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私下”场合窥涉元清两代之史籍的可能，一旦他能以“细密”“确切”的态度来追索访求史料，并进一步地开展考证工作，探索史事，业绩确实牢靠，对他“整理史料”的高强本领，傅斯年应当只会颔首称誉才是。否则，傅斯年如果真要“令出必行”，看到王崇武的这篇文章居然引征清代史籍，违反他的清规戒律，那么它也不可能登诸《史语所集刊》了。
就别的例证来说，史语所里的青年学者，要读些什么书，应该都是自己决定的。像是以魏晋南北朝史为专业领域的周一良，比王崇武稍早进入史语所，当他入所之后，固然以魏晋六朝诸“正史”作为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亦复涉读批览在此范围之外的《金石萃编》、《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或史著；至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等考证成果，也是他阅读“正史”必同时检阅参照的著述。在1945年才进入史语所的严耕望，则以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人文地理两大范畴为研究主题，唐朝历史也是他主要投注心力的研究领域。但是，为了要对治唐史有所帮助，严耕望自称还是“把《宋史》自头至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地看了一遍”。（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15页）
这样说来，即令傅斯年对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者确实“监督甚严”，就平素往来应对的生活面向而言，这批青年或许也确实是害怕惧畏傅斯年这头“胖猫”的“小耗子”。只是，在知识探索的天地里，如果傅斯年真想要发号施令，决定他们在史料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的工作方向和范围，恐怕必有力不从心之叹。对学术权威唯唯诺诺的人，不会在知识生产的天地里，创生出任何实质的成果。王崇武的学术业绩，证明了他绝对不是容许“胖猫”颐指气使的“小耗子”。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1）
一
顾颉刚放下了笔，看着摊在自己面前厚厚一沓的稿纸，最后一张纸上的墨迹还没全干，他不敢照顺序把它放在最下面。他有股想再写下去的冲动，实在很想继续提笔，在一旁的妻子殷履安却已然笑着说：你这篇文字不成为序文了！一篇《古史辨》的《自序》，如何海阔天空，说得这样地远？
顾颉刚想想也笑了。《古史辨》第一册早在1925年9月就已付印，“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就只差作为编者自己的一篇序言。为了让书早日出版，从1926年1月12日起，他开始动手写这篇《自序》，前后三个月，不知增补修改了多少次，洋洋洒洒，近七万字，堪称平生所写篇幅最长的文章。述说所及，不仅是“古史辨”运动的来龙去脉，连自己的童年往事都坦白地说了出来，连自己青年时分怎么热心于社会党的党务也写了进去，实在和《古史辨》扯不上关系。不过，想想自己平常读书的时候，也最爱看作者带有传记性色彩的序、跋，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当然得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告诉读这部书的读者才是。只是，顾颉刚反省了一下，觉得近来这种下笔不能自休的“毛病”，还是得改改才好，终于还是抑制住想再写下去的冲动。
他站起身来，看看四周的藏书，却又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空闲，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书呢！又想到最近老是领不到薪水，想再买些书，想同去年调查妙峰山庙会一样，再到山海关探寻孟姜女的遗迹都不太可能，心里更不好受了。又想起前些时候，鲁迅他们跑到国务院索薪，还闹了个乱子，心里越发难过。
经济困窘如此，偏偏军阀混战，似无止时，北京竟为战场，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每天飞机一来的时候，大家只觉得死神就在自己头上，老是盘旋不去。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已经给飞机、炸弹骚扰得几无安宁，从天而降的炮弹，落点离自己住处最近者，竟不到百步之遥（《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3日），惊恐之余，连移动水缸盖和开阖门户的声音，也变成了弹声、炮声的幻觉。生活不安定如此，如何是好？
虽然，就在这样危险、紧张与困穷兼而有之的气氛里，相关的活动都停止了，更没有人来催稿子，顾颉刚居然得到难得的空闲，可以从容不迫地为《古史辨》第一册写这篇《自序》。现在既已写毕，看来《古史辨》确实可以出书了。只是，转念一想，书出来了，会不会累得靠大伙儿的基金才成立得起来的朴社亏了本？越想越多，顾颉刚开始有些烦闷了。
二
1925年4月30日早上6点，顾颉刚便起床了，为的是准备调查参观北京城西北八十里远的妙峰山庙会的活动情况。8点1刻，约定同行的容肇祖、容庚、孙伏园还有庄严都来了，一行人遂一齐出发。事隔多年，容肇祖回忆起这趟旅程，依复记忆如新。容肇祖说，参加这趟调查活动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偏偏就数顾颉刚最是游兴勃勃，走得比谁都快。在进香的队伍里，他忽焉在前，忽而在后，忙个不停。他一下子抄录沿途的进香碑记全文，一下子又同进香者谈话、照相，进香者沿途叩拜的情态，顾颉刚也不愿轻易放过，为的只是详细记录民间风俗信仰（容肇祖：《回忆顾颉刚先生》，第21页）。顾颉刚说自己“素甚害羞”的人，这回会如此活跃，“敢冒众人之疑诧，则由于数年中渴望之逼迫也”。当然，顾颉刚也付出了“左足曲筋”的“代价”，夜里休息的时候，不论用了多少“烧酒”擦脚，始终都好不了。5月2日是调查活动的最后一天，脚疼未愈，“步履极艰难”的顾颉刚，只好坐轿子继续这趟活动了。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2）
顾颉刚一直对这样的调查活动充满兴致的，他说：
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做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这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然而因为智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
顾颉刚终于获得了“到民间去”的机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他自然全力以赴。特别是调查同仁之一的孙伏园正担任《京报》副刊主笔，这次调查的材料结果，不愁没有发表的园地，顾颉刚更觉得兴奋起来了。只是，转念一想，发表这些调查资料，会不会引起非议：《京报》提倡起迷信来了！顾颉刚又突然感觉有些沮丧。
想要“到民间去”，竟陷于这样的精神困境，是顾颉刚始料未及的。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知识人的经济困境。这趟妙峰山之旅，调查的费用“仅仅领到五十元”，已不禁令他叹息不已：“堂堂的*，为什么在学术方面的供应竟缺乏到这样呢？”不要痴想国家政府会支持这样的调查活动，顾颉刚自己的生计，都大有问题了。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顾颉刚，基本上得仰赖薪水过日子。可是，财政困窘的北京政府，没有办法按时发薪。1925年1月的薪水，得拖到6月才领得到第一笔，要到7月才能全部领齐。幸而顾颉刚在孔德学校兼职之所得，倒还可以按时全部收到，不致完全困窘无门。1925年12月底，因为前妻之父吴寿朋去世，顾颉刚为了丧事“出款浩繁”，已经吃紧，不料，到了1月初，不仅北大这个月不能发薪，连孔德学校“亦仅半薪”，让他大叹“如何得了”，妻子为此，亦是“肝火甚旺”。1月6日，好不容易请“长官”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妻子因为闹穷的关系，“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顾颉刚大为“不欢”（《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2日）。顾颉刚自己更是“债台高筑”，结算一下，“负债几及二千元”（《顾颉刚日记》，1926年5月16日）。“手头干涸已极”，甚至于房租都没法子付了，“没有法子”，只好向恩师胡适开口，“承借六十元”。本来，顾颉刚苏州老家“非无钱”，可是他“以种种牵阻，终不能向家中取钱”，反而得“有赖于师友之济助，思之悲愤。回家后哭了一场”（《顾颉刚日记》，1926年6月6日）。虽然，顾颉刚可以卖文救急，却总觉得自己不该把学问之事当成生计的奴仆，更觉得这样一来，做学问就不忠实了，不免内疚。生活窘迫既然如此，“北京居，大不易”，这样的环境，还能待下去吗？
三
这时候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顾颉刚，同时也迈出了经营与学术文化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的脚步。
原先，当顾颉刚在1922年夏祖母病重时曾回原籍苏州照料，并且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在上海的他，同一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周予同、郑振铎等人，交往密切，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闲谈、听留声机。1923年1月初，郑振铎在聚会的时候发言道：“我们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众议皆诺。于是，除了郑振铎与顾颉刚之外，联络了沈雁冰、周予同、胡愈之、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陈达夫与常燕生，组成书社，约定每个人每月缴十元，十个人共一百元，由顾颉刚存入银行。周予同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朴社，也得到众人的同意。朴社的发展很快，接着又有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加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3）
顾颉刚十分在乎朴社的前景，与妻子谈到它，居然“太快意，精神提上，竟致失眠”（《顾颉刚日记》，1923年6月24日）。可是，1924年上海发生战事，在沪同仁急需用钱，议决解散朴社。当时人在北京的顾颉刚大怒，却已“鞭长莫及”，收到上海朴社同仁寄来的款子之后，他找了老同学蒋仲川等人入社，仍旧约定存下钱来，决意继续维持下去。1925年6月28日，顾颉刚更当选为朴社的总干事，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朴社总干事的身份，激起了顾颉刚的事业心怀。像是他注意到北京大学所在地的马神庙附近并无书店，朴社如果可以在那里开家书店，必可获利。经过他亲自视察（《顾颉刚日记》，1925年10月8日、15日），由同仁决议利用共同基金在彼处租房，从此创办景山书社。顾颉刚耗费了不少精神力气在景山书社的成立杂事上，既参与招考“学徒”与伙计（《顾颉刚日记》，1925年11月1日、9日），当11月15日景山书社开幕，顾颉刚更亲自照料店务。只是，那时他却还拉不下脸来，“见人颇觉不好意思，想不到我也会做商业的”，对自己的这等行为感到害羞。可是，书社的确赚钱，1926年6月的盈余有九十余元，“可见营业之有起色，将来可有发展之望也”（《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6日）。
准备出书，是朴社的另一目标。本来，顾颉刚与钱玄同、胡适等人讨论古史的函件文稿，早就得到大家的注意，朴社同仁一直要顾颉刚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出版的，不料，“有一个久居上海的曹聚仁，把它们编了一本《古史讨论集》出版了”。大家看到这部《古史讨论集》，错字太多，印刷又粗劣，就开始埋怨顾颉刚：“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顾颉刚心下也是挺难过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文字还不成熟，又苦于杂事过多，想定心研究几个大题目，作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把自己胸中积蓄的想法，提出的论题，建立起一个系统，真能揭露中国过去两三千年的古代历史本相。可是，现实的环境，却不给顾颉刚这等机会。他悲哀地写道：
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往经营与学术文化相关的社会事业这条路上走，是顾颉刚自己的决定。由此带来的各等杂事，引来的各种牵连，其实是自己迈开这一步的必然结果。
四
饱受生计逼迫滋味的顾颉刚，想要找条出路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卷进了1920年代中期的时代浪涛里。这时，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浪头，已然拍打到北京。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北大成立了救国团，顾颉刚亦参与其事，并应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编辑《救国特刊》，刊登在《京报》副刊；顾颉刚更写了不少纯粹学术以外的文字，想要编成一部通俗的“国耻史”，唤醒民众。
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前，又聚集了扛着“反帝”旗帜的人群。遗憾的是，这场运动却以鲜血收场，四十七人不幸罹难，史称“三一八惨案”。翌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政府，下令逮捕通缉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煜瀛、顾孟余等人。顾颉刚未曾参加这场运动，对于名列“黑名单”的这些人也不是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在闹得太厉害了”（《顾颉刚日记》，1926年3月19日）。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4）
没有想到是，株连的网络，越来越广。连沈兼士都听到自己被通缉的风声，所以躲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去了（《顾颉刚日记》，1926年3月30日）。未几，《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枪毙，在那里工作的老友孙伏园则已经南旋；传闻北京政府“准备通缉之二百零八人，内北大有一百六十人”，朋友也来劝顾颉刚“暂避”风头。他虽认为自己过去“发表之文字，未尝及于政治，想不致牵入”（《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26日），心下却不能说不紧张。北京这个人文荟萃的古都，在当时看来已非可堪久留之地。
五
就在几天之后，顾颉刚到中央公园的长美轩，参加了语丝社为林语堂饯行的餐宴，因为林语堂“以北京站不住，将往就厦门大学文科学长”。席间林语堂即邀请他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