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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笛音乐学校是一家民间音乐学校，已经有了十年历史，毕业生和老师包括中国大陆最好的爵士乐手和数百地下摇滚乐手（他们中又有很多人聚集在北京，组建了数十支乐队）。它搬过几次家，都是安静、低科技、慢节奏的偏远地方。后来，学校有了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巨大草坪，而这个草坪上都是我们的人——这就是2002年的迷笛音乐节变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音乐节的原因。
现在我们的人多了，学校装不下了，从2004年开始，音乐节改到了10月的头几天，地点也移到了石景山的雕塑公园。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不和主流社会分享的秘密正在被打破、消失，叛逆的种子已经运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草坪没有了，但星星还在人们眼睛里，陌生表情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微笑还荡漾在空气里。彼此失散的一年里，这三天就像焰火。如果有一个人一年都不说话，却在这一天微笑着和陌生人交谈，你会说，那是因为迷笛音乐节把多数人都变成了小孩。而这就是地下文化所说的纯洁。
96 The Beijing Dancing HallShall WeDance？
文颜峻
跳舞是生而为人最容易的事情之一，但也是中国人最难做到的事情——在讲究了很多年规矩之后，在经过了漫长的性压抑年代之后，人们跳起舞来都像是表演，要么附和着远古的礼仪和当下的时尚，要么就跟开屏的孔雀一样，在异性面前散发荷尔蒙。而北京锐舞运动，就在这样一个性感和装蒜的环境中艰难地进行着，1997年开始有了party，2000年达到顶峰，如今呢，落花流水春去也，没有人再死磕……
工体北门的橙街（Club Orange）已经没有了人气，偶尔办个party，也好像做梦一样不被记住；而它新开的分店，则干脆以俗气的R&B Hip…Hop为招牌。想当年Orange黑暗拥挤的舞池，盛下了多少锐舞战士的长夜？真是说不得。至于Club Green，已经沦为东北三环商人的清谈家园；丝绒、甲55号和Club Vogue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新场地都是糜烂型殖民地lounge风格；倒是大型disco的老板在发言，说要追随国际最新潮流，要帕岸岛，要Ibiza。
舞的精灵，像没有生育能力的单身人，离开了Club FM，离开了最后的CD Cafe，离开了扮酷的乐酷，转眼间连九霄都拆了，转眼间糖果横空出世又自甘堕落，转眼间DJ们都老了。北京人还在跳舞吗？不知道。舞会动物们躲在夜色里，他们不肯轻易熄灭，却奈何只有零星的party，不见了定点扎堆的伙伴。这都是钱惹的祸啊。张有待南征北战，2005年的夏天到来之前，先去丽都饭店做了新的九霄，然后扎根朝阳公园西门的“生于七十年代”，俨然是一场漫长的死磕。去吧，有待在召唤，和他的house唱片，和东三环外的公园、饭馆、蝉声，和宽得没有道理的马路。三千万人的北京，这几乎是唯一的舞池。档次下来了，但细节还在，没有了糖果豪华奢侈的空间和装修，没有了三里屯夜生活动物的漫步，甚至没有了匆忙而热情的号召，生于70年代的一代是打口的、残缺的一代，也是死磕的、贪婪的一代，在二楼，他们不需要凭窗，就可以眺望，一盏烛火里闷骚的时尚。
或者不如说，这些年来，豪迈的酷与骄傲的新，已然被证明是孤独的，北京需要战士，但资本不鼓励风格。偶尔，人们去日坛的石舫做party，去工体的Mix和Vix混Hip…Hop大俗par，去苏丝黄这个本不跳舞的地方跳挑逗的舞……要么就再去后海庆云楼边地下的云上俱乐部，和去年一样的幽暗，一样的简洁，一样的忽然就爆满了忽然就落寞了忽然就跳舞了忽然就换了一群人了，你知道那些4/4拍的心跳，已经不再整齐了……夜色中，游击似乎成了一些人生存在北京的理由。
偌大的北京，没有人跑来问你：“Shall We Dance？”只有你看着自己的影子，喃喃地问。
97 使馆区的白天
The Daytime in the Embassy District
文陈淑华
图廖伟棠·何经泰
廖伟棠摄影
庭院深深。这是走在北京使馆区人行道上的第一个感觉。几步之外，一身严整的警卫背后，便是一个个遥远而不能亲近的国家。铁门之内，似乎总不见人迹，不闻人声，房间的窗帘终年深垂。每个使馆都像一个怀抱心事而沉睡的梦。门前的警卫或动或静，绷紧着姿势和神色，为它们守护。
当你穿过笔直空旷的三里屯东四或东五街，你会发觉自己成了街道两边警卫的目光焦点，一路到底直到转过街角。他们必须在注意中表现随意，而你必须在好似随意中保持注意，一种带点刺激，又很安全的游戏。
秀水使馆区的建筑更古老，厚重和沧桑些。部分石砌的围墙代替了三里屯的铁栏杆。各种爬墙植物或张扬，或萧条委靡地长着，墙里的树更高大，随意，更多些大宅人家的气味。当东四街一长溜的银杏树黄灿灿地烧起来时，秀水使馆的秋柿也红了。即使是中国的土地，只因长在墙内，便和墙外的过客有了不可接近的距离，高高挂在树叶凋零的枝头，空自繁华。
使馆区里的警卫列对行进，可算是一景吧。当他们为那些连他们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的使馆站岗时，那似乎只是在一个固定背景前的例行事务，但他们成群结队，步声踏踏，精神地经过你的身旁时；当你经过营区看见晾晒成排的草绿色军内衣，和正在简陋的篮球架下奔跑争球的年轻人，你似乎才感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青春和骄傲。
夜里的使馆区，特别是有月亮的夜晚，从酒吧街里喝够酒，离开了喧闹烦嚣的人声乐声，和朋友悠悠地往亮马河边上走去，终于可以沉淀下来，说点心事。月光照着，将沿路的树影叶影，在地面上织成了或繁或简，或密或疏的暗花图案，像是条华的月光地毯。人在上面走着，有着暗暗的，受宠的幸福感。
一日深夜，工作完后坐车经过三里屯使馆区，人行道上每隔着一段距离，也像站岗似的，立着一个姑娘。有的还穿着短裙，在冬天寒冷的风里瑟缩着。突然有一种想为她们送杯热茶的冲动。一路想着她们和背后不远处的警卫，两种守望，各是种什么样的心情？
日光里的三里屯酒吧街，素面朝天。那一个个紧挨着在夜里声色炫目，散光发热的魔术盒，此时只是平常不过的道具。上场的角色也换了一批。人行道上以急拍子走过的，目不斜视，形色匆匆的各色路人；有眼里嘴上带着另有意涵的表情看着家家窗内的人；另有一种，便是嘴里不停叨念着“DVD？CD？”的卖碟的人。
酒吧里的客人通常也只有两种。一种才从夜里的放纵或沉睡中醒来的，将自己在慵懒的日光放松和加温的人，眼神飘忽不知所终；一种则埋首于眼前桌上成垒成垒的碟片中，眼神专注地干着体力活。
夏日周末你在工商银行边上的餐厅KK外边的小庭院吃中饭，总能看见各式各样，各种年纪肤色的情侣，夫妇，一家人。一周的繁重工作之后，这些人在狂欢和睡饱休息之后，以他们最轻松适意的姿态，在酒吧街上的阳光下自在招摇。
午后，你可以在银行边上那个书报摊买几本杂志周刊，到对面的酒吧门前打好的伞下坐定，叫杯巴黎水看书，以及不时走过的美男美女，看着随着日影移动椅子。然后你总会碰上不只一个熟人，然后他们总会停下和你说两句。然后你会觉得有些寂寞有些烦，有点清闲有点热闹。而当太阳渐下时，你便可以收拾好买单，然后回家去准备灯火初上的那个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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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马克西姆第一家法国餐厅
The Maxim；s Restaurant
The First French Restaurant
文李海鹏
图何经泰
在北京摇滚乐告别马克西姆餐厅走向地上之前，这个地处繁华的显赫餐馆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庇护着以金属杂讯和长发为特征的北京摇滚生活。
1983年，在刚刚买下它的设计师皮尔 · 卡丹看来，北京无疑是重要的，他是先在北京开设了分店，然后才把餐厅开到了伦敦、纽约。在古老的北京的繁华地带突然出现的马克西姆餐厅依然保留着巴黎式的骄傲，门脸不大，外观看上去并不气派，但内部却有着绝对精致的情调。看到黑白两色的小汽车在那无边的自行车流中显赫地驶过，皮尔 · 卡丹曾说，“再也找不到更神奇的场景来放置这神奇的餐馆。”
在法国，这“神奇的餐馆”的全套装饰都列在国家《历史文物名册》之中。著名匠人亚历山大 · 布鲁塞设计并打制了铜质花藤、叶饰等，镶嵌在餐厅的大门、立柱和镜框上。在装着彩色玻璃的窗户上，靠着柔和的光线衬托，一条两岸开满美罂粟花的小溪，早早地预示了后来才大面积流行的奢靡、柔软的现代气氛。
马克西姆的北京故事也许会是它所有故事中最有张力的一个。它的优雅华贵并没有完全同化身处其中的人，在上世纪的###十年代，在最经常出入马克西姆的摇滚青年当中，流行的是以“戏果”、“飞”、“黑馒头”、“死磕”、“扒带”这样的辞汇为符号的街头文化，而那些温文尔雅者反而并不习惯马克西姆。
另一方面，北京摇滚在这个根据地里所做的一切，没有让他们顺着音乐理想亲近民间，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贵族化倾向。“摇滚并不接近人民，摇滚只接近马克西姆。”
但是毫无疑问，马克西姆餐厅为愤怒或惆怅的年轻人提供了摆脱平庸生活的场所。他们得到了马克西姆餐厅，得到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但并不是坐下来享受鹅肝酱，也不准备类比上流社会方式，而是过上了波希米亚式的、亨利 · 米勒式的、反体制化的生活。在生活方式上，北京摇滚圈全面地向下、向下，恰恰背反着马克西姆餐厅的价值指向。摇滚的西方特色与马克西姆餐厅的契合被注意到了，但摇滚的平民化与餐厅的贵族化的矛盾却被一时忽略了。这由误会造成的恋爱，终于因为了解而分手。
从1979年起北京摇滚走过了漫长之路。比拟地说，这是一条从马克西姆餐厅走向三里屯、走向郊外的路。如今在马克西姆餐厅，出现更多的是情人、食客，而不再是另类价值观的执著者。出现在其中的人们打扮时髦但并不惊人，远离了北京摇滚之后，它开始回归为那家由法国移植过来的优雅餐厅。
马克西姆的法餐的正宗精细不受摇滚乐的去留的影响。尽管世事变迁，但花三百块钱吃顿晚餐还是值得的，因为它仍然是马克西姆餐厅，可以让你觉得自己是坐在巴黎皇家大道上观看着窗外的北京。
99 莫斯科餐厅红星照耀的餐馆
The Moscow Restaurant under Shining Red Stars
文李海鹏
图廖伟棠·陈政
如果只看外观，它高大雄壮地向整个建筑群中心的红星蔓延过去，不加掩饰地张扬着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威慑力量。但在内部，它却是过去一两个时代中北京年轻、时髦和优雅的生活的象征。当昔日的银盘子里盛装着乌黑的鱼子酱，在它尚未被修改的雪花顶下，曾萦绕着来自北方的哈恰图良。
在它的拱形门上方写着：1954，莫斯科餐厅。
餐厅坐落在酷似圣彼得堡海军总部大厦的苏联展览馆的西侧回廊上。1954年“苏联建设和成就展”期间，它为苏联专家提供伙食。展览结束后，莫斯科餐厅对外开放，赠送餐券，宗旨是“为中央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宾客服务”。
俄罗斯特有的用面包发酵制成饮料葛瓦斯冒着气，被穿着布拉吉鱼贯而行的服务员端上餐桌，这是50年代的经典场景，也是莫斯科餐厅最绚的时光。毛泽东、周恩来和彭真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到过莫斯科餐厅。能有机会到莫斯科餐厅来的大多是有过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这里的水杯外面还套有一个银托，牛肉由精雕细琢的铜罐盛装，而黑鱼子酱四块多一份儿，只有一两二，却又咸又腥。有些人不懂得拿它抹面包，但宁可忍受着直接吃掉，也不愿失去礼仪和尊严。
那时大厅中那四根巨大的雕刻有各种花草动物形象的铜柱还是黄澄澄的，走出餐馆，立刻就可以到电影厅去看苏联电影，比如《蜻蜓姑娘》。
1965年，老莫的窗前暴雨将至。第二年红卫兵进了餐厅，上了桌子。类似的事件几次出现，老莫终于停业了。起司、鸡卷，都消失了。从1966年起，莫斯科餐厅的俄式菜厨师开始做烧茄子和京酱肉丝，为了接待串联红卫兵，厨房用铲车铲饭。
餐厅停业了一段时间。1968年莫斯科餐厅的重新开业成为一件让另一批年轻人冲动的盛事。文艺青年已经在崇拜梵高，暗中流传着聂鲁达，到处都是细细的潜流。“文革”期间猝然败落的家庭的子女不约而同地把老莫当作一个缅怀失去的世界的场所。这些年轻人聚集在老莫，把这里当作电影上看到的冬宫的映射，把青春身体中萌发的激情当作理想。后来超出北京范围、广为全国所知的老莫，事实上正是由这些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1993年在老莫拍摄老莫，两场戏，拍摄了两个晚上，餐厅供应炒饭和红菜汤。在众多到老莫来拍摄的电影中，只有它使其真正地进入青春和历史的档案。
或许老莫本身就是典藏青春的会所。就像老莫保留的一张老照片，那是1957年11月，从喀什到北京读大学的阿伊明与朋友一起来到莫斯科餐厅，享受了红菜汤、罐闷牛肉和莫斯科烤鱼。餐后他们到电影厅看了场电影，是匈牙利的《2＋2=5》。最后他们拍了照片。对照这张照片，会发现一切与今天一样。北京展览馆的尖顶把红星举向天空，而在它西侧回廊上的，始终是一家共产主义的青春的餐馆。
100 四合燕子飞翔的所在
Outside C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