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 第2部分

　　梁启超在这里吸取着丰富的营养，系统地学习了考据学、经史、词章训诂、典章制度和宋儒的性礼之学，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学术基础。学海堂有个会食，每月初一，学长和学生共餐，交流学习心得，这可是启超解难辩疑、展示才华的好机会，启超这时绝对是言论的焦点。这时候，餐厅人满为患，都潜心学术，言论激烈，犹如海浪翻滚，气势磅礴。山长们也都参与其中，兴致勃勃，望着自己的学生如此多才多艺，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启超正学情高昂时，家里却传来了噩耗。母亲赵氏因难产而去世，梁启超奔丧还乡，却因无船，没能亲手送母亲入棺，引之为终身遗恨。梁仲策先生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这样记载了此事：

　　是年五月初六日，先慈赵太夫人弃养时，伯兄学于广州，而电（话）及海内轮船皆未办，专人驰报，往返须六日乃至八日，天气酷热，卒以不能久待而先殓，此伯兄终身抱恨之一事也。

　　母亲的去世，让梁启超情绪低落，痛苦万分，每日在母亲的屋中徘徊，睹物思人，倍加思念母亲。自己三岁习字，五岁背经，哪里没有含具母亲的血汗？外出应考求学，母亲日夜难眠，自己竟然没能在她临走时看她一眼，这是何等的不孝！走出屋外，到处都见到往昔母亲的身影：天井边，扶儿授字；厨房里，饭香似乎扑鼻而来；后山上，清脆的歌声仍在飘扬。眼前浮起一幅画面：儿伏在母膝前，被慈爱的母亲鞭打着，“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梁启超不禁泪水朦面，悲伤不期然间从心底泛起。

　　可是，学业还得继续，启超的天资不会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消磨殆尽，反而刺激了启超，更加努力，更加好学。“月考有奖赏，曰膏火。”　每月的“膏子”都被启超用来买书，例如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等。启超的努力当然得到着回报，年年都得到第一名，这在学海堂的历史上，还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第二年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为菊坡、粤秀、粤华院外生。启超接触着更为广泛的知识，涉足到了更广大的天地。

　　梁启超在学海堂的近五年间，为乾嘉汉学所吸引，当时教过启超的先生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都是当时有名的汉学学者，在他们的教导下，梁启超如鱼得水，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具备了广博的学术知识和基本治学方法。梁启超晚年离开政界后从事学术研究就是在广州五年扎下深厚根基后开的花，结的果。

　　广博的学识使得梁启超踌躇满志，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宏图大志。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在广州的乡试，从容应试，成绩斐然，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据上海《申报》八月十二日所载，考题为：（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当时的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棻，钦佩梁启超的品貌和才华，于是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悼启》中这样记述：“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和焉。”　　中举对于梁家已是惊喜，而与高官联姻可谓之双喜临门，喜出望外。师生之间，申以婚姻，一时传为佳话，梁启超也声名大噪。

　　中举以后，梁启超继续在学海堂学习，准备参加会试，以求金榜题名。此时梁启超仍然走在一条传统士大夫的道路上，他还没意识到将有另一条更伟大的道路等待自己去开拓。1890年春，梁启超上京应试，但未能考取进士。这一年是梁启超一生中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一年。北京一行，他看到了故乡以外的世界，开阔了眼界，而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治氛围更是震撼到了他的心房。

　　从北京回到南方，途径上海，美丽的景色没能遮掩住他那颗跳动的心，在这里，他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各种西书。他如醉如痴的翻阅这些新鲜的书籍，开始了对新学的认识。因囊中羞涩，启超仅仅买了一本《瀛环志略》，但这却成为他了解西方，拯救中国的钥匙。

　　

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
梁启超16岁中举，而又得到高官赏识，许以婚姻，自然是意气风发，洋洋得意。1890年8月，启超与陈千秋一起拜访“怪人”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梁启超后来这样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如见，自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古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即陈千秋）联床，竟不能寐。　

　　此时，中国正处于徘徊时期，洋务运动从高潮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善于思考的封建士大夫揭露洋务运动存在的弊端，对此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反思、评判，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是先进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变革深层次的思考。可是，他们学识有余，创新不足，并不能很好的把西方先进知识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机的糅合起来，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涉足政治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竟然由康有为率先挑了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又称之南海先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先进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六岁时读《论语》、《中庸》、《六学》、《孝经》等书，学习古文、经学、汉学，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从小就颇具救世之志，被乡人视为怪人，称为“圣人为”，就是因为他素以圣贤自居。他17岁时，他在康家雨万巷中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反思。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876年，康有为进入九江镇礼山草堂，拜学术造诣颇深的朱次琦先生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可是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没能让康有为找到改造中国的方法。

　　1879年，康有为来到了西樵山，这里山势雄奇，怪石嶙峋，绿树成荫，流水瀑漏，一幅灵山秀水。康有为徜徉其中，心潮滚滚，日夜冥想：白天在水边游弋，思索今文经学；月光下飘荡林间，思考西方新知。一切一切激发着康有为的对人世的思考，唤起了青年人特有的种种狂念，如痴如狂。后来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这样描写了那段浪漫时光：

　　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夜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以身试之。

　　这种疯狂洒脱的生活让许多人都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然而，就是这种被人误解的生活让康有为成为与世不容的“人”——“圣人”。

　　回到南海后，康有为更加注意中学与西学的比较，力求从中西文化的结合处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宏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从一般的论选中放谈高论，藉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倾向，隐然成为继龚自珍、魏源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康有为接触到的西方知识皆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历史、地理等社科书籍，若想用此来改革时局，可谓水中月，镜中花，痴人妄想。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将之应用到社会人文，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曾这样赞扬老师的思辨能力：

　　先生者，天秉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人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在全国政治中心，康有为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民族危机。面对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列强肆虐的状况，清王朝坐享“天朝上国”，不思进取。为了中国前途命运，康有为认真分析了社会矛盾、官吏民情，以平民身份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即《上清帝第一书》，警告清政府如不变法，国将不国，清廷危在旦夕。由于清腐朽官吏的阻挠，上书没有到达皇帝手中。1889年，康有为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衙书屋开堂授课。传播西方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1890年，启超退出学海堂，正式请业南海之门，开始触及到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1891年，书屋迁至长兴学舍，康有为着《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两年后，迁入万木草堂。这里古木参天，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天堂。

　　万木草堂学生皆不满二十，天真烂漫，志气高昂，互相关爱，康有为待他们亲如自己孩子，衣食住行，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教学认真，让学生们日有所得。梁启超曾这样形容上课情景：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　

　　万木草堂中有藏书，那是康有为从其家中雨万巷藏书楼中搬出的，另外还有乐器库，给大家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有时，康有为甚至抚琴于草堂与大家一起谈论乐赋。当然最令年轻人接受的教学地点应该在大自然中，一边品味自然的芬芳，一边听先生授课，寓学于乐之中。这时启超和同窗才完全释放了原有的矜持，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论难锋起，声震林木，连臂高歌，栖鸦惊飞，启超等在山林中飞奔，嬉笑声洋溢在清新活泼的空气当中。

　　当然，万木草堂更加注重学习，而且教学有别于封建私塾教学。它的教学目的就是求新知和救国救民，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梁启超指出学堂教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全在于万木草堂。教学内容上注重古今、中外的对比与结合，新颖活泼。中学上传授今文经学、中国史地；西学有哲学、数学、万国史学、政治学。教学形式多彩多样，师生同堂，共商国是，寻求新知。康有为鼓励学生自学，自备札记簿记录读书心得，坚持教学与实践结合，学生们得到了实战经验，甚至连《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也有学生们分别完成。

　　《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是指西汉末新莽之学，“伪经”是指《周礼》、《诗》、《左传》、《逸礼》等古文经。该书明确指出，西汉经学，并不存在，所谓古文经者，都是王莽为纂汉命人伪造的。梁启超评价此书的影响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需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指出，孔子是一位社会政治改革家。他依托古制改造新的体制，建立新学派，即新教。《孔子改制考》因提倡“改制”而提出“三统”、“三世”之说。“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万木草堂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维新志士，寻求救国道路，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有诗道出其政治色彩曰：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这一点恰是万木草堂新潮起伏、春意盎然的原因。康有为并不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研究中国命运，民族的前途，自然受到热血青年的欢迎。梁启超在这时已经受到康有为变法求存的大同思想，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开始在康有为的旗帜下摇鼓呐喊。四年的万木草堂生活结束后，梁启超结束了自己的学子生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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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
梁启超，出生于南国一个半儒半农的乡人家庭，家境贫寒，没见过世面，未经历风雨，纯粹一个落满尘埃的“灰姑娘”。然而，灰姑娘的命运在不经意间改写了。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意气风发，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风范，在家人的督促下来到广州参加乡试。是年，广州乡试主考官是来自京城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副考官是来自福建的王仁堪，二人都是清明之士，具有高尚节操，爱才如命。考试时，梁启超在众多的秀才当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梁启超少年英俊，才貌双全，文章如滔滔江水，淋漓畅快；又似耸天云峰，立意精深，这当然引起了李端棻的注意。作为主考官，李端棻十分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新举人，高兴之余，想用一种特有的、也是很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才惜才。想到堂妹尚待字闺中，他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梁启超的来讲，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这怎能不令他欢喜呢？“灰姑娘”终于遇到了他的“王子”。

　　李端棻在发榜后，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而王也早有此想法，只不过，女方成了自己的女儿。李端棻先提出后，王仁堪与李端棻相视一笑，梁启超的命运从此便与李端棻的堂妹李惠仙联系起来。

　　可是，在封建时代，自己的婚姻必然要经过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