程。（《清史稿&；#8226；靳辅传》）这事本来对靳辅极有利，可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当初对萨穆哈的说法，大谈疏通入海口的必要性，还提出具体办法。经他到处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疏浚下海口，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这个事情。在这场论争中，靳辅又受到严厉打击，工部认为靳辅治河九年，却未获成功，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后来靳辅因为康熙的宽容，免遭革职处分，但已经是信任尽失，委屈受尽。
事情还没有结束。康熙二十七年，靳辅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书弹劾靳辅。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弹劾靳辅。所言无非是一些欲加之罪，目的是要杀了靳辅。好在康熙给了靳辅一个辩驳的机会。靳辅对敌手所弹劾的罪状，一一予以反驳。他指出，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他们的攻击不过是结党营私的一种表现。 他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攻击他的人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田产都在下河流域，治河时的清查土地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清代七百名人传&；#8226；靳辅传》）可惜，靳辅的有力驳斥并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果，——他被革职了。
人生晚景，遭如此重创，所有委屈无处诉说，颇有些凄凉的意味。可戏剧性的事情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靳辅刚被革职，康熙就接到治河前线报来的消息。报告主要涉及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塞了，粮食货物运不进来，希望朝廷派靳辅去解决。二是靳辅主持修挖的重要水利工程中河开通了。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反映靳辅之功劳的。这也使康熙意识到对靳辅的革职处分有些不太合理。康熙三十一年，面对难以驾驭的黄河之水，靳辅再一次被启用。只可惜，此时的他已经年老体衰，即使是老骥伏枥，也不能奔向千里了。他不久即病倒，于这年十一月死于任所。靳辅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康熙三十五年，清廷应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历史总算给了靳辅一个正面的评价。
纵观靳辅一生，写满“委屈”与不平，令人感慨唏嘘之处甚多，亦给我们许多启示。一是对于真理，必须坚持。靳辅在治河过程中，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与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争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要一点勇气的。二是清官不一定值得相信。清官有时只是人们心造的幻影。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争端。与靳辅处于对立面的于成龙，是相当出名的清官。可为了自己利益，作为治水的门外汉，他硬是要向皇帝告状，给靳辅出难题。这样的清官，世上少几个也罢。三是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靳辅之所以最后能屹立不倒，全在于康熙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康熙给予了靳辅独立自主的一些空间，使他的治水理念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宽松环境，靳辅有十个脑袋也是白搭。 。 想看书来
熊赐履“嚼条子”
熊赐履是康熙一朝相当重要的儒学家。这个生于明末崇祯八年的名臣，一来到世界上便遇上了一个乱世。8岁那年的一天，某土豪借仇生乱，把熊家一门老小杀得几乎一个不留。只有他的母亲李如柏在藏匿中躲过一劫。他幸好在外面拜访自己的老师，侥幸逃得性命。李氏是个才女，“少娴书史”，坚贞异常。在夫亡子幼之时，以极节俭的方式坚忍地生存下来。白天让儿子跟着老师读书，晚上让孩子跟着自己在灯下学习，只要稍有松懈即捶打责骂。“母织子读，声常达旦”。（《湖广通志》）
艰辛的生活往往造就超越常人的英雄。小时候的苦难养成了他对学问的推重。康熙六年，作为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进呈了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在这份洋洋洒洒的宏文里，他劝康熙帝要仔细甄别那些地方大员，用民生的苦乐来判断县令、太守的贤愚，用县令、太守的贪廉来判断他们上级（都督、巡抚）的优劣。他坚持把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特别劝说康熙要认真学习儒家经典，“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在他的熏陶下，康熙都对儒学逐渐有了一种虔敬的态度。但耐人寻味的是，从小吃苦、又笃于学问的熊赐履却并没有用儒学来时刻约束自己。
康熙十五年七月的一天，熊赐履不小心批错了一件公文，被康熙看出来了，只是不知是谁批的。熊赐履心里慌张，如果真让皇上知道是自己批的，那可不是好玩的事。第二天，他一早来到办公室，让书记员把那批错的“条子”拿来，放在嘴里嚼掉了。他的同事中间，平日就杜立德粗心些。于是，熊赐履裁去杜立德公文夹中一个批条，放到自己公文夹中，并重新把那个错的批文内容写到杜立德的夹子中。这事干得相当笨拙，哪怕是只认笔迹，就可以看出端详。杜立德上班时，发现这个事情，果然大闹一场，要宰相索额图判个明白。心虚的熊赐履此时只能一个劲地抵赖和狡辩，但天不佑他。那天，在他进办公室以前，满族学士觉罗沙麻早就到了那里，把他嚼条子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觉罗沙麻从里间办公室走了出来，不紧不慢地说道：“熊中堂何苦如此？我昨晚因在亲戚家守丧，今早比你过来得更早，就在南炕上躺着，明明看见你翻了公文夹，口里嚼了一张条子，你如何能抵赖得过去？”熊赐履做声不得。索额图等人把他告到皇帝那里，处分相当严重，罢了他的官，让他侨居江宁。这件事情，在《清史稿&；#8226；熊赐履传》中略有记载，李光地的《榕村语录续集》则十分详尽，看来是事有所本，并非冤枉。
时间不知不觉间又过了八年。在江宁的八年光阴里，在公文办理上留下误点的熊赐履却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好学；二是清廉。在这段日子里，他写出了《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在生活上，他是从朝廷退下来的大官，但却常常吃不饱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无伤感地写道，去年薄田无收，一家老弱几十口人空着肚子躺在床上。“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经义斋集&；#8226；答徐健庵》）读之令人落泪。
人性是复杂的。熊赐履主张以儒学治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