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改好之后叫他来，他说窗户也不行，普通窗户不行，保密条件不够，要装铁栏杆。等这些都做完了，他说专列快发过来了，那是1958年8月份，可到10月份了还不来。再问他，他说你等着吧，已经装车了，已经到满洲里了。
那时要弄一个原子弹进来，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模型，但也是极其敏感的。李觉说，这个放原子弹样品的仓库准备建在铁道干校附近，运来的东西就不进城里了，这样有利于保密。我们在铁道干校的后面要了一块地，造了两幢楼，后来又向铁道干校要了一点房子。九所作为部里规划来说，并不在北京。当时为了保密不能和三机部挂上名字，叫做北京第九研究所。为什么搞九所，就是苏联人的资料在这儿放着，我们要研究和消化，需要搞这么个地方。这里保密要求很严，房子上要有电网，就这样保密，一家外国大使馆还偷听我们的电话。那么要找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和北京市说清楚，那时彭真是市长，万里是副市长，万里和我们很熟啊，他不是东平人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一个分区，平汉战役的时候，他当副政委，我当参谋长。我去找他，他说你搞什么东西，我说我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得向北京市负责。后来没有东西吃，我去找万里，他说给你们这些人吃，我们高兴。那时候很简单，不过是几桶罐头。
建造存放原子弹模型的厂房，具体工作是让卢荣光负责办理的。卢荣光说，苏联说好要给我们一个原子弹模型，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厂房，部里着急，限期一个月建成。首先找厂址，看到底建在哪里比较合适。我去找北京市规划局的李子山，他们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我请示了，可以给你们说，你们一定要保密，我说我们搞原子弹。他说好，那没问题。他就派了一个同志叫丰国光，他比我年轻，骑着摩托，找到太平庄铁道部一个什么学校，里面有一块儿空地，规划局就让铁道部把这块儿地给了我们。我们就赶快组织施工队，大概设计了十几天的样子，图纸就搞出来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2）
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技术人员的机构，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破土动工，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兼任正、副所长。这里比较僻静，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苏联的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这对保密和安全都比较有利。
事实上，聂荣臻在莫斯科签订新技术协定时，苏联人已经答应给中国导弹和原子弹模型，用于初期的教学和训练。在核工业与核武器方面，苏联也确实按照协定，逐步提供相关设备和资料，派出人员给予指导。比如在协定签订之后，苏联就向二机部接连派了两批专家，第一批专家由吴际霖和郭英会配合，到四川、甘肃和青海一带踏勘核武器研制基地，最终选定了青海湖以东200公里的金银滩。几个核工厂与基地选定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中苏联合初步设计，然后就来了第二批专家。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晋升为中将。另外两名专家是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这三位专家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三位专家个人能力都很强，在苏联国内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
刘杰说，1958年7月，苏联派来了以涅金为首的一个三人小组，我们知道这三个专家是他们核武器的主要负责人。为首的这个涅金态度非常随和，看起来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谈话当中我们问他许多问题，他答复得非常灵活。随后他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他估计我们把存放模型和资料的仓库建起来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我们只用了40天就建起来了。然后我就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波里雅可夫的来函，说是鉴于模型及资料贮存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宝贝眼看就要来了，心里特别高兴。咱们是希望他很快地给啊，急得催啊，同时也派人到满洲里去接。但是，我们一接不来，二接还不来。
负责接运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的人是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他从刘杰和刘伟两位副部长那里接受了这一任务。姜涛说，50年代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又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只有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并且，苏联在早期对我们的援助是积极的，有诚意的。当时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建成中国第一套原子能工业项目，总希望苏方供货的范围越多越好，苏方的态度则是尽可能利用中国的材料和设备。在谈判设备项目时，中方提出的要求，苏方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有时在谈判中也闹点儿笑话，比如兰州铀浓缩厂的工程设备清单中有一项东西，翻译过来是软质细长纤维物质，我们以为是特殊材料，也要求苏方供应，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的总代表索洛维也夫就笑了，对我说，姜涛同志，你们是丝绸之国，中国丝绸是有名的，怎么连绸子布都没有？这是擦不锈钢工艺管道用的清洁布呀，用绸子是因为它柔软不起毛。我们一听都笑了，我说，我还以为是什么特殊材料呢，要是绸子布我们有的是，就划归我们自己供应吧。苏联的援助态度发生变化大约是在1959年初。我当时除了主要抓原子能工业设备和物资供应工作外，还参与了与苏方商谈接收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的过程。1958年8月份，根据两国协定，二机部把仓库建起来后，我约请索洛维也夫共同到现场检查，他看后说要向莫斯科汇报。第三天，索洛维也夫告诉我，苏方拟派保密专家来检查后才批准发运。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莫斯科派来了一位保密专家，由我和索洛维也夫陪同，去九所现场检查，看他当时的态度还满意，我便问他，你看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加以完善。他表示条件可以，回去汇报以后再说。到了12月份，索洛维也夫通知我说，莫斯科发运的模型和资料已经到达了西伯利亚，要我们准备去满洲里接运，他也同我一起去。索洛维也夫说，他带一个助手和翻译，要我也带一个翻译，一共五个人。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索洛维也夫安排使馆买好了。一切准备妥当，就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夜里，索洛维也夫却通知我，说是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不去接了。这是第一次接运未成。到了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莫斯科准备发运，要我们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是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通知说不去了，说是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这是第二次没有接成。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我们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当时我与刘杰刘伟他们议论，看样子这次像是真的发运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高兴。但等到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打电话说，明天不去了。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病了，无人签字，不能发。这是第三次没接成。后来就石沉大海，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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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理他们这一套（3）
1959年初，宋任穷和刘杰同二机部总顾问扎吉江一起开会研究，认为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较快，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陆续开工，这时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争取时间，需要苏联提早于1960年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这时候，扎吉江正好有事回国，宋任穷和刘杰便委托他将中方的要求转告给苏联主管部门。后来得到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原先的协议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并由宋任穷部长组团前往苏联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6月下旬，中方组织好了一个代表团，以宋任穷为首，正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却先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
1959年6月底，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通知他到总理办公室看一份文件，是什么文件，马列没说。刘杰赶紧要车，去了一看，是一封密级很高的电报，电报有几百个字，是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这封信于6月26日由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送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信中说，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说，那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现在美英苏三国要讨论停止核试验问题，如果给我们原子弹援助的话，就容易暴露秘密，谈判时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会产生不利影响，说现在你们可以先进行核工业的建设，而核工业的建设大概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因此暂缓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到那个时候再说。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的核武器是共享的。接着这个电报之后，我们党组就进行研究。很明显，苏方是以和艾森豪威尔他们谈判停止核试验为由，用这个名义来推迟给我们的援助。再联系到那个原子弹模型迟迟不到的事，我们就做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对我们援助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随后宋部长向聂帅请示，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但眼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那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啊，聂总说这个问题还要请示。那时正开庐山会议，7月中旬，聂总就要宋部长和我还有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我们一起到庐山。到庐山以后我们反复地研究，要不要复信，复信怎么复，要不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应该持什么态度。我们考虑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主张派代表团赴苏就有关问题谈判。聂总说复不复信应由中央来确定。后来宋部长就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们这一套。意思就是我们对他这个信不表态，不复信。总理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说，我们给聂老总的信是7月4号写的，信中提出了三个对策方案和根据目前情况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应取的方针和做法。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去。聂老总说，等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到庐山向他和彭老总汇报。会议预定7月14日结束，让我们7月14日那天到。可等我们一到庐山，会议却一下从反左转到反右了。彭老总被打倒了，听不成汇报了。聂老总听了一下，我对他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另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应该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起草的东西，是代中央草拟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在向总理请示时，总理说不理他们。我们从庐山回来以后就抓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年12月制定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决心完全彻底靠自力更生干成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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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理他们这一套（4）
对于这段历史，曾经就原子弹研制问题给二机部领导讲过课的涅金后来说，苏联核物理学家在中国工作的时候，阿尔扎马斯－16已经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了。在那里一家工厂的铁路线上，停着几辆加上铅封的车辆，还有警卫人员守卫着。其中的一辆装着已经在中国介绍过的原子弹的模型。而在中国的鲍里斯和列杰涅夫请示将这些材料尽快给他，但事情一直拖着。过了半年，中型机械制造部一位领导向该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请示，这些车辆怎么办，还要等多长时间？副部长正好外出，于是他只得打电话到苏共中央所在地老广场。党的领导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啦，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的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全部被烧，车辆开走了，警卫人员也都撤走了。事实上，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之间不顺利的会见已经影响了苏中之间的核合作。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代表对核专家们说，赫鲁晓夫走了，你们也收拾行李吧。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的不给，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