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众人下车看了半天，个个喜形于色，总算有希望走出困境了。顺着车辙走出去几公里，在一个转弯处，他们发现前面有几顶帐篷。走近前，才看出这也是当兵的，一个中尉听到汽车响，早就站在帐篷外面等着。中尉看到来了将军，就报告说他们是总参测绘大队的一个班组，是为东风导弹基地进行民丰导弹弹着区的测量，在外面已经两个月了。
说话间，从外面回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随身携带着测量设备，风尘仆仆，棉军衣在风吹日晒中全褪成了白色的，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胡子老长，头发更长。中尉说，他们用的水是从罗布泊取的，离这里大约五十公里。勘察队随后便顺着那条取水的车辙，于太阳快落时到达了罗布泊。在孔雀河入湖口，两岸有许多柳树和芦苇，常常有成群的黄羊到河边来饮水。大家在茫茫荒漠中看到了这么一大片水，都兴奋得大呼小叫，又喝又洗，连汽车都冲洗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勘察队队伍逆河而上，又向西行进了百十公里，通过目测，可以看出这一片戈壁地域开阔，比较平坦，选了一个点做中心，然后以此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质。往远处看，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都很高大，海拔5000米以上，像似两道巨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再向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个区域内有罗布泊和孔雀河，水源十分丰富，并且方圆300公里内没有人烟。把这里作为核试验场，算得上是天造地设。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大队在罗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一根木桩，后来就做了原子弹空爆试验的中心点。
踏勘任务初步有了个结果，勘察队开始返回。按照地图标示，他们的归程是经辛格尔去吐鲁番，可走了很多路都走不通，只好乘车由原路返回，想找到由罗布泊去鄯善那条路。这时，车队在地图上是什么位置他们并不敢确定，连指南针都有点怀疑了，大家都有点着急，这可怎么走呀。杨金岭说好几台车汽油不多了，这更是急上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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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2）
顺着地图上标出的一条近道往南疆公路插过去，颠簸了一天，他们发现前面有一个大坡。好在山坡并不算太陡，汽车呼呼开上去，往下面一看，是一条大沟，沟里有水有树还有芦苇，人可以走，但汽车下不去，前面正好有个大石头堵着，车拐不了。
商量半天，张志善对张蕴钰说，这里看来走不通，你先在这儿等着，我把油都抽到我们这个车上，和两个副大队长去找路。三个人开车沿沟往前探路，跑了不多大功夫，发现前面有个地方在冒烟。他们走过去一看，原来这里正是他们头一天进去时宿营过的地方，旁边还有他们那天插下的一面地质旗，当时做饭烧着的一截木头疙瘩还没有烧完，青烟仍在徐徐缭绕。三个人高兴之下赶紧往回走，等他们回去时大家都已经睡着了。他们把张蕴钰喊起来，说路找到了，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昨天的宿营点，做饭的火儿还冒着烟呢。张蕴钰一听，立即翻身起来说，走，到那边住下来。众人连夜收拾东西，捆上帐蓬赶到了原先那个宿营点。这一带两边是山，中间是个风口子，人钻在单帐篷里面特别冷，大家就都盖上大衣，连脑袋都钻进了被子里头。睡了一夜，到早上起床时，他们发现让被子给冻住了——因为人要呼吸，哈出来的气遇冷成冰，被子和头发全都冻成了一团。正在大家急得直叫唤时，有一个外号叫大麻子的活宝司机，脑子比较灵，说这个好办，你们要揭被子，都要从后边往上掀，这样的话被子是顺着头发的。众人听了，试着一顺，才慢慢和被子分了开来。
回到鄯善，张蕴钰从哈密上飞机返回北京，将此行勘察情况向万毅和陈士榘作了汇报。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和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飞到新疆，在罗布泊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观察。飞机临空时，地面燃起了三堆大火作标示。从飞机上看下去，孔雀河至北山六十余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是冲积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还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方向，有一个叫铁干里克的村庄，但也在120公里之外。万毅和唐凯在飞机上一边听张蕴钰介绍，一边点头说，这里真是个好场子。
春节过后，张志善又带人去罗布泊搞定点测绘。途中他去了一趟敦煌，接应的人对他说，哎呀这里停不得，你赶紧走吧，这里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他们要是抓住你不放，你就别想再走了。张志善知道老百姓日子太困难，也没什么办法，只好简单吃了一顿饭，往吐鲁番那里赶。随后，勘探大队和水文地质队进场进行详细的钻探测绘，一直搞到年底了，才将场区的各个点大致确定下来。不久，苏联的场地布置专家也来到了这里。
杨士明那时是国防工程设计院的一名处长，他也和苏联专家一起到罗布泊参加了核武器试验场的勘察任务。杨士明说，我还记着他的名字叫库巴，是个大尉，先是不去，后来跟着去了，又一言不发，不知道怎么了。到了那里，我们住的地方是市委招待所，条件不错，就是房间里没有厕所，厕所在走廊里。他就不高兴了，说假如你们陈司令（陈士榘）来一定不会这样对待的。在戈壁滩，我们都是在帐篷里住，把稻草一铺，就睡在地上，只单独给他带了一张行军床，就是那种钢丝床。可他还是不太满意。后来到什么时候他自己感动了，才没话了。那天晚上，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陈士榘、张蕴钰、常勇，还有几位。大概有一个上将，几个少将，还有个中将，半夜来了，也都睡地铺。他第二天问翻译，半夜里来什么人了，翻译告诉他说陈司令来了，上将、中将、少将都睡地上。这下可好了，第二天夜里睡觉，他吓得一晚上都不敢起来小便，早上说尿憋得都不敢起来。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出来脚都得从上将的头上跨过去，我怎么敢啊。他这才觉得对他是特别照顾，因为他一个人睡钢丝床，上将都睡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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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3）
勘察了一年多，总算定了下来，各个点也都依次划定，并且把将来试验部队驻扎的大本营也选好了。张蕴钰带人确定营区该放置在哪里，找了好几个地方，发现有一块平地，水沟里有两三棵马兰草。张蕴钰说可以把部队中心定在这里，就叫马兰村。
矿山勘探过了，几个核工厂和基地也都选定了，虽然出于保密和战备原因，全要建在宋任穷所说的鬼都不下蛋的地方，但按照苏联专家的标准，所有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和苏联一样正规。并且，按照以往的常规做法，工程设计都先要在苏联做，中国的设计人员也都要去苏联。
中方提出引进和援助方案定下来之后，请苏联派专家来，跟中国的设计人员一起设计，主要是从培养自己工程设计人员的角度考虑，这一要求引起了一些专家的反对。刘杰说，当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要自力更生，培养我们自己的人迅速掌握技术，因此多次会谈，要求他们同意。开始的时候苏联是不同意的，他说这怎么能行啊，大量的资料都在苏联，设计是以我们为主的，你们来人一起设计，这是正常的，过去也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扩散工厂的专家叫鲁钦，说你到苏联去设计，我们很多的资料都在那边，随时都可以查找资料，向上级请示以及同设备制造厂联系等等都非常方便，还可以减少翻译和打字等方面的工作量，加快设计进度。不然的话从北京到莫斯科老是要乘飞机来来往往，光跑路了，有什么好呢？我们觉得专家的意见不无道理，用心也不能说不好。但我们的目的是既要加快速度，又要有利于学习掌握技术方法。为此，宋部长专门向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写信，说明情况，我和刘伟也找扎吉江、索洛维也夫和鲁钦等专家谈话，反复做解释，最后做通了。苏联派出大量的专家，配合我们的设计院进行设计。
欧罗比耶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最高级助理，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欧罗比耶夫说，苏联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北京很快就建立起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人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同位素分离、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铀的分离等。扎吉江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从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国担任顾问，负责指导中国的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培训。
专家人才越来越集中，铀矿资源看来也前景不错，老大哥又如此愿意帮忙，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兴高采烈，满怀希望。
1958年，两百多位苏联原子能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的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原子能工业的施工设计，并且还专门在北京组建了列宁格勒第三工业设计院。
卢荣光当时在二机部设计院担任副院长，他说，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对的做法，就是和苏联人联合设计。苏联派来一个设计院，我们中国也相应地组织设计院跟他对口，联合一处，两个设计院共同来进行设计。联合设计就是说你设计我跟着你设计，等于师傅带徒弟一样来学习，慢慢我就可以掌握了，我也知道为什么了。最初，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问得多，以后就问为什么、还有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和建工部合作，也建立了设计院，中央也调了不少技术人员参加到设计中来，这家中国第三建筑设计院，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苏联来了两百多人，从院长到打字员都来了。我们跟他一对一，他有一个院长，我们也有一个院长。那时候我们设计院没有地方，冯麟是负责人，说先在西苑大旅社设计。苏联人一看西苑大旅社一栋一栋的楼，独立的，说还好。我们的保密人员跟着他一块儿看保密室应该放在哪儿，挑了几个房间，让我们一定要把保密室加固，买保险箱。苏联的保卫人员有很多严格的规定，通行证上打有不同的图案，有的打上飞机，有的打一个三角，有的打一个什么东西。带有飞机的可以进哪一层楼或哪几个房间，带有三角的可以进哪几个房间，就是上班时间也不能互相来往，非常严格。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4）
中国第二设计院由二机部与建筑工程部合作成立，从院长到设计师都与苏方一一对应。兰州铀浓缩厂的苏方总设计师鲁钦与中方总设计师王仲富坐一张桌子，面对面办公。两国专家白天在一起讨论问题，下午四点钟左右，苏联专家下班回去，中国人则要一直干到深夜，通过自己进一步的理解和消化，把白天专家讲的东西反映在图纸上。王仲富那时生病了，突然大量吐血，他不愿去住院，只是向医生要了药方，在工地吃药打针。
在设计思想以及设计的各个方面，中方和苏联专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刘杰说，过去设计中的一切标准都是苏联的，不但主工艺，其他附属的工艺，以及一些临时的设施甚至于像福利区、生活区，也是按他的样式来设计。这一次，我们坚持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主工艺是苏联的标准那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副主工艺、生活区等方面凡是中国能够进行的，就按中国的标准来设计。另外我们正处在大跃进的时期，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劲头非常足，中心的问题是要争取时间。具体做法上，一天不是8小时，而是10小时12小时，甚至晚上都要加班。可专家他是按照苏联的程序一步一步做的，所以习惯不同，思想上不同，应该说在工作的方法上也不同，因此而引起某些争执也就在所难免。发生这种情况时咱们就用总路线的精神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我们现在应该采取适合中国的办法来争取时间，他们确实也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日日夜夜地加班加点，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发，两股劲开始拧成一股劲了。结果，扩散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提前半年完成，被认为是奇迹，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大概用了48天，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为此，宋任穷部长向苏联专家献锦旗，表彰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苏联人也感觉到是自己的荣誉，他们也认为是奇迹，说中国的办法好，真正把政治工作和业务结合起来了。有的苏联专家讲，他们在建设初期也是这样干的。假设当时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有好多东西就会延迟，以至于后来整个受到那个年代###的影响。话又说回来了，确实有些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后来有人说设计留下来的尾巴比身子还大。但是尾巴究竟还是尾巴，只要身子成了，尾巴是可以补救的，所以总的看起来，当时比较粗糙，有的还不够周到，设计还不够细腻，有很多漏洞，但是这几个工厂的设计确实争取了时间，在总的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以后看美国人刘易斯写的那本里边他讲到一句话，说中国人令人惊奇的是在三年困难的情况下来进行原子弹制造的。他的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大跃进象征着失败，象征着这种失败的结果，而我们在大跃进的情况下却基本避免了这种损失，取得了成功。我想顺便说几句，确实我们在大跃进里边也做了许多过火的蠢事，那个时候不分条件提倡什么超声波之类的东西，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混乱现象，但是终究没出大错，没出现致命的损失，致命的破坏。当时宋任穷部长提出，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本掌握。那个时候确实是发挥了这种革命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避免了许多破坏性的行为，避免了大跃进的副作用，产生了一些有益的东西。前些时候周光召还说这大跃进确实对解放思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