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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和迷信。1841年夏天，满清宗室奕山派驻广东，道光帝对他寄予厚望，一再下旨要他“规复香港”，但他“实不能战”。恰好此时台风经过香港，吹翻了几艘西方船只。面对皇帝的严责，奕山把台风来临当成了自己的战绩，进行了一番夸大其辞的描绘：“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码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遍海。”这种破绽百出的奏议，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鉴定它的真假。可此时的道光帝实在已经是焦头烂额，不由把这种搞笑之事当成一点喜悦的理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他对上天感恩戴德，认为是老天有眼，终于对侵略的人作出了惩罚。“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他还专门往广东发去20柱大藏香，“交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鸦片战争&；#8226；清宣宗实记》）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清廷君臣对战争的无能为力，对自然的盲目崇拜。这种思想在当时并非皇帝、官员所独有，普通的知识分子对此也没有明确认识。诗人张维屏写下了留传甚广的《三元里歌》，歌颂三元里人们对西方侵略者的反抗。但他仍然相信上天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很明显，他的识见和道光、奕山并没有什么两样。
对西方的认识，当时也处在一个相当“弱智”的水平。那时的人们看西方人的眼光十分独特。士人徐继畬在《退密斋文集》里这样描述英国兵：“至于登陆部战，则非彼之所长，其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过能四十步，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打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他完全把英国兵看成了一战即败的“废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兵远涉重洋而来，每天在海里颠簸，已经习惯了波浪风涛，如果一上岸，他们就头晕脚软，肯定不行。（《鸦片战争&；#8226；平夷录》）那时的中国，整个都在梦游。这种不经实际考察验证的猜想，当然是不能指导战争的。等到列国入侵，不管陆上水路，中国是屡战屡败，那后果是相当地严重。
认知上的误导，自然会导致战争上的错误。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是，大臣琦善认为“制夷”易如反掌，只要不把中国的特产“大黄、茶叶”卖给外国人就可以了。因为外国人吃的东西不易消化，加上“地土坚刚，风日燥烈”，每天必吃大黄、茶叶，不然“大便不通立死”。控制了大黄、茶叶这一外国人的“通肠圣药”，那些侵略中国的老外们还不乖乖来降？（《鸦片战争&；#8226；溃痈流毒》）另一个例子是，在战事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与奕山一起在广东前线战斗的参赞大臣杨芳突发奇想，他看到西方兵不断取胜，臆想到其中必有妖孽。于是，传令把附近妇女们的马桶全部搜集起来，用木筏载着，等敌船一出来，马上迎上去以妇女的屎尿痛击，以为这样就能破除其中的妖孽。但结果是所有的马桶都泼光了，也没有办法阻挡外国兵的长驱直入。（《鸦片战争&；#8226；夷氛闻记》）
回望晚清战争中荒谬之事，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在那个科学与理性都十分缺乏的年代里，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夫人为什么叫“福晋”
考察清代的称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满族是相当重要的一支少数民族。但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古代中国，少数民族都或多或少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向汉人学习，向汉文化学习，对于满人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从满清的一些称谓就可看得出来。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与宋对峙阶段，女真曾建国为“金”。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时，亦立国号为“金”，或称“大金”或“后金”，显然受汉文化的影响，数典而不忘其祖，颇以女真先祖为荣。至若后来改为“清”，可能是有了不同的想法：一则因为“金”在盛时也不过得了半壁天下，努尔哈赤自然不会以此为足，于是易其国号为“清”，表示另树一帜，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另一个原因则相当简单，就是女真方言中的“金”与“清”谐音，满人想找一个汉字来宣示国号，自然就找到了“清”。这种谐音借字的解释虽然简单，但相当有说服力，且在满清运用极广。
史学家孟森对此作过专门研究，在他的专著《清史讲义》里，对这个问题就特别作了考证。他认为满清语言中从汉语中取字甚多，大多是谐音借字，且只取与自己方言中音近之字，并不管汉字的字面意义如何。比如，汉语中男子称呼自己的配偶，多曰“夫人”。满人谐音移植过去，称“夫金”，后改作“福金”，又作“福晋”。在清宫戏中，我们常见的“福晋”一词，便是这么来的。
其实，这种谐音而借的称谓在满清一朝例子众多。除“福晋”外，“皇太极”一名的由来影响更大。皇太极原名“黄台吉”。旧时的蒙古酋长常取这样的名字，就是汉语中“皇太子”的意思。后来用汉字表达找不到合适的字（总不能直接用“皇太子”来作人名吧），就以“皇太极”来命名。这本来是民族语言文化交流中很平常的事情，可有人却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作出了非常可笑的解释。《清实录》里这样说：努尔哈赤给第八个儿子取名皇太极，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等努尔哈赤称“汗”，查阅汉人、蒙古的典籍，才发现汉人的储君叫“皇太子”，蒙古的继位者叫“皇太极”。可见让皇太极当皇帝，是上天早就注定了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所以史家孟森评曰“此亦无可附会之附会也”。但通过这个称谓，却可以看出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交流之频繁，融合之迅速。
诸如“谐音借字”的言述，在满人金梁的《光宣小纪》中亦可找到一些佐证。可见，满清从汉语中谐音借字的做法，并非一家之言，可信处颇多。
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
很明显，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满清一朝，大体上可以说没有建立现代学制，也根本没有“大学生”这个称谓，怎么会有“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这样的问题呢？这话从事实上来讲是有些道理的。但不管是古代学制，还是现代学制，其实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一个农家子弟要成为知识渊博的文化人，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古代，都要经过启蒙、学习、深造等过程，其学历与学力都处于不断累积提高的动态过程中。因此，询问“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并非就是个无解的答案。
以现在的学制来说，要成为大学生，一般需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这一过程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与现代稍有不同的是，清代虽有官学、义学或书院，但并不普及，人们要想读书，大多得先入私塾。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即可以参加县里主持的考试，考取之后，再参加府考，由知府主持。通过县、府试的便可称为“童生”。之后又再参加院考，由省里的学政主持，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通过院考，便是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
成了秀才之后，可以到官办的学校入学。这些秀才又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供给粮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曾经的官费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秀才中特别的优秀的，入学后经过学政的推荐和朝廷的考试，有机会被选为国子监的学生，成为贡生、监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的大学生（参照史家萧一山的说法）。依此看来，在清朝要成为一个大学生似乎并不难，台阶只有童生、生员、贡生等几级，和现在也差不多。但实际上，难度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当时名额有限，竞争相当激烈。且学习的前景很富吸引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于下闻”。史料记载，读书人考上秀才入学以后，就可以穿蓝袍，戴银雀帽，见官不跪，荣耀乡里。——这种虚荣上的极大满足，促使天下读书人一齐奔上了考学这条大道。
其实，历尽艰难爬过“童生”的台阶，成为秀才、贡生，也不过刚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只有取得了秀才“学位”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也就是考举人，然后才有机会参加会试，参加殿试，最终成为进士。“物以稀为贵”。科举难之又难，考上的人少而又少，于是考上举人、进士便是极为光荣之事。康熙三十八年，顺天贡生黄章考举人时，已是百岁老人，进场时，书“百岁观场”于灯，令其曾孙为前导，引为奇观。乾隆五十一年，九十八岁的广东秀才谢启祚中得举人，后又参加会试，乾隆特别加恩于他，授司业衔。名臣张之洞年轻时常以文章自负，但好酒，*不羁。道光二十七年，其族兄张之万参加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状元。张之洞受此激励，一改旧日行迹，发愤读书，至同治二年，以第三名的成绩中了探花，然还是比其兄差了一点，到晚年张之洞仍然将此引为毕生憾事。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到死都还是秀才，甚至只是童生，一生郁郁，叫人为之心酸。参看这些史实，足见科举在当时人心中的份量。
举人、进士这些头衔，因为人们的推崇，逐渐成为一种荣耀的象征。光绪三十一年，涉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科举制终于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力并未消除。至詹天佑、严复等留学归来时，科举早就停了多年，可朝廷还是补给了他们进士或举人的头衔。只是，至此时，科举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学制渐渐建立。“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这样的问题，也渐少有人问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