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许多次，演出就要开始了，我突然感到焦躁不安，事业上和个人的问题骚扰着我，我想：“这可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出了，这么多事还没解决呢，我不能这样上台啊。”
可是当我一站到台上，一切都变了，音乐开始了，灯光打到我身上，一切问题与烦恼都烟消云散了。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好多次，演出的紧张感消除了一切，我好像听到上帝在对我说：“是的，你能，你能！再等一下，等你听到音乐，看到这一切。”音乐的鼓点震动着我的脊柱，我一下就入境了，有时我都难以控制住自己，和我一起演出的音乐家说：“看他在干些什么呀？”然后他们就跟着我。我把事先安排好的都给改了，打乱了原有的一切动作，随心所欲的自己跳起来，音乐把我带进了另外一个境界中。
在“胜利巡演”的演出中，我开始做一些即兴表演，我喊一些无意义的东西，观众就重复我喊的，比如我喊道：“嗒——得——嗒——得！”他们就跟着我喊：“嗒——得——嗒——得！”有许多次我这样做时，他们就开始跺脚，当全场观众都跺脚时，就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噢，那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啊！和这么多人——全场的所有人做同一件事——大家都和你做得一样，这真是世上最了不起的感觉。你看着观众，年幼的刚学走路的小孩，白发苍苍的老人，二十岁、三十岁的人，每一个人，大家都摇晃着身子，把手高高举着，一起唱着歌。你可以要求把灯光转向观众，你看清楚了他们的脸，然后你说：“举起手来！”他们把手举起来，你说：“站起来！”或者“大家一起拍手！”他们都会照着做，他们喜爱这样做，这是多么美好，大家不分男女老少种族性别，都做一样的事，这时我就会说：“看看吧！看看你周围，看看你自己，看看大家，看看我们做的事！”这真是棒极了，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有号召力，我真忘不了那些伟大的时刻。
“胜利巡演”是自从两年以前《颤栗》发行以后我第一次在迈克尔·杰克逊的歌迷们面前露面，这引起了许多奇怪的反应。有时我在门厅里撞见一些人，他们惊讶的说：“嗨！那不可能是他！他不可能在这儿！”我感到很迷惑，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我是在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我时时刻刻都得存在于某处，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呢？”有些歌迷把你想象成一个虚无的人，根本不存在，当他们一看到你，他们就以为发生了奇迹。有些人甚至问我是不是上厕所，你看，这把我弄得多不好意思。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我想他们太激动了，我很理解这种感情。我想，如果我有幸能见到沃尔特·迪斯尼或者查理·卓别林，我大概也会表现得一样不知所措吧。
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是堪萨斯城。在“胜利巡演”的第一夜，我们在旅馆的游泳池边散步，弗兰克·迪莱奥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掉进了游泳池，人们兴奋的叫喊着，我们中的有些人被弄得很窘，我则哈哈大笑起来。弗兰克没受伤，但他真的被吓坏了。然后，我们悄悄跳出一段矮墙，跑到了大街上，没有一名保安人员跟着。街上的人想都不敢想，我们会和他们一样走到街上，结果他们对我们是敬而远之。
回到旅馆以后，比尔·布雷只是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从我小时候起，他就是我的保卫队长，我们向他津津有味的描述这次冒险，他只是笑。
比尔向来很小心，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极其胜任，但他对已经过去了的事从不担心害怕。他跟随我到处旅行，有时在短途旅行时，只有他一个人陪我。我不敢想象没有了比尔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热爱生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还有一次，在华盛顿特区时，我和弗兰克坐在旅馆的阳台上，弗兰克极富有幽默感，常常搞些恶作剧。我们两人开着玩笑，然后，我就开始从他口袋里抽出一百元一张的票子，扔向楼下行走的人们，这差点引起一场骚乱。弗兰克本想阻止我，但我们俩却都笑个不止。这又使我想起了在过去的旅行中，我和哥哥们常常搞的恶作剧。后来，弗兰克叫保安人员下楼，到灌木丛里去找还有没有剩下的钱。
在杰克逊维尔，在从旅馆到演出场地的四个街区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地的警察几乎使我们毙命。后来在佛罗里达的另一处，当我又感到像以前那样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就和弗兰克开了一个玩笑。我让他到我的房间里，屋子中间的桌子上放着西瓜，我说请他吃西瓜，他就去拿。当时，我养的大蟒蛇“肌肉”并不伤人，但弗兰克特别讨厌蛇，于是他就开始尖声大叫起来。我拿着蟒蛇在屋里追着他跑，他跑得快，因为实在是吓坏了。他跑到门口，抓起保安人员的枪，马上就要扣动扳机了，幸好保安人员竭力使他平静了下来。后来他说，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我非打死它不可。”我发现许多厉害的男子汉都非常惧怕蛇。
在整个美国，我们所到之处都要像以前那样被锁在旅馆里。于是我和杰梅恩或我和兰迪就会旧戏重演，把一桶桶的水从阳台上往外泼，浇在楼下门外吃饭的人的身上，我们住得很高，水到下面时像一层薄雾，洒在人们的身上。这一切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在旅馆里无聊透顶，被层层锁住保护起来远离歌迷，没有大批的保安人员跟随就无法出去。
但是，也有许多的日子是充满乐趣的，演出时我们也常常有空余时间，我们去了迪斯尼世界五次。有一次，我们住在那儿的旅馆里，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发生了。我们坐在阳台上，可以眺望远处的大海，底下有许多人，挤的要命，走时互相撞来撞去。忽然，有一个人看见了我，他就开始喊我的名字，一呼百应，千百个人都开始喊：“迈克尔！迈克尔！”一遍又一遍，声音在公园里回荡着。到了最后，声音震耳欲聋，如果我再不答应，那就说不过去了。于是我答应了他们，他们听了就开始乱叫起来。我说：“哦！这真是美好极了，我觉得好极了！”制作《颤栗》的艰巨工作、我的眼泪、我的梦想；制作歌曲时因为累极了，站在麦克风边就睡着了，这一切看来都不算什么了，我所做的都得到了回报。这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有时我去剧院看戏，一进剧院，大家都站起来鼓掌，这仅仅是因为我碰巧到了那儿。每值此时，我都觉得很光荣，从心底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本来我们打算把这次“胜利巡演”叫做“最后一幕”的，因为我们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巡回演出了，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要那么强调这一点。
这次旅行我过得很快活，我知道它是一段很长的路程，最后看起来它显得太长了。对我来说，最好的时刻在于看到观众中的孩子们，每个晚上，都会有一大群孩子穿的漂漂亮亮来看我演出，他们都激动万分，各个种族、不同年龄的孩子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梦想着要用爱和音乐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甲壳虫”乐队的歌《爱即是一切》时，我还会激动得全身颤抖，我一直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一首国际之歌。
我很喜欢在迈阿密的演出和在那里渡过的全部时光；科罗拉多这个地方也好极了，我们在卡里布农场过得轻松愉快；纽约也确实是个好地方，向来如此。伊曼纽尔·刘易斯来看了了我们的表演，许多好朋友，像大野洋子、肖恩·列侬和波姬也都来了。想想过去，舞台外的生活对我来说与舞台上的生活意味着同样多。我还发现有时在演出时我实在是不能自制，我记得我挥舞着我的夹克，然后把它扔到人群里面，这使那些管理我衣服的人非常生气，我就坦率的跟他们说：“真是对不起，但我实在没办法，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不该那样做，但实在是不由自主，我心里有一种狂喜和一种要与大家共享欢乐的愿望，我只是想着要全部发泄出来。”
在“胜利巡演”时，我得知了妹妹珍妮的结婚消息。因为我和珍妮太好了，所以每个人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听到后大吃一惊，我总觉得我有一种责任要保护她。昆西·琼斯的小女儿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事的。
我特别喜欢和我三个漂亮美丽的姐妹们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好极了。拉托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很容易与人相处，但有时她也很有趣。比如你到她的屋子里，你不能坐在沙发上，你不能坐在床上，你不能在地毯上走动，这都是真的，她会把你赶出屋子，因为她希望她的每一样东西都井井有条。我说：“有时你必须要在地毯上走的。”其实，她只是不想在上面留下什么印子。如果你在桌边咳嗽，她马上盖住她的盘子，如果你打个喷嚏，那就更别提了。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母亲说她向来如此。
但珍妮是完全不同的，她像是一个男孩。在家里，我们两个最好，好的时间也最长，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说她结婚以后，我是那么受不了。我们在一起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有同样的爱好，我们有同样的幽默感。当我们还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自由”的早晨起床，然后制定一个一整天的计划，一般来说总是这样的；起床；喂动物；吃早饭；看看动画片；出去看电影；去小饭馆吃一顿；再看一场电影；回家游泳。这一切就是我们美妙的一天，到了晚上，我们就重新看一遍计划，回忆着一天中的趣事。
和珍妮在一起真是好极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中的谁会不喜欢什么，因为我们想的一样，喜欢的一样，有时我们都能说出对方在想什么，我们俩像是一对双胞胎。
另一方面，拉托亚和我就不大一样了。她从来不去喂动物，动物的怪味让她受不了；更别提去看什么电影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去看《星球大战》、《短兵相接》或者《鲨颚》，我们的口味儿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珍妮在而我又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人真是亲密无间。但我知道，慢慢的，我们的爱好和兴趣就会不一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不幸的是，珍妮的婚姻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她现在又高兴了。我确实认为，如果两个人非常合适，那么结婚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相信爱，特别特别相信，既然你经历过爱，那么为什么不信呢？我还相信缘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和她结婚。我常常渴望着有孩子，事实上，有一个大大的家庭是多么美好，我自己就是从一个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想象着有一个大家庭，幻想着有十三个孩子。
直到现在，工作仍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感情生活，我不停的工作，我喜欢创造，紧跟时代的步伐。对于未来，谁也不知道，时间会说明一切。对我来说，依赖别的什么人是很困难的，但我能想象出如果我试着去做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我想做的是这样多，而需要我做的也是这样多。
有时我不得不去面对一些对我的评论，为了能卖出报纸，记者们可以信口雌黄，他们说我做手术把眼睛变大了，还说我想使自己变得更白一些，更白一些？这是什么话！又不是我发明了整容术，没有什么人去描写他们的手术，没有什么人去对此加一大堆评论。这多么不公平，许多事都是记者们虚构出来的，这足以使你发问：“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难道有什么出格了吗？”
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你爱的人，还有要努力工作。我指的是不能想明天，只有今天拼命工作，不停的练习，不停的奋斗。我指的是开发你的智力，让它达到最高的水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得最好，在你职业的领域里，要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懂得多。你还得学会运用一切条件，抓住每一分机会：手头的一本书，可以跳舞的一块地板，或者可以游泳的一池水，只要是你的，都要加以利用。我总是把这记在心里，在“胜利巡演”巡回演出时我也常常想着。
“胜利巡演”结束以后，我觉得我打动了许多人，虽然不是像我想象中的那样，以后我独自演出或者拍电影时，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我把我演出的钱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百事可乐公司赔偿我的钱也全捐给了“烧伤治疗中心”，那一年，我们一共捐献了四百万美元。对我，这便是“胜利巡演”的全部结果——奉献。
有了“胜利巡演”的经历之后，我开始比以前更加仔细的考虑我的前途问题，我曾在更早的一次旅行中得到了一个教训，每当我在“胜利巡演”遇到困难时，这一幕就在脑海中生动的浮现出来。
几年前的旅行中，有个家伙偷了我们的钱，但他也教给了我一些东西，他说：“听着，所有的这些人都在为你工作，而你却不为他们工作，你应该知道要报答他们。”
他一直警告着我，最终我开始理解了他的含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从摩城公司开始，一切事情都是为我们安排好了的，别人替我们做决定，这种经历使我精神上一直感到压抑。他们总是说：“你应该参加这次会见或那次电视演播。”一切都是这样进行的，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当他告诉我，我是受制于人的时候，我最终明白了，我意识到他是对的。
不管别的，我总是觉得欠着那个家伙一点儿东西。
因为迪斯尼电影制片厂希望我能为公园增添一些新的活力，所以《EO船长》就由此诞生了。迪斯尼的人说他们并不在乎我做些什么，但一定是要创新的。我和他们开了一个很长的会，我在整个下午的时间中告诉他们，沃尔特·迪斯尼是我崇拜的英雄，我对他的历史和他的人生观都很有兴趣，我所要做的必须是迪斯尼先生本人会赞同的。我读过许多关于他和他的“王国”的书，对我来说，做他可能会去做的事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
最后，他们让我拍一部电影，我就同意了。我说我希望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