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产生出时代移位的错觉。
可是我喜欢极了大栅栏那份伧俗可爱，它是奇异的，爱俏又不会打扮。五百年历劫而后重生，有如随时间剥落的金漆，总被随意补上两刷，后人也就这么凑凑合合着过下去，旧了就再抹上新的颜色，也不管是不是协调，然而随便擦拭去某处的灰尘，都可见在层层的漆壳下，不像那些人与地的灵魂已经死亡的废墟，也不同于那些光鲜的赝品，它是活着的，土里土气的，红红火火的，真实的活着的，而且活下去。
41 王府井中国第一街
Wangfujing：China；s First Street
文徐淑卿
图何经泰·陈小·廖伟棠
王府井北起东四西大街，南至长安街，全长不过一千多米，却是著名的“中国第一街”，也是观光客到北京的必游之地。1999年，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到东单三条路段被规划成步行街，并和巴黎著名的香榭里舍大道结为姊妹街，从此在夏天散放着露天咖啡座、举办啤酒节的步行街，就成为一种对欧陆的模拟和想象。
如同外滩是上海的建筑展览馆，汇集在王府井大街的各式百货公司，也像堆积在不同岩层的化石般，展现了北京不同时代的消费景观。最时髦的应该是位于南端的东方广场，各种名品服饰咖啡美食无不具备，走在这个迷宫般的华商场，就像掉入资本主义的货仓一般，令人目为之眩不辨日夜。
不过北京人更为钟情的可能是1955年开业的北京百货大楼。在过去物质缺乏的年代，到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百货大楼购物，就像到邻近的北京饭店用餐一样，是少数脱离生活常轨而必须极其慎重乃至满怀期待的盛事，因此北京百货大楼之于北京人，就像锦小路市场之于京都人一样，充满着年节欢乐的象征，即便东方广场如何新颖气派，依然不能取代北京百货大楼在北京人心目中的位置。
其实若要说历史悠久，东安市场才真是当之无愧。清朝光绪二十九年，为了整顿东安门外大街的市容，清政府将附近商贩聚集在废弃不用的八旗兵练兵场，从而形成东安市场，也是王府井日后成为商业街的起点。现在重建的新东安市场当然不复旧时面貌，但是在老一辈文人的随笔杂忆中，依然可见老东安汇聚着吉祥戏院、书店、餐馆、小贩的热闹景象。当年在东安市场的商铺现时多半不在，只有位于五楼的东来顺，地下一楼的老北京一条街、中华老字号一条街，与安放在新东安门前唱戏、剃头、拉黄包车的塑像，留下几许过往的线索。
为了完成友人代购六必居酱菜、同仁堂药品的嘱托，我多次来到老北京一条街。王麻子刀剪、盛锡福、瑞蚨祥等当年的中国名牌，就像干燥花般陈列在这时光凝冻的长廊，虽然“头戴马聚源，脚穿步联升”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这些如时间结晶般的老店，总让人记起他们远去的辉煌。
有时历史玩弄的把戏并不是消失或遗忘，而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某些东西存在。其实王府井最有欧洲风情的不是步行街，而是从1655年便矗立在这里，其后因地震、大火而多次改建的天主教堂“东堂”。现在“东堂”还是有固定望弥撒的时间，不过因为它古典的欧式建筑风格，使得这里成为拍婚纱照的绝佳地点，脑筋灵活的婚纱照业者，干脆在“东堂”外面放置一辆粉红色的古董车充当背景，这种宗教殿堂与香车美人结合的景象，就像德高望重的老人配戴粉红色领结一样，具有令人惊奇的喜感。
王府井的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有王府还有水井。曾被湮埋的水井在1998年整修道路时重见天日，就位于步行街北端路西处。其实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曾被切割成三段，从东四西大街到灯市口大街称为王府大街，灯市口西街到金鱼胡同称为八面槽，金鱼胡同到长安街为王府井大街，“文革”时将这些路合并称为“人民路”，1975年更名为王府井大街。在袁世凯时代，王府井大街一度变成莫里逊大街，据说原因是这位英国记者曾撰文吹捧袁世凯，为了酬谢他，莫里逊所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就改为莫里逊大街了。现在从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莫里逊和他的中国仆人在住所前的合影，当然这个位于北京百货大楼南侧的宅子，如今已片瓦不留了。
不论是精神食粮或口腹之欲，王府井一应俱全。想要买书，可到王府井书店搜罗所需，喜欢尝鲜可到王府井小吃街与东华门小吃街，几个摊子下来，绝对酒足饭饱。这时再到东堂走走，便已是闲适充实的一天。
42 东单体育场历史的转折点
Dongdan Stadium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文薛绶
图何经泰
邓云乡教授论北京的旧建筑，说：“如果有一问：旧时北京街上什么建筑最漂亮？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牌楼。旧时北京街道上的旧牌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华瞻、漂亮的街头装饰建筑之一。国内有牌楼的城市虽多，但与北京是无法比拟的。”
引这段话只是为了吊胃口。邓教授说北京当年有大大小小三十五个牌楼，“可谓洋洋大观”。可是现在怕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涉及当年梁思成同当局的一段公案，说来忒繁，表过不提。但现在逛北京，例如走到东单牌楼的旧址，仍旧值得在附近走走。牌楼确是没有了，但在东单（“东单牌楼”的简称）十字路口北侧，有东方广场。这是李嘉诚投资的使北京比美曼哈顿的项目，当然可以一看。南侧，似乎只是一个运动场，一个街心公园。其实，这两处可说更有来头。希望路过东单的诸位，了解北京的“曼哈顿”之余，对这两处地方也切莫错过。
这一大片，原来是个空地。1948—1949年，京中战局紧张之际，这里被辟为机场。许多显要人物就从这里乘飞机南下，由此才开辟了海峡彼岸的一片天下，使中国当代历史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遥想当年，衮衮诸公乘机南行时是怎样的心情，值得后人探索。更有一些显要人士，拒绝南下，例如陈寅恪先生，至今还惹人研探其中因由。当年的进进退退，全发生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其意义岂不大哉！
再往前若干年，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这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大学先修班十八岁的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姊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看电影，走到僻静之处，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伍长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牌楼南侧的东单广场，大概即现今东单公园所在地。就在那里，沈崇遭到非礼。沈崇拚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报警求助，才将皮尔逊等带到警察局。这就是抗战胜利后著名的“沈崇事件”。由这事件引起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更激起国共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在校内宣称：“该学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也有人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特务。后来查明，沈崇不是无名之辈，而是清朝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后代，父亲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处长。她本是胡适推荐入北京大学的。这才使得人们无话可说。
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当年在大陆全面溃败的一个重要契机。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因而称194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年代”。
现在只能在这一小小的街心公园里见到几个孤独的老人在漫步。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小地方，曾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某个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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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转而悲哀的向日葵
The Drooping Sunflowers
文张亦霆
图徐钦敏
那个人，我们都叫他毛主席，他去了很多年了，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他：天安门正对国旗的画像，各种书籍，电视台的纪录片，或者干脆去天安门对面那个叫做纪念堂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似乎并不觉得是在看一个死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主席。
我们大家都是凡人，饭一顿一顿地吃，觉一夜一夜地睡，有一份工作可以朝九晚五地无论怎样做点什么，有一间屋可以在不工作的时候待在里面胡乱搞点什么。（当然，凡人之间也有差别，有人吃得好，有人吃得差，有人睡得香，有人做噩梦，有人开奔驰，有人开步走，但这些都不算本质的差别，就像不管住别墅还是破草屋，反正一样都是胡乱搞点什么。）
毛主席也是凡人，他也要吃饭，睡觉，也有一份工作，就是当主席。他住得比我们好一点，这很正常。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谈吐风趣，爱吃辣椒，他还是当时最好的诗人，大家都读他的诗，还把他写的文章背下来。事实上，我们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背下来了，因为它们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每一天都用得上；事实上，我们都认为他本人就像太阳一样，然后，我们都管自己叫向日葵。 不知道毛主席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人并被人看，会不会觉得晕，那是十几万个被比喻成向日葵的年轻人，他们不停地跳着，“毛主席万岁”的喊叫声就像来自几万部轰轰作响的机器。这时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看，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群体。组成这个群体的每一分子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汇合起来就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群体，它看上去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致会使人误以为它可以具有一切可能性。从这个群体里往天安门城楼上看，也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人影，他就是毛主席，没有人会把毛主席想得很具体，因为没有人的想像力可以发挥到那个地步，我们最多只能像向日葵想象太阳那样，想象毛主席就像太阳那样无所不能。一个具有一切可能性的群体向着无所不能的毛主席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欢呼，毛主席威严／慈祥／欣慰地微笑着举起一只宽厚的大手，在空中频频挥动，有时那只手会轻轻一顿，短时间地停在空中，说时迟，那时快，具有高度职业敏感的小个子摄影师刚好按下快门，是的，在当时，一切就是那么天衣无缝。
也许，毛主席确实不是凡人。或者说，我们实在不愿把他当作凡人。就像F4的fans不愿把仔仔当作必须吃喝尤其拉撒的凡人一样，是我们让毛主席在同样的理想化氛围中羽化而登仙。
但是我们就不去多管仔仔的事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然而，理想似乎永远是现实的童年。在现实中，一共有两个毛主席，一个照常（并不是经常）出现在天安门的画像、书籍、纪录片和水晶棺里，以官方的身份延续其影响；另一个毛主席则经常在交通拥挤的民间无微不至地注视着我们，他被写在真真假假的毛家菜馆的招牌上尾码以红烧肉，或者挂在计程车司机的后视镜上神情饱满地悠来荡去，他为书商做广告，比如“毛主席最喜爱的XX书”之类，他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待价而沽，摊主守着他的主席像章、陶瓷塑像和邮票，与有此嗜好的收藏者尔虞我诈，最后皆大欢喜或一拍两散。
我们正在谈论谁？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普及教材？有一定价值的收藏品？有文化含金量的形象代言人？南海观世音菩萨？
大概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有机会明白一点所谓爱情，那就是当狂热与激情烟消云散之后，你可能会很迷茫，也可能，偶尔一个人傻笑一下：呵，原来不过是这样！转而悲哀的是，你会认为以前的理想化初衷全盘都错，你很快开始调侃你曾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东西，你还会争取作一个犬儒，以冷漠卫护你疲弱的神经。然而真正悲哀的是，从集体的理想化，到集体的犬儒，从昨天的向日葵，到今天的傻子瓜子，所有的配方和工序原来只是百年老店之一脉相承。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看到端庄慈祥的主席画像的时候，总会把那些在电视上拿腔拿调的所谓特型演员拨拉拨拉让他们站好：哼，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一点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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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院阳光灿烂，动物凶猛
The Cities within the City
文尹丽川
图徐钦敏
南方有苏童的香椿街和残雪的黄泥街，我们遇见哭泣的妇人和阴沉的少年。遍地是泼出去的脏水，到处都在生锈在浮肿在腐烂，梅毒蔓延，蛛网横生，散发出经血和死婴之气。
这样的一种阴霾晦暗到了北方不复存在，同为动荡年代的见证者，王朔动物凶猛，姜文阳光灿烂，崔健开创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除却南北气质的相异，北京被赋予、主观享受和被动承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上世纪中后叶，更滋养了一种特殊的大院文化。造反有理、舍我其谁的优越感和后来的理想主义幻灭感、少年时代优越感的丧失伴随了一大批北京大院孩子的成长，其中一些人后来做了艺术家，并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崔健是反叛英雄，王朔是反文化英雄，姜文是重新解释英雄主义的英雄——他们都是在英雄主义情结下长大的。
我年少的时候路过那些朱红色的门、白底黑字的门牌和绿军衣笔直的守门的士兵，那些戒备森严的大院以及被它包围起来的神秘莫测的生活，以为那是我永远无法深入之地。初中时有个海军大院的女孩跟我要好，她穿香港买回的衣服，讲述在电视里露面的歌手的私事（与她同属一个大院），带给我吃外国巧克力。那个时候，最基本的物质满足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是一种奢华，更妄言物质享受；电视明星更是我们无法接近的外星客。
现在这已不是秘密：中国最早听披头士乐队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不管是谣传还是事实，这秘密都具有合理性。禁闭的年代，高干子弟享有的特权不仅体现为物质特权，更体现为精神特权和文化特权。大院子弟继承了前者的优势，又比之更加开放和平民化。加之他们的父辈多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业精英分子，不同地域的文化的碰撞与交合从来就有利于产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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