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父辈多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业精英分子，不同地域的文化的碰撞与交合从来就有利于产生传奇。
相比之下，北京本土的胡同文化显得保守、封闭而滞后。物资紧缺的恐怖时期，在油和鸡蛋方面“首都人民”还享有比外省人优厚些许的特权，但文化资源方面和全国普通人民一样苍白，少得可怜。北京的传统文化则无一幸免地遭到毁灭性破坏，如今再建的大栅栏茶楼，只是曾经的老北京的复制品——文化的味道，总不是说有就有的。毁灭了，就得再熬上一些滋养的年头。而茶楼、鸟市、戏院还可以重建，北京市井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老舍先生却永远地去了。
空军大院、海军大院、全总文工团……当年庞大院落的神圣诱惑已消失殆尽，如今最惹眼的是豪宅、别墅、私人俱乐部。文化资源的平等，英雄主义的覆没，经济决定一切，网络时代的来临，大院不再构成特殊的文化土壤。这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所有的院落都有围墙，早就该拆；虽然会听到一些遗老遗少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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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筑师竞技场（1）
The Architect Arena
文陈政
图陈政
安东尼奥走进现代城办公楼，在电梯间与一群心思各异的准白领扶摇直上。2004年，意味着他来到中国的第十一个年头，这位自称：“born in Venezuela but based in China”；1999年被潘石屹聘为首席建筑师的委内瑞拉人，对眼前的一切已再熟悉不过。到中国谋发展的思路，应归功于1976年就在中国清华大学学建筑的哥哥的鼓动。如今，他的哥哥已在中国待了三十年，他自己在北京成立8&8建筑师工作室后，1999年效力于现在的东家，以至于当他从容地迈出电梯，就能直接步向SOHO现代城顶层高大洁白的房间，那里是他作为北京红石实业公司首席建筑师的办公之地。
同一位伟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期望的万千烟囱林立景象有所不同，透过安东尼奥开阔的落地窗，充满了数也数不过来的工地。据统计，2000年北京的开工总面积为六千九百九十五万平米，而2004年的开工总面积达到七千万平方米。它意味着北京正在为数百万人提供新的住房，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消费场所，最终把他们导向新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从空中俯瞰首都，曾经以金黄和宝蓝琉璃瓦为皇亲国戚提供工作生活休闲场所的主流建筑群，正在一片又一片的庞大工地中，让位给以玻璃钢筋水泥铸就的各式建筑群。远大于故宫规模的新社区居民，在保安把守栏杆紧锁的大门内，过上了比当年紫禁城里更舒适的日子。
据说在欧美，现在一个上万平方米的项目已经很了不起了，甚至是某些建筑师一辈子所能遇见的最大的项目。而北京几千万平米工地上，确实造就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舞台，供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轮番登场。对世界顶级建筑师来讲，中国已经从一个新兴市场遽变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市场。各大建筑公司开始在中国开设办事处、承包工程，而且他们发现，高楼大厦和大胆规划，在这里得到了令人兴奋的结合，这里的建设速度也是西方发达城市数十年所未见的。有一串数字，是关于建筑公司的。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全球最大的两百家国际建筑设计公司中，有一百四十家在中国有业务活动或建立分支机构，北京无疑是他们注目的焦点。北京市二十一个五星级宾馆中，国外建筑师设计或中外共同设计的就有十三家。北京目前三栋最高的地标性建筑：京广中心、金城大厦和国贸中心，依然是国外建筑师的大作。国际化不再是一句大而空的口号，在北京，它就是眼睁睁的事实。
不仅如此，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还有一批新的体育场馆、公园、旅馆以及机场等待设计开工，这是足以令多少建筑师热血喷涌的动人时刻。想象一位天才建筑师终日守住一张纸勾勾画画，整天停留在电脑上敲敲打打的屈就样，就能理解等待开发的土地对建筑师的抚慰意义。这个庞大的舞台，注定要成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建筑师明星。
于是“安德鲁们”出场了。几年前这些并不为大众知晓的名字，现在成了广为流传的公众话题。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对应的是国家大剧院那粒透明水蒸蛋，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对应的是鸟巢状的国家体育场，在竞标中力挫群雄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对应的是央视新楼，英国建筑师福斯特对应的是北京新机场，还有水立方、中国电影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无一不与国外的建筑师或设计公司相连。当然这帮出场的人各有来头，安德鲁的招牌菜是戴高乐机场，库哈斯的头衔通常是2001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或者最新锐最活跃的建筑师，而福斯特更是搬出爵位来应对。而国内的建筑师通常被认为其见识功力和地位，对于奥运场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还缺乏相应的说服力。与此同时，大量风格各异的建筑师和他们设计的现代建筑，会不会使北京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一时间成了公众议论纷纷的话题。当然，开放的中国不会因为暂存的异议而放缓前行的步履，众多开发商引进国外建筑师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他们甚至把外籍建筑师作为炒作楼盘的强力武器，大肆宣扬，唯恐国人不知。大众的媚外心理无疑是强大的，某方面说，正是这些多数的力量推动开发商做出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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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筑师竞技场（2）
潘石屹和张欣的选择无疑更为聪明。用安东尼奥的话说，他俩的聪明之处在于通过文化来获得商业利益。潘石屹的看法是：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成果，可以通过商业来转化并得到社会认可。在建筑师张永和的建议下，潘、张邀请了十二位亚洲新锐建筑师，负责十一栋别墅和一个俱乐部的设计。地址选在北京八达岭附近，水关长城脚下这块八平方公里的地方，取名“建筑师走廊”。挑选建筑师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年轻，二是前卫。潘、张给建筑师的唯一限制就是尽可能使用当地建筑材料、资源、劳动力。同每个建筑师获得的一万二千美元报酬相比，建筑师们在这里拥有尽情发挥创造力的自由显得更为诱人。张永和曾经不无矛盾地承认：“在这里的任何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但我们又没有勇气不参与这个项目。”
入选威尼斯双年展和长城的远古背景，扩大了建筑师走廊的号召力，也奠定了十二位建筑师的新锐魅力。从这里的箱宅，我们开始了解张智强于香港的获奖作品；从这里的公共俱乐部，我们了解了承孝相的贫困美学；从这里的家具屋，我们了解了坂茂的纸筒教堂；从这里的山水间，我们更是了解了张永和的非常建筑主张……暂且不论这批建筑的价值如何，至少我们看到了从理念、材料到结构的诸多可能性，我们也看到了自由想象和生活舒适度的种种矛盾，在这组赞毁各执一词的建筑里，我们还看到北京这片什么鸟都相容的硕大林子。
或许，建筑不过是建筑师内心智慧的发泄地，当消费者享用他们智慧，并把这种享用当作奢侈品四处传诵时，也是建筑师们焕发集体青春期的最佳时期。诚然，在经济迅猛增长后，我们拥有了引进更高更强、国际一流建筑师的能力，我们在往北京城填充更堂皇建筑的同时，曾经统一规划、集权设计、焕发独特民族魅力的古老都城再也不复存在，并且这还是时代谁也挡不住的巨大推动力。一位建筑师感叹：“建筑有它来的时候也有去的时候，建筑作为永久性的是对地球的不负责任……只有思想是永久性的，所以孔子也说逝者如斯夫，就让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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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东方广场站在老北京上的新北京
Oriental Plaza
The New Beijing Rising above the Old
文徐淑卿
图陈政
如果要选择一个建筑物来代表北京的城市新貌，答案可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我心目中的首选，则是位于东长安街一号的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占地十万平方米，雄踞在“金街”王府井与“银街”东单之间，玻璃帷幕的外观，像是长安大街上一块闪亮的宝石。这个建筑群包括八幢办公楼、四幢酒店式服务公寓、东方君悦酒店、五个不同风格的时髦卖场与中央喷泉广场。而这么庞大的工程，从1996年破土到完工，仅耗时二十二个月。走在兴建完成的东方广场上，据说主要投资者李嘉诚都不禁自豪地说：“这里现代化的程度，和美国纽约的曼哈顿也没什么差别。”
也许言者无意，但是这句话却巧合的预言了北京的未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迎接2008年的奥运，为了建设新北京，北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推平了许多具有传统特色的胡同和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高耸时髦的大楼，当上海想要重续老上海的繁华旧梦时，北京却逐渐成为纽约的翻版。
东方广场这块宝地历经多少沧海桑田，答案就在它的脚底下。1996年，在东方广场的工地里挖掘出两千多件古人类使用的石器、骨制品与动物骨骼，显示这个地方不仅是现在北京人来人往的城市中心，也是两万五千年前古人类活动生息的场所，这是一个不断层累堆叠着人类痕迹的历史层岩。为了保存遗址上的发现，东方广场在地下层设立了“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古老与现代交会一处，东方广场俨然是站在老北京上的新北京。
走在东方广场，心情时常是矛盾的。这里有便捷的地下铁、种类繁多的时髦商品，北京人在这里可以享受和其他国际都会一样的舒适生活。
遗憾的是，一个城市的现代化不应该只有新没有旧。当初，为了东方广场应该盖得多高，曾引起很大争论。官方批准的公文是七十二米，北京的专家认为应该控制在四十五米之下，但是投资者认为应该盖到八十五米高才漂亮。后来东方广场的催生者周凯旋向李嘉诚建议说：“北京人很珍惜自己的天空，这种文化已成一种规矩。”最后东方广场修改后的高度是六十八米。
其实北京值得珍惜的岂止是自己的天空，还有几百年的历史才能形成的胡同、四合院与悠悠扬扬的生活步调，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不论是纽约、巴黎都无法取代的珍宝。
从景山万春亭向南远眺，东方广场像浮起的堡垒一样，遮蔽了一小块北京的天际线。在东方广场的开发过程中，不论是它碍眼的高度或能否保护挖掘出来的古人类遗址，甚至东方广场让多少具有历史意义的民居化为乌有，凡此种种都曾引起许多争论。但是重要的是，东方广场依然走过这些风风雨雨，成为建设新北京的一个重要标记，东方广场预示了北京未来的命运，一个新而现代化的北京将逐步诞生，而老北京的领域将快速萎缩，在北京新旧交锋的挤压中，东方广场带领着求新的势力走向胜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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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关村高科技的代名词
Zhongguancun ： A Synonym for High Technology
文李师江
图何经泰·廖伟棠
长城是北京通往历史的名片，而中关村则是通往未来的名片。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电子必然是一个时髦的辞汇，而中关村则是中国通往未来的关隘。这个想法其实是我在读高中时的印象。那是90年代初，中关村正随着286电脑、北大推倒南墙等一系列新事物名声鹊起。高中地理上说，中关村跟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一样，都是各个地域的电子技术开发区，高科技的代名词。因此心理颇为向往，决定藉上大学的机会看看中国的硅谷是啥玩意儿。
我是个科盲，所以对有科技天赋的人有崇拜心理，对中关村自然也有朝圣心态。但1993年到了北京上大学之后，我对中关村的印象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它并不像硅谷一样是个电子产品开发基地，它最多的作用只是把外国生产的电子元件拿来组装成商品而已，所以科技含量不是很高。因此印象中的电子开发基地变成了电子商品组装基地，觉得地理书上称之为“中国硅谷”，有点言过其实之嫌。当然，那时候我印象中的电子技术和产品开发主要在大容量的硬件，及其不断升级的技术。现在电子技术的概念又丰富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软件和网络技术，听说中国的开发软件水平不低，大概也集中在中关村了，因此中关村在技术含量上大概比以前要名副其实些。
当然，那些技术都在静悄悄地进行。我有一个同学在联想研究院工作，每次见到他都有新的课题在开发，比如说做一套过滤黄毒网站的软件，比如开发一套让近乎老年痴呆者也能上网的软件，等等，反正高技术开发的人时刻不停地在劳动，这是中关村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中关村也就跟俺老家那个小村庄没什么两样了。但这些技术在没转化成畅销商品前作为消费者不太了解，所以现在中关村展现给消费者的，是电子一条街，以海龙大厦为中心点。虽然北京其他地方也有零散的电子商城，但一提起买电脑和软件，大伙还都爱往中关村奔。比如说你想组装一部电脑，首先在中关村有挑选多种品牌的余地，其次在价格上也有货比三家的自由度。特别是到了周末，海龙大厦熙熙攘攘，让人觉得确实是一个科技热潮的时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风向标，什么时候你看到海龙大厦冷清了，大概就是人们电子产品的衰弱时期了。但这显然只是一个假设。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市场之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是一些盗版电子软件时常露面的地方，这也是特色之一。盗版在电子一条街上贩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路边小贩拉客形式，跟贩卖###的一个手段，拉住你问要不要软件，要的话就把你拉到胡同或者什么仓库里，什么软件都有，连最新版本还没正式上市的他都有。还有一种就是公开在商场里卖，电视上曝光的基本上是这种，正版几百块钱盗版只要几十块，区别不大，还告诉你解密密码。只有你正版厂家看到，才会气得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