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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此居留两个月，参加了湾高华保皇总会的选举会和兴筑总会所的树基典礼，作为康有为的“代言人”，梁启超整日演说，筹集款项，扩大保皇会影响力。梁启超深入下层民众，发现了加拿大侨民爱国心很重，可是由于不平等政策的影响，他们都生活“困苦不可言状”。
可就是在这时，港、澳、横滨方面却因为意见的隔阂、事业上的误会引起了很大的龌龊，梁启超不断作书于各方，调和矛盾，但是由于仍然没有放弃“革命共和”思想，和康有为的误会也在不断加深，并没有融合的迹象。
3月，荣禄卒。梁启超作《呜呼荣禄》一文，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中，抨击荣禄数年来专权跋扈，无一建树，希望能够唤起国民之振作自强，以应当前之变局。
4月29日，梁启超、黄慧之、鲍炽等人乘坐火车经渥太华前往纽约。5月12日，梁启超一出车站，便被迎接的华人重重包围，华人多停工停市来一睹“天之骄子”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置身于这个世界第二大都市，目不暇接，大开眼界。繁华锦簇的城市美景中夹杂着一点点“污垢”，穷人们衣不蔽体，饥寒交迫，这样的现象让梁启超赞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为其贫富差距悬殊的景象黯然神伤。
几天后，美国社会党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氏来访，梁启超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在称赞社会主义之完美的同时，梁启超清醒的看到“在社会进步仍有等级”时，“极端社会主义并不能适应现在中国社会，英美亦不可行”。而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调整贫富差距的工具应用于中国社会。
5月下旬，梁启超来到了美国民主共和的发源地波士顿，引起了当地社会的震动，受到了社会上各界名流、华侨、报界的热烈欢迎。《波士顿先驱报》、《波士顿晚报》这样报道了梁启超的到访：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人街颤抖，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激情。
在波士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发生、形成、发展，开始对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产生了怀疑。美国民众的自治习惯和自治能力让美国很自然的组成了共和政体。看到自治能力高出中国国民的华人为选举纠纷斗殴，乃至血水横流，让梁启超不禁胆颤心惊，寒心不已。在纽约拜访容闳（原自立会会长、勤王运动领导人）后，梁启超来到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6月11日、12日，梁启超分别拜访了美外交部长海约翰和总统罗斯福，他们大谈“中国可以扶植之论”，“门罗主义，所向无敌”，让梁启超“深为我国悲惭，唯唯而已”。美国政治人物的野心让梁启超暗自心寒，他认为：“世界大势日集于太平洋，世界大势日集于中国。如此，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应该是中国。” 怎么会“太平洋当属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呢？
梁启超每日游荡在华盛顿的街头，参观兵房、库房、博物馆、植物园，认真考察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真实状况，掌握了研究共和政体的第一手材料。他赞扬美国社会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风俗等方面的优越之处，也看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酬选现象严重；官场腐败，高洁人士不屑入内；贫富差距过大，对穷人来说，民主自由是一句空话；种族歧视问题严峻。梁启超开始动摇了，迷茫了：民主共和能让中国富强吗？
6月29日，梁启超等人自纽约西行，经费城、波地摩、必珠卜、纽柯连、圣路易、芝加高，行至气拿连。沿途梁启超均作停留，指导保皇会事务，募捐款项，可是异国他乡的华人生活贫苦，甚至穷困潦倒，受尽歧视，根本无力捐款，筹款工作陷入困境，难以进行。到气拿连的第三天，正是光绪皇帝万寿节，梁启超联合附近各埠代表，聚会于气拿连，遥祝光绪皇帝万寿无疆，国家早日富强，维新大业早日成功。
经过沿途一路奔波，9月25日，梁启超抵达旧金山。这里保皇会成立较早，会员已逾万名。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梁启超于10月24日离旧金山北上，29日返回加拿大湾高华。
31日，梁启超由湾高华乘中国皇后号船归亚洲，96通电报，百名好友涌至码头，挥手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时余。” 轮船进入太平洋海域后，风平浪静，秋高气爽。入夜，一轮圆月挂在海天之间。站立船头，依傍船舷，一海银波显得分外幽秘，发出凄清的色泽，勾起梁启超的凝思。
11月11日，梁启超抵达横滨，重新回到了出发地。回到日本后，梁启超随即将考察游历经过，著成《新大陆游记》一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在书中，梁启超言论大变，完全放弃了“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重新回到了君主立宪的阵营当中。
梁启超的转变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此时革命共和思想日益激烈，邹容的《革命军》出版后，反满呼声高涨，“苏报案”后，革命共和派活动日趋激烈，影响逐步扩大。然而就是在这样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梁启超一改往日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被革命人士视为“叛逆”，革命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在国家前途上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1904年1月，保皇大会在香港召开，随后梁启超全身心投入到保皇会的工作中去，成为君主立宪派的旗手。不久，以宣传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时报》出版，赏心悦目的文字，新的内容和体例，颇具兴味的新小说、新诗歌，引起了文坛知识名人的极大关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口号，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满清政府。11月，其机关报《民报》创刊，随后成为与君主立宪派论争的阵地，章炳麟、汪精卫等成为其中的先锋。一场关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论战，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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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论战
梁启超从美洲返回后，他的转变如暴雨骤至，浇灌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震动。作为舆论界瞩目的焦点，梁启超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的气息相连，他的突然转变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掀起了关于救国道路的论战。
1903年11月—12月间，梁启超连续发表《论俄罗斯虚无主义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表明了他新的立场，并解释放弃革命共和主张的原因，重新回到了君主立宪派阵营。
不久，革命派以《民报》为阵营，先后投入一大批理论家、学者如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刘师培等进入论战阵营，声势颇为浩大，发动了全面进攻。随后，梁启超为了宣传主张，决定应战。但是，立宪派方面只有他一人在孤军奋战，苦苦支撑。
在1899年左右，梁启超就因为破坏兴中会檀香山的组织和革命派开始产生冲突。由于当时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孙中山选择了和他继续合作下去，可是对于梁启超的公然“叛变”，孙中山也悲愤难忍，决定向梁启超发起猛烈进攻，甚至在梁启超提出停战的时候，仍然毫不相让，希望能够将梁启彻底挫败，维护革命尊严。
两派的分歧主要集中中国应实行何种政体，其核心就是中国国民程度能否具有独立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成了双方论争的基本出发点。
革命派方面，孙中山说，民主建设的关键不是普通人民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而是革命志士的素质高低，志士的能力将决定民众能力的高低。陈天华则认为中国民族的聪明才智只是由于过于安逸才导致逐渐落后的，其实早已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达到了极点。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封建专制，国民素质自然会苏醒会提高，只要人民知道权利的“可贵”，就能够“尽义务”、“享受权利”， 大肆鼓吹汉族优秀论。由于中国积厄已久，必先推翻满清，消灭阻碍势力，建立新的制度，才能按照民主共和社会的设想来完成革命。
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国民的才智并不是天赋的，人民民主思想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仅仅依靠一两个杰出人才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政体的。况且中国战争###不止，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而革命必然引起战争，必然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社会混乱，人民难以为生。在民主共和商未深入民心，建立民主制度必先建全党政党制度，可是现如今中国存在的政党甚至自己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何从来完善政党制，进而两党甚至多党来竞选总统？在现在的状况下，中国应先实行一时期的开明专制，以引导人民思想的前进方向。
关于在国家实行何种革命，他们各有自己的观点。革命派大多数也赞成立宪制，但是都认为革命是立宪的前提，立宪只能是革命的结果，手段与形式不一样，革命派接受的是民主立宪，而不是君主立宪，中国的命运不能由君主来决定。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遭到了革命派的强力反击，
同时由于革命派的斗争毛矛头直指满清封建政权，以推翻满族政权为目的，虽说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由于其狭隘的民族政策，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加剧，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他们当时都认为“中国今日满汉不并立”（汪精卫语），排满是革命派宗旨，请立宪就是背党纲，服从异族人统治。尽管如此他们甚至还抱对满族的不满，发泄到立宪派的身上，认为他们的思想言论侮辱汉族思想，讥讽他们拥光绪为圣主，是清廷死心塌地的满族奴。
革命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一波热潮，反对满清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越来越严峻，梁启超害怕由于满族的被驱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恐慌，致使国家分裂。他在《新民丛报》上呼吁革命派发起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希望真爱国者能够“节制感情，共同向一最高目的以进行也。” 这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论争中的种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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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的背景
八国侵华战争结束后，京城一带一片狼藉，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慈禧太后回京后，依然整日醉生梦死，看不清社会形势的严峻，皇宫里面歌舞升平。
然而言论界一片热闹，革命共和派与君主立宪派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的转变成为一条点火索，引爆了整颗“炸弹”，一时言论界开始了激烈的论争。这个时候，立宪派、革命派两党冲突愈烈，1904年5月，徐勤在康有为的命令下在香港创办《商报》，大力提倡保皇扶满，鼓吹君主立宪，革命派人士在《中国日报》和《世界公益报》等杂志上作文反驳保皇观点，甚至诬蔑梁启超。香港的两党论争爆发。不久，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划清保皇与革命的界限，两党的合作告一段落，开始了真正的决裂。
可是就在这形势严峻的时刻，不幸再次降临到梁启超的身上：挚友黄遵宪因肺病医治无效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悲痛袭上心头，泪水模糊了眼睛，多年的委屈与事业的不畅，一下子全涌了出来。《时务报》馆两人一起撑起了宣传维新变法的大旗，随后一起出走时务学堂掀起了湖南变法的热潮，戊戌变法失败后互相藉慰那两颗一样受伤的心。二人虽年龄有所差距，但那一颗一样为中国命运跳动的心却是一样，坚挺充满活力。
黄遵宪的思想见解与主张，在当时社会上颇受瞩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和梁启超一起从事实际运动，可是他在维新派中享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与梁启超有很多共通之处，对梁启超的影响不小。梁启超失意时，是他激发梁启超心底的激情，重新唤起那个呼风唤雨的青年；梁启超事业得意风发时，是他送去赞誉鼓励与警示。在二人的心中，都彼此视为知己，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这样记载其事：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口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与诗界批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祸中国，嗟跌之数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口夺斯人，呜呼，何一酷至此极耶！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更加衰弱，国内民族危机严重，国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清王朝犹如一只被群狼包围的肥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让清王朝的步履越来越蹒跚，慈禧太后早没有垂帘听政的威风，只知道保全自己的生命利益，哪顾得上百姓的存亡？政府的软弱、帝国主义的猖狂使得百姓深浸水火之中，生活疲惫不堪。这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社会的隐患，决心以自己的努力和血汗来换取新的中国、新的生命。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成为其中最强的两股势力。
国难在即，民族存亡迫在眉睫，社会上要求改革、要求维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平息国人愤怒，挽救清廷，慈禧太后开始走出维新的脚步。在1901年后的几年来，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学堂，建立新军，大力发展工商业……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社会经济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教育的面貌也开始泛起红晕，中国社会似乎将呈现一片生机。
“新政”的颁布让立宪派倍感光明，梁启超也颇感振奋，开始为维新的前途奔波。“新政”颁布后，梁启超发表《警告当道者》一文，以1628年英国国会军起义的历史警告清政府，要以查理一世为戒，以免引起国民震怒。他要求若改革就要从民众出发，实行真正的改革，进行彻底革命。随后立宪派利用《新民丛报》作为基地，开始宣传真革命、彻底革命，成为当时言论界的一朵奇葩。1904年的日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