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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那真是令人心荡神驰的日子。当我们从芝加哥飞抵加利福尼亚时，就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来自印第安纳州城市化严重的地区，看惯了那里萧条冷落的景象，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着陆后，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梦境。那会儿，我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跑遍了那儿所有的地方——迪斯尼世界，落日大道，还有海滩。我的哥哥们也很喜爱这地方，我们到处乱窜，就像第一次光顾糖果店的一帮孩子。我们被加利福尼亚的旖旎风光深深迷住了：隆冬季节，树木依然葱葱郁郁，枝头挂满柑子；魅力的夕照映衬着一株株棕榈；气候也温暖宜人。每一天都充满着新意；我会做着一件有趣的事儿，不希望它停下来，可同时又觉得还会有另外的什么事情，一样有趣，一样的叫我神往。那真是令人陶陶欲醉的日子。
在那儿的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和摩城公司中所有的大明星会面。他们都是继贝里·戈迪从底特律迁到加利福尼亚之后，陆续移居过来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同斯莫基·罗宾逊握手时的情景，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与一位国王握手。我兴奋得两眼直冒金星；记得事后我告诉妈妈说，他的手就像鸭绒枕头一样柔软。要是你是一个大明星，你不会留意你一举手一投足给人们的印象，可是你的崇拜者们留意这个，至少，我知道当时我留意这个。我是说，那会儿我逢人便讲：“他的手是那么那么柔软。”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可笑，可这的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和斯莫基·罗宾逊握过手。我仰慕许许多多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年纪很小时，我所注意观察的人就是真正的演员——詹姆斯·布朗、小萨米·戴维斯、弗雷得·阿斯泰尔和金·凯利。一个杰出的演员能叩开每个观众的心扉，这是衡量一个演员伟大与否的真正尺度，而这些人具备这种超凡的魅力，就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它轻轻抚摸你，撩动你的心弦，不管你是谁。当我有机会与一个曾经以他的作品在某一方面影响过我的人结识时，总是激动不已。也许可以这么说，一本好书会深深打动我，促使我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一幅好画可以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宇宙。那么同样道理，一个演员的专场演出或几个演员的同台表演能够左右我的情绪，乃至改变我的生活。
那时，摩城公司还从未给一群孩子们灌制过唱片。事实上，他们只为唯一的一名儿童歌手，即斯蒂维·旺德录制出版过唱片。因此，该公司设想去发掘一批孩子，而这些孩子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不应仅仅局限于能歌善舞。他们希望我们能跟上学校的功课，友好的对待歌迷。记者和所有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人，并为他人起一种榜样作用。他们还希望，人们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唱片而喜爱我们，更多的，则是由于我们的为人。这在我们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们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彬彬有礼，多为他人着想。这理应是人的第二天性。我们碰到的唯一难题是，一旦我们稍有了些名气，我们根本就无法上学。人们从教室的窗子里爬进来，让我们给他们签名或朝我们索要照片。我尽量做到不落下一堂课，不去制造混乱，惹是生非，然而，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后来只好请来教师在家里给我们授课。
这期间，一名叫苏珊娜·德·帕赛的女士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为摩城公司工作，就是她，在我们搬到洛杉矶之后，始终一丝不苟的对我们进行培训，后来，她也成了“杰克逊五兄弟”的一名经纪人。我们偶尔住在她那儿，和她一起吃饭，甚至一起玩耍。我们这一伙人成天吵吵闹闹，精力多余得无从发泄，而她也年轻好动，诙谐风趣为了“杰克逊五兄弟”的成功，她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对于她所做的一切，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我记得，苏珊娜给我们看一些画着我们五兄弟的炭笔素描。在同一张画上，我们五个人都留着相同的发式，而每张画上的发式又各不同。还有一套彩色画片，在那上面，我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这些“衣服”就像彩色拼版游戏上的纸片一样，可以揭下来，换上另一件。我们选好一种发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理发师那儿，理发师就照图片上的样子打扮我们。然后，在她那儿选定服装式样，我们就到保管服装的部门去，他们便找来全套衣服给我们试穿。我们穿上那些服装，他们上下打量一番，看看不太合适，便让我们回到“拼版游戏”那儿，重新“试穿”一些别的式样的服装。
我们上礼仪课和语法课。他们把那些人们最有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了一个表，让我们有所准备。我们常被问及的问题有：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我们同台演唱时感觉如何等等。歌迷们和记者们同样都想知道，我们在最初登台时各自有多大年龄。尽管你相信，人们对你感兴趣是由于你的歌而不是别的什么，你还是很难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示在公众面前。
摩城唱片公司的人对我们进行测验，让我们回答那些还从未有人发问过的问题。他们考我们的语法，还有餐桌上的礼仪。通过这些考核后，他们还要把我们带进一间屋子，最后替我们抻抻袖子，理理我们新做的蓬松发型上佩戴的头饰。
然后我们学一首名叫《我要你回来》（I Want You Back）的新歌。这歌的产生还有一段故事。歌曲是由芝加哥一位名叫弗雷迪·佩伦的人写的。他起初是杰里·巴勒特手下的一名钢琴师，那时我们刚开始在芝加哥一家夜总会里演出，也是在杰里的指挥下。佩伦估摸着那家夜总会老板花不起钱请别人去演唱，便很为我们这群孩子感到难过。不过，他在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最初，《我要你回来》这只歌的名字是《我渴望自由》（I Want to Be Free），是写给“至高无上”三重唱小组去唱，而根本不去考虑格拉迪斯。贝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告诉弗雷迪，说自己刚刚雇用了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孩子们。弗雷迪马上明白了贝里指的是我们，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便答应碰碰运气。
我们在加里学唱“钢城”唱片公司的歌曲时，蒂托和杰梅恩必须要特别留心乐器的声音，因为在录制这些唱片时他们负责部分伴奏。因此，在听《我要你回来》的唱片样本时，他们很留意吉他和低音贝司的声音。可爸爸说，摩城公司并不打算让他们在这本唱片中演奏任何乐器，因为在录音合成时，包容节拍的那道音轨不能出一丝差错，直到我们演唱的声音小下来，节奏才能稍有变动。他还提醒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要坚持那种不拘一格的演唱风格就等于加重了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同时演唱两个声部，而且还有许多朗诵和尾白什么的需要记住。
在负责演唱的部门，弗雷迪·佩林、鲍比·泰勒和迪克·里查兹负责照看我们。我们录制这第一张单曲时，他们三人，加上哈尔·戴维斯和摩城公司另一个名叫“冷色调”·米泽尔的伙计全部参与了写作和录制工作。这几个伙计合称为“有限公司”。我们到里查兹的公寓去排练，他听到我们准备的如此充分，不由得惊讶万分。他对起初安排好的演唱设计几乎没作什么变动，便建议我们趁热打铁，赶紧去录音室录制一些声部。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录音室。想到马上就可以让贝里·戈迪听听我们初步练好的合唱，大家都兴奋的不行。我们到他的录音室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想，等贝里听过演唱之后，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家吃完饭。
然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一屁股坐在里查兹的轿车后座上。回家的一路上，我的脑袋时而因困倦垂到胸前，时而又抬起来——我坚持着不想睡过去。戈迪并没有对我们的演唱表示赞许。我们把各个部分又练了几遍，戈迪就在一旁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改了改。他是想在我们身上试验一些新的演唱方法；就像学校合唱队的头儿，他让你专心致志的唱自己的那个声部，就好像你是在独唱一样，不管你是否能清晰的听到他或她的声音。他听过我们的合唱排练，在音乐上作了一些改动后，又把我叫到一边，逐字逐句的给我讲解我的那部分。他明确地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如何帮助他搞好这张唱片，然后，他又对负责录制合成工作的弗雷迪·佩伦详细交代了每一件事。贝里干起这些事来得心应手。单曲出版发行后，我们马上又录制了一个专辑，这个集子中《我要你回来》这首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和这个集子中其他歌曲相比，它占用的时间（和磁带）更长。这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就是用这种严谨的态度办事的，因为贝里这个人讲求完美，注重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种不懈的追求精神，这是他的天资所在。后来，我把经过贝里处理的每个音节都仔细的听了几遍，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谓终生受用无穷。直到今天，我依然遵循这一原则。贝里是我的老师，名副其实的良师；他能悟出最细微之处对歌曲的影响，从而使歌曲产生一种了不起的效果，而不仅仅给人一种不错的感觉。贝里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好像他能点石成金一般。
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在摩城公司录制唱片时的经历是激动人心的。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录音时，整个写作班子就陪在我们身边，把一首歌裁裁剪剪，精雕细刻，直到它变得十分完美。有时，为了录制某一道音轨上的一个声部，我们会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唱上几个星期，直到他们觉得我们唱出了他们希望的效果。我也看到，他们这样做的确收效显著，尽管速度有些缓慢。他们修改词句、配器、节奏，一切的一切。贝里出于他自己那种追求至善的天性，允许他们这样无拘无束的工作。我猜想，即使他们不是这样，贝里自己也会这样做，他有这样追求至善的习惯。我们工作时，他会突然走进录音室，告诉我该怎么唱，而每次他都是正确的。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1969年11月份，《我要你回来》出版发行了。在六周之内，这张单曲就售出二百万张，一跃成为销售量之冠。我们的第二张单曲《ABC》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份出来的，三周时间里就卖出二百万张。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歌中那段独白：“你坐下，小姑娘；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爱。哦不，还是站起来吧，别让我再等待。”一九七零年六月。我们的第三张单曲《你保留的爱》（The Love You Save）再次夺得销量第一时，贝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那一年的秋季，我们的下一张单曲《我将在那里》（I'll Be There）又一次引起轰动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成功甚至已经超出了贝里的预料，我们可以拿这些成绩来报答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努力了。
我和我的哥哥们——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未来的十年创造出一种新的歌声；一群毛孩子能发行如此多走红的唱片，这在唱片发展史上还是一个创举。“杰克逊五兄弟”从未碰上过同等年龄的竞争对手。工作之余，我们常能看到一个名叫“五层台阶”的演唱小组的演出。他们也是一群孩子，歌唱的很好，可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大家抱成一团，后来不幸解散了。《ABC》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使得一些唱片公司纷纷效仿起我们的做法来，我们也便看到了更多的演唱小组。我喜爱那些小组，像“帕特里奇之家“啦，”“奥斯蒙得之家”啦，还有“德弗兰科之家”。“奥斯蒙得之家”小组当时已小有名气，可他们的歌曲多是低吟轻唱，令人伤感，与我们的演唱方式相去甚远。我们的唱片一打响，他们和其他那些小组的演唱热情也立刻高涨起来。我们没有介意，谁都知道，竞争是一种健康的机制。我们的亲戚都以为《一只坏苹果》（One Bad Apple）这支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我记得那会儿我是那么小，因为麦克风降到最低还要比我高一截。他们用一个写着我名字的苹果箱垫在我脚下，我才能够到麦克风。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这样过去的，当其他孩子还在外面嬉戏大闹时，我已经在那个苹果箱上，唱着自己的心声了。
前面说起过，在那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的“有限公司”为我们创作、修改所有的歌曲。记得有很多次，我觉得一支歌该这样唱时，他们总觉得该那样唱。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一直很顺从，从来也不愿提出不同的见解。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别人告诉我到底该怎样去唱了。那是1972年我十四岁时，就是《临窗远眺》（Lookin' Through the Windows）那支歌出来前后的那段时间。他们希望我用某种方法演唱，而我知道他们是错误的。要是你唱起歌来得心应手，对歌曲的情绪心领神会的话，哪怕你年纪再小，人们也应该听你的。我当时火冒三丈，冲着那些词曲作者发了顿脾气，又心烦意乱的给贝里打了个电话，抱怨说，他们总是告诉我该怎么怎么唱，我呢，向来也就听从了，可这会儿，他们也变得太……拘泥于条条框框了。
于是，贝里亲自来到了录音室。他告诉他们，让我随自己的心意来唱，我猜想，他还和他们说了些演唱上多给我们一些自由之类的话。从此之后，我在唱歌时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