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赤壁- 第6部分

　　官渡之战时，曹操曾一度处于困境，有点丧失信心，是贾诩及时地分析曹操与袁绍的利弊，鼓励曹操决心一战，故有官渡之胜。而当若干年后，曹操南下荆州，一路畅通无阻时，贾诩却反其道而行之，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贾诩反对即刻东下平定江东的策略，认为收服荆州后应致力于奖励将士，安抚百姓，发展生产，这样不用征讨江东自会臣服。曹操没有听取，果然战败。有趣的是，当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兴致勃勃的地将此劝谏作为贾诩功绩的时候，为《三国志》作注引的裴松之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贾诩的劝谏纯属不合时宜：荆州是四战之地，刘备、孙权都想据为己有，如果固守荆州的话反而会失去战略主动，曹操东下取吴是明智之举。至于失败，只是运气不好，遭到了南风和疫疾，不能因失败而否定曹操的平吴策略。应该说，裴松之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江东的孙权政权来说，“文服”并非良策，“武伐”才是最佳征服手段。但曹操的失败也绝非“时运不佳”，其种种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细数端详。

　　是否去打这场仗？对于江东政权来说是一个命运的抉择，同样对于曹操来说也是一个选择。在同一本史书上，我们都能看到两位史学家截然对立的观点，那就不难猜测出在赤壁战前曹操的幕僚团中有多么大争执的声音了。

　　当时曹操的智囊团中，除了贾诩以外，郭嘉已经先逝，另有荀彧、荀攸、程昱、蒋济、董昭等数人，察诸人传记，未见有在赤壁之战中一展才智的谋臣。只有程昱传记中记载了程昱对于刘备东逃后孙权会不会杀刘备的预测，也未见其对进军江东的战略持何种观点。我们认为，出于人物传记对人物美化的考虑，赞成参战的建议一般不会出现在人物传记中（因为陈寿认为赞成参战是一种失策）。由此可以推论，随军的曹操智囊团们大多数是赞成顺势东下灭吴的战略的，其中包括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献过奇计大功的荀攸、程昱。我们也很难说这些赞同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还是随声附和的，因为从曹操拒听贾诩的劝谏已经可以看出，智囊团的意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的专断与骄横已经使这场战争不可阻挡的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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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生化战”
对于古人来说，瘟疫和战争最为恐怖的两大灾难。而当这两大灾难又往往同时产生，相伴而来。试想，正是因为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农民揭竿而起，地方武装叛乱，外敌趁乱入侵，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战争；相反，正是因为战争连绵不断，大批的阵亡士卒抛尸野外，无人掩埋，致使尸体腐烂，空气和饮水遭到污染，疫病横生，从而引发全国性的瘟疫。而每到这两者相伴而来、人民祸不单行的时候，也往往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东汉的覆亡、唐朝的覆亡、明朝的覆亡莫不如此。

　　灵帝年间，中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瘟疫传播，这场疫疾横扫了黄河南北数十个郡县，带走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许多村庄甚至鸡犬不留，沦为人间地狱。汉朝奉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认为自然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相互关联，互为感应的。天象往往是人事的折射，也往往能够对人事起到预测作用。如此大规模的疫病灾害自然被谶纬家认定为汉室将亡的先兆。只是这一次的预兆不再是迷信的胡诌，而是通过事实进行了验证。在疫病灾难面前，可以医治疫病的“仙人”自然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于是乎，张角，赤脚医生与宗教领袖的结合型人物，通过行医聚拢人心，通过布道建立队伍，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在当年之内就被*，但它却摧毁了汉王朝生存下去的最后希望，宗教领袖与农民反抗者们所未尽的事业若干年后将由*他们的军阀替他们完成。

　　这场瘟疫对于汉末争霸的诸侯们来说影响也是巨大的。由于疫灾加兵灾，司隶、兖州、豫州等原先富庶的“黄金地区”变得人丁凋零、土地荒芜。曹操在这里起兵的头几年经常招不到足够的兵员，或是缺乏基本的粮草供给。这客观上逼迫曹操不能安于现状，必须不断扩张进取。曹操最精锐的“青州兵”是从青州征召和劝降的，曹操的主要粮食供给则有赖于击破陶谦、袁术后的徐州、淮南等地。但尽管如此，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的时候，还遭受着粮食短缺、军心不振等先天劣势，直到占领河北才摆脱了这种尴尬局面。

　　赤壁之战，疫病再一次与战争携手同来。而早在周瑜为孙权分析曹操的四大劣势之时，曹军“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就已成为必败的原因之一。但可惜的是，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其他有关赤壁之战的传说都未能把疫病传播当作战争中的重要问题加以考虑。对战争的描写可谓是《三国演义》的精华之所在，但在罗贯中的笔下，战争的胜负被简单地归因于天时（是否出师有名，是否符合道德）、地利（天气因素、地形因素）、人和（主帅的决策、谋臣的智谋、武将的武勇），固然，这样的逻辑符合小说思维和传奇规范，但也使纸面上呈现的战争过于主观。那么，曹军军中疫病流行到底对赤壁之战有怎样的影响？据我看来，其影响不仅不能被忽视，反而相当重要。以至于赤壁战后，曹操在给孙权的书信中这样回护自己的失败：“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在文中，瘟疫几乎成了他战败的全部原因。

　　在电影《赤壁》中，导演吴宇森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将赤壁之战中瘟疫的威力在影片中再现。在此基础之上，他又多走了一步，虚构了一场曹操利用瘟疫制造的“生化战”。那么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末年，深受瘟疫之害的军阀列强们会不会想到利用瘟疫作为摧毁敌军的“生化”武器呢？实际上，据汉史学者何新考证，早在汉武帝时期，匈奴人已经知道利用疫病进行“生化战”。匈奴人在败退的时候，将大批死亡的将士、马匹、牲畜的尸体堆积在河流上游，腐烂的尸体将河流污染，病疫顺流而下。追击匈奴的汉朝将士饮用了下游的河水后，大量感染死亡，无法医治。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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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干何干？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历史老师特逗，在课堂上出了一个谜语，在此与大家分享。谜面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打四个中国历史人物。提示是从日本、苏联、共产党、国民党四个角度考虑。谜底是：屈原、苏武、毛遂、蒋干。

　　蒋干，因为赤壁之战中的一次滑稽的出场，成了曹操阵营中最有名气的谋士。许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曹营首席谋士郭嘉、贾诩、荀彧，但是却对蒋干的名字耳熟能详。

　　历史中的蒋干确系周瑜的同郡，也确实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据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蒋干“有仪容，以才辨见称”。但纵然是这样灵巧的辩士却无法撼动周瑜的意志，归来见曹操时还赞誉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这一段情节旨在为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胸怀作佐证，但却成为小说家为赤壁之战添油加醋的作料。《三国演义》把蒋干劝降和反间计揉搓在一起，在展现周瑜谋略的同时也表现了周瑜诡谲和骄傲的一面；而电影《赤壁》将蒋干劝降、反间计和草船借箭揉搓在一起，则是在瑜、亮合作的基础之上更集中地描绘了周瑜、诸葛亮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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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瑁、张允，被谁冤杀？
电影《赤壁》如法炮制了《三国演义》中反间计一幕，周瑜利用蒋干传递了伪造的降书，使得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处死了二人，从而为周瑜去掉了一个大隐患，成为赤壁之战周瑜取胜的关键。

　　蔡瑁、张允确实是被冤杀的，然而凶手却不是曹操，而是罗贯中。事实上，史书上的蔡瑁、张允并没有被卷入“反间计”之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谈及蔡瑁、张允的时候，只论及二人是刘表的幼子刘琮的党羽，在刘表临终时阻止刘表长子刘琦进见，而极力扶持刘琮上台。随即曹操南征大军将至，第一个跳出来劝刘琮投降的却不是蔡、张二人，而是蒯越、傅巽、韩嵩等一班刘表旧臣。这几个人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躲避战乱、客居荆州的中原人士，相比起蔡瑁、张允等荆州本土人来说，荆州的利益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更有好感，更愿意纳土归降以求得一官半爵。因此曹操在得荆州后也大施恩惠，给蒯越等十五人封了侯，其中蒯越、韩嵩、邓羲、刘先甚至坐到了光禄勋、大鸿胪、侍中、尚书令这样的位列“九卿”的高官。但点名的名单里并未出现蔡瑁、张允，可见二人虽然也位列归降众臣中，也得到了封赏，却实属才智平平，未能得到重用。

　　那么曹操的水军都督是谁？史书没说，我们也不好妄加揣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曹操用人的习惯而言，不可能用外人指挥这支庞大的水师。而曹操早在年初就在邺城掘玄武湖操练水师，相信都督水师的人选在那时就已经选定。《演义》出于塑造周瑜角色的需要，虚构了蔡瑁、张允统领水师又被冤杀的情节，也使曹操水军一击即溃在理论上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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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的真相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一招“草船借箭”骗过了曹操，同时，作者罗贯中也骗过了天下人。当然，草船借箭并非实有其事。况且，对草船借箭可行性的争议也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无论是对曹军何不用“火箭”的建议，还是对诸葛亮是否能够准确算定大雾时间的质疑，都体现了这个故事在逻辑性、可信性上并不能十分令人满意。

　　然而，“草船借箭”这一故事最大的问题在于损害了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恒定的性格特征。“诸葛一生惟谨慎”这是众所周之的熟语，也十分具体地体现在诸葛亮南征北伐中的用兵决策之中，这在《三国志》《三国演义》中都有直观的呈现，“谨慎”也成了诸葛亮的一个处事特点和性格特征。然而在《三国演义》的前半部分中，诸葛亮却屡屡涉险，不是用奇兵火烧博望坡、就是独闯东吴为周瑜吊孝，其中又以“草船借箭”最为惊险、悬念。虽然每次诸葛亮都能险中求胜、化险为夷，但这样富有冒险精神的行为却与他后期谨慎保守的作风相差很大。“古典小说是冒险的叙事。”诚然，在诸葛亮生平记载比较简略的前半生中，加入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本无可厚非，但在过度追求情节的“眼球经济”的同时，主人公的恒定坐标也走向了失衡。退一步说，就算将诸葛亮重塑成一个前后半生截然不同的人物，如果叙述的侧重点集中在前半生的“轻狂好险”向后半生的“谨慎保守”变化的复杂过程，并将个人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相联系，将会使人物性格在变化中完善和丰满，更具艺术价值。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并没有这样做，也就使“草船借箭”这样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在全书中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线索可查。《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记载，濡须之战时，孙权曾乘坐大船去窥视曹操军营，被曹操发现。曹操使弓弩齐发，东吴船只一面受箭后船体倾斜，孙权便令船只另一面受箭，待到船只平衡后安然返回。小说家就是在这条史料基础上加工演义出“草船借箭”的故事。相比之下二者有三点明显不同，一是实施者是孙权而非诸葛亮；二是让船体受箭是一种应变之策而非为了“借箭”；三是故事发生在建安十八年的濡须之战而非十三年的赤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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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的将军们
赤壁之战中的江东阵营可谓是人才济济。在经历孙坚、孙策、孙权三朝经营后，江东政权在麾下聚拢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才。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少数将领是北方人士以外，江东将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江南诸郡的本地人。虽然北方黄河流域是自古而来培育猛将的土壤，但在孙氏父子的发掘之下，江东将军也毫不逊色。在赤壁之战中，江东的将军们形成了三代同堂的繁盛局面：老一辈跟随孙坚征战天下的将军们宝刀未老，如黄盖、程普；跟随孙策平定江东的青年将军已成为战场上的骨干与中坚，如周瑜、蒋钦、周泰；孙权继位后纷至沓来的后起之秀则显示出江东政权源源不断地生命力，如甘宁、丁奉、徐盛。

　　黄盖是赤壁之战中的关键人物。据《三国志》记载，火攻曹军之计正是黄盖向周瑜的提议，而且黄盖自己亲自实施，将艨艟斗舰配备点火油物，以投降为名接近曹操水师，一时诸船齐发，同时放火，火借风势，一举烧溃了曹操大军。从这段叙述来看，在决定胜负的火烧赤壁之时，黄盖不仅是献策者，而且是实施者，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而周瑜似乎仅仅是起到了宏观协调的作用而已。对赤壁之战过程这样简单的描述显然难以令以罗贯中为首的小说家、戏曲家们满意，他们对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有太多的质疑：曹操何等精明，怎么会看不出风向对自己不利？黄盖三朝老将，他的诈降怎么会轻易骗过曹操？曹军水师强大、战舰无数，怎么会一战即被全部烧完？带着这些疑问，改编者们创造性地虚构出了“反间计”、“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等故事情节。而像这样，通过虚构和想象的情节为历史疑点创建新的逻辑，至今业已成为历史题材影视剧剧本创作的常用思路。

　　甘宁是江东新锐将军的代表。电影《赤壁》出于战胜方需要一个牺牲者的考虑，为表示对历史的尊重，将甘宁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