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指责为“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威风”，胡适和其他批评者又一次误解了梁启超。
胡适等的批论使得社会上开始怀疑梁启超这位国民心中的精神支柱，梁启超在社会上的地位开始动摇，影响逐渐减弱。然而梁启超掀起的这两次论战风波，尽管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却让人们对新思想及哲学、科学的浓厚兴趣逐渐浓厚，使得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国民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
反对专政，争取民主宪政，使中国走向民主轨道时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梦想，可是似乎老天喜爱和他开玩笑，捉弄他，他每次的主张都触礁碰壁，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然则自他旅欧归来后，梁启超似乎找到了失败的根源，开始总结30多年来人权运动失败的教训，指出“要把学问做好，知识能力提高”，齐心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戊戌维新依靠清廷皇帝失败了，而且依靠袁世凯等军阀的路也走错了，梁启超开始“使役自己的舌头和笔头”作了国###动的马前卒，渴盼真正的国###动出现。
国内军阀林立，横行无忌，战乱不断，给国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人民深受其害，痛苦不堪。为 了改变人民命运，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梁启超设想开展“国###动”，以期能够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当中。梁启超为了让民众真正参与到运动当中来，不顾重病缠身，日夜忙碌，为“国###动”指引正确的方向。他在《主张国###动制宪之理由》中指出：“质而言之，则国###动制宪者，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讲习会’”。梁启超尽管脱离官场政坛，但他依然为国###动奔走不息，希望用自己最后的时光来为拯救国家进行最后一搏。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的公开演讲中，梁启超指出清末的立宪运动、革命运动、保路运动是中国国###动的起源，而五四运动则是国###动的标本，这些引起了中国青年的逐渐觉醒，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的可怕。此时，梁启超日夜焦思，为开展国###动争求民主立宪，建设新中国彷徨求索，设想和倡导了一个又一个方案。
但是梁启超提倡的“国###动”基本上止步于启蒙和尝试阶段。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全国几百万军队相互厮杀，烽火连绵不断，人民“厌苦兵祸”，希望和平，梁启超呼吁全国各界能够一致奋起抵抗，采取和平手段来制止战争，恢复中国和平，因此，开始一系列运动高潮，如“和平统一运动”、“地方自治及联省自治运动”、“制定省宪法”等等。后来，梁启超清除的看到军阀能够掌控地方，终归靠的还是他的军队。因此，梁启超决心采取措施，执行“裁兵”政策，消除社会弊病和人民的苦难根源，结束民兵对立的局势。“倘若兵不能裁，只怕我们更没有日子过了”。
然而，要让军阀们从手中交出兵权，放弃口中的肥肉，却是万万不能的，他们都深知有兵才有权，放弃了军队，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他们明里暗地都反对裁军，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尽管裁军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能真正的打垮军阀，没能实现运动所定的目标。
比起启蒙思想的国###动，梁启超所参与的联省自治运动才是具体的行动。在南北军阀都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联邦制度被人提起，以此为基想，梁启超提出了联省自治运动，得到了爱国知识分子和封建军阀的欢迎。军阀希望以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妄想能够独霸一方，但爱国知识分子却渴盼能够推行民主制，成为真正提倡联省自治的运动先驱。可是，在封建军阀割据的年代，必须通过军阀才能实现理想，因而，这并不能使天下太平的省宪运动，恰恰被野心家实行地方割据所利用，联省自治成为了军阀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自治”的声浪终归不能遮掩南北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宪政权威，梁启超受到了军阀的推崇。自幼，梁启超深受家乡自治的熏陶，尽管强调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但“自治”思想在其心中根深蒂固。旅欧后，“自治”思想重新焕发，他开始展望中国的美好未来，提出成立省议会，制定省宪法，民选宪法等，“分地自治，分业自治，两者并进，建设政治之新生命”。可是，广大国民甚至连自治两个字都不认得，何谈“联省自治”呢？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辏ǖ缧肌跋嫒酥蜗妗保敌惺∽灾危铣晌耸∠茉硕募毕确妗Ａ浩舫隙骄院闾璧惹肭螅鸩萘恕逗献灾未蟾俑锇浮罚晌鲜∠芊ǖ拇锤迦撕透檬∠芊ㄊ敌械奈ふ撸谄渲邪缪萘讼嗟敝匾慕巧Ｋ婧螅笾荨⑺拇ā⒄憬⒐阄鞯仁÷叫贫耸∠芊ǎ〉昧艘欢ǔ尚В痪帽懵傥媾问滞蟮墓ぞ摺Ａ浩舫鲜兜秸庵肿纯觯阌谒婧蠓牌苏飧鎏旎易沟恼翁贰�
梁启超不仅参与制定宪法，而且致力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他参与两次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中国军阀林立的局面，清除立宪道路上的障碍。国###动主张裁兵，联省自治运动借助军阀来抑制军阀，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然而由于条件有限，国情所限，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数年里，梁启超先后提出“人权运动”、“国民制宪”、“联省自治”及“裁兵”运动等等，都没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他呼吁关心政治，积极倡导开展运动以对抗军阀黑暗统治的要求，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意义，为以后的运动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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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学术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归国，摆脱政界，白天讲学，夜晚撰写讲稿，著书立说，全力投入教育。每日奔波不止，到处演讲，日夜淫于著述，为塑造“现代青年”奔走。
梁启超归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组成共学社，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从文化讲学入手，培养青年人才，把蔡锷精神“变成千百亿个化身来”，为将来缔造一个真善美的中华民国努力奋斗，梦想政治上的新时代的到来。
鬼魅当道，梁启超已无意在政坛奔波流荡，便集中精力在“饮冰室”中埋头著述，用文字指引着中国命运的走向，这时期，一大批论著与世人见面，最有影响的要算是《清代学术概论》了，梁启超融合中西的文化关怀一生未变，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贯穿了此种文化追求。他称清代考证学为“清学”，并以之比拟西方文艺复兴，其目的乃是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沟通、中国文化能在沟通与融合中得到淬砺。梁启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学术史并确立了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无疑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尽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失。
关于梁启超论著《清代学术概论》的原因，他在《自序》中述及著书经过：“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益于其善矣。计不如起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与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长短而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蒋书宣告独立矣。”梁启超想用他自己的文笔来描绘清代学术的繁荣，证明中国有着与西方“文艺复兴”“类似之时代”──清代。
梁启超将考证学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称之为“清学”，但 “清学”主要体现于戴震一派，“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为清学而非汉学”，“正统派之盟主必主推戴震”。他以戴震为代表，归纳并称赞了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他说：“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耳。”他称赞戴震的治学态度为科学家的态度：“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段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籍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
西方的文艺复兴除了强调对待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更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生发和建设，而清代又如何呢？梁启超对“清学”的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学思想做了概括，他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是哲学领域的“新建设”，并评价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 1923…1924年梁启超陆续为戴震二百周年诞辰撰写了《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文章，称戴震为 “科学界的先驱者”，高度赞扬了他的“情感哲学”，称他为“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把戴震作为中国学术复兴的巨人，他认为戴震对于学术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一）他的研究法。他所主张的‘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二）他的情感哲学。宋明以来之主观的理智哲学，到清初而发生大反动，但东原以前大师，所做的不过破坏工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设，到东原才提出自己独重情感主义，卓然成一家言，他这项工作，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但我们觉得他的话是在世界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
对于梁启超来说，由于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都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戴震又是“清学”的代表人物，把“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清代比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就有了一些依据。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使他成为了这方面的权威，他对清代学术演进大势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对学术代表人物的初步定位。“以复古为解放”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出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把清代学术的流转演进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对清代学术史发展规律的这种总体归纳，将梁启超把握整体和全局的独到眼光表达的淋漓尽致。
同时，梁启超对《尚书古文疏证》和《易图明辨》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揭示了吴皖两派治学方法的不同，探讨了校勘学、辨伪学的方法，客观地总结了清儒在经、史、子、集部所取得的成果，间或插入公允的议论。并基于对清儒辑佚成果的分析，梁启超进一步形成了评判辑佚书优劣的标准。这些让梁启超确立了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然而人非完人，梁启超还是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失，如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联系、将 “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的比喻并不确切，然而瑕不掩疵功绩仍然不可磨灭，在历史上留下了绚烂光辉的一页。
几年间，他以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为基点，在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武昌、开封等地巡回讲学，被“各学校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演讲”。终日劳累，过多的脑力劳动让梁启超身体日渐消瘦，过早地进入了晚年。幸亏，他在中国前途和希望的追逐道路上奔波，与青年学生一起，朝气、活力让他精神倍增，似乎又回到了他激越的青年时代。
当时，社会存在着思想误区，只求先进的科学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对于精神文明却不加重视，甚至认为“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精神饥荒”，而且，“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了极点”且“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针对这种状况，梁启超希望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来拯救精神饥荒，使青年人确立为人类而痛苦的总目标。1922年底，梁启超在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演讲时，作《为学与做人》一文，对实现这个总目标提供了可行之法。他认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过是做人手段中的一种，而且的是为了学做成一个人，具备智、仁、勇三种条件，才能达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成为真正的“现代青年”。
同时，梁启超遍游中国各地，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苏醒努力着，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组织的共学社开始翻译出版社大量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及社会主义著作《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劳动与资本》、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第三国际《新共产党宣言》等等纷纷在中国面世。而他组织的讲学社，则不断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法国哲学家杜里舒博士、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踏上了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传洒着他们的思想种子，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梁启超影响下的《晨报副刊》发表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作品之多，流派之齐全，以及介绍苏联宪法之早等等，都是首屈一指的，而梁启超有选择地吸收新理论，不断勇于修正并发表自己的主张，成为中国引进社会主义的第一人。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领导者，他对社会主义也抱有警惕心理，对于它的实现也充满了怀疑。但是，他以一个伟人的思想，一位志士的身份接纳着社会主义，并为之不断推广。他认为当今中国社会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但可以借助其所具有的优越性来对中国资产主义不断“矫正”和“疏泄”，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阶级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时，也就是全世界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