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了所里的情况，感觉还挺不错。
李毅说，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有关文件，认识到科学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团结科学家，是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参加学生运动，从1940年到日寇投降，在115师政治部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工作，那时肖华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做过他的主任秘书。和组织部长梁必业、宣传部长杨克、秘书长苏静等同志共事。政治部特别是宣传部有不少知识分子。鬼子投降，肖华主任调到东北，我们二十来个干部跟他去，到那里成立辽东军区司令部，我当司令部的秘书长，常和苏联人联系，和地方的党政军联系。所以我对知识分子并不陌生，我明白自己的职责是要帮助知识分子、帮助科学家的，是要给他们服务的。所以我一来就抱着一个尊重、服务的态度。为了服务得更好，一开始我就带领其他行政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学习业务，学习专业知识，你不能光说外行话啊。许多科学家们也的确很好，像王老王淦昌先生，就特别客气，一听到别人提点什么意见或者稍微带点批评的意见，他便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对不起是口头语。他跟钱三强不同，他始终不离开科研第一线，而三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很多，他充分发挥了组织才能。他这个组织才能和我们党政干部还不一样，他在科学家中间特别能显示组织才能，知人善任，需要什么样的学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哪个单位里有这样的人才，他都清楚明白。二机部创业，队伍的组织，人员的调配和大协作，这些方面钱三强的功劳确实是旁人代替不了的，尽管他脾气不好，一说话就磕巴，火气特别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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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2）
刘杰调来的另一位干将叫白文治，原名叫梁华锠，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一起工作过。解放战争时，刘杰是察哈尔省委书记，白文治是宣化市委副书记，彼此都比较熟悉。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吴有训，研究所成立一年后，他的学生钱三强继任所长。到1952年底，研究所已发展到九十多人，其中有后来从事原子弹、氢弹理论研究的邓稼先、于敏、黄祖洽等一批出色的年轻人。
王方定是学化学的，他来的比较早，1953年就调来了。王方定说，钱三强先生特别热衷于化学方面的事，时常过问，王淦昌先生每天上班特别早，一大早就梆梆梆敲门，然后一干就是一整天。没过多久，我们分到杨承宗先生那里。杨先生让我搞铀矿分析，当时的铀矿石是比利时和刚果的，原来解放前的北平研究院就搞来一些。杨先生把法文文献翻译成英文，让我们阅读，并且要看我们的工作笔记，作批注，还经常站在背后看我们做实验。
白文治说，为了加强国防科技工作，国务院设立了第三办公室。我是1955年8月调过去的，任三办下设的原子能小组组长。小组只有我和韦彬、李杭荪三个人，韦彬是1936年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李杭荪是195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我则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化学系读过两年。当时国家建委和三办办公的地方，就在现今核工业公司的一个角上，三层四号是薄一波的办公室。
1955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共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学家参加，并向大会提交了一千多份材料。其间，苏联公布了核电站的建造情况，法国发表了提取放射性元素钚的方法，美国展示了核电站的发展计划，从而揭开了许多核技术秘密。但中国却被会议拒之门外。与会的苏联代表主动提出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介绍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传达科学成果方面的文件，中国政府表示欢迎，并确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三办接待。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一个接待办公室，由科学院秘书长陈康白任办公室主任，白文治任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核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10日下午4点钟左右，苏联物理学教授诺维科夫率9人代表团到达北京。除讲学之外，他们还参观了中国的各个相关研究所。白文治说，这些团员我们都按口分到各个部里，比如说农学家就由农业部来接待，冶金学家由冶金部来接待，医学家由卫生部接待，每个科学家都是挺忙的，安排得挺紧。上午他们作报告，下午座谈，晚上还有一些文艺活动。中国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他们都分门别类地做了解答。
在此期间，周恩来批示要请苏联科学家给各部部长们作一次科学讲座，时间安排在12月24日下午。白文治说，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和陈康白陪苏联代表团9个成员到了政协礼堂的后台，在二楼接待室坐下了，准备两点半开讲。这时候，我想赶紧到前台看看会场情况怎么样。匆匆忙忙下楼，正走到楼梯口，碰上了周恩来总理。总理问我到多少人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到多少人了，总理旁边当时有国务院的人，说到了多少多少人。总理又问，各部的部长到了没有？有人讲了讲部长到的人数，紧接着又说某几位部长因工作请假。总理就问，为什么不到齐啊，是谁经办的啊？我告诉他经办的人是谁。总理就责备说，为什么不找齐燕铭同志办啊？齐燕铭是一位副秘书长。我一看，不敢再吭声。紧接着总理就说：立即通知部长们，马上到这儿来，都要到这儿来听报告，把工作都撂下。
苏联代表团一边讲学介绍，一边看了几个研究部门的状况，刘杰从头至尾陪同诺维科夫活动。苏联人在科学院物理所看了郭挺章和助手在试管里提取重水，看了戴传曾等人研制的又大又笨的盖革计数器之后说，你们这些做研究的人都是很高水平的科学家，但所研究的却都是微量的、小型的实验室工作。诺维科夫承认，中国科学家是一流的，但设备却是初级的。特别是重水，只不过玻璃杯里的几克而已。看了杨承宗的实验室提炼铀的研究，苏联人说，你们的研究太原始，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帮助的。12月14日，诺维科夫对刘杰表态说，我们这次来中国，并不打算看看讲讲就完事，等我们走了，对你们工作却毫无推进。你们要迎头赶上，不要以为非要先坐牛车才能坐汽车，应该一下子坐在汽车上。苏联已经做过的，你们不必再从头做起，像你们研究所搞重水，一年才能提制三克，太不合算。许多仪器苏联都能生产，你们不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探索。中国科学家水平并不低，但人数较少，应该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研究最新最迫切最需要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过去你们都很客气，不提出来，现在如果需要重水、石墨等等的话，我们可以帮助。这在苏联都已经是投入工业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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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3）
虽然日内瓦国际原子能会议已将许多包括盖革计数器或铀的提取工艺等核技术秘密公之于众，刘杰听了，心里还是很高兴。不过他此时还不知道苏联这个帮助的底是什么。在交谈当中，中方不断谈到自己的一些设想，但没有提核武器。因为代表团来前周恩来就交代不要轻易向苏联人提及原子弹方面的事，这是鉴于去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面前提出核援助时，赫鲁晓夫只答应在原子能科学基础研究上给予帮助。核燃料有两种，一种是从原子堆里提取钚…239，一种是经浓缩提取出铀…235，中国的科学家设想原子堆时仅仅提出了5万千瓦，当时对铀…235基本上不了解。跟诺维科夫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也主张中国搞钚…239就行了。
刘杰说，这些问题一谈，我们就表露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苏联提供一定援助。没有想到他很快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他们的上级。第二天诺维科夫找到我，样子很高兴，说刘杰同志我已经报告了，向莫斯科报告了，回答是苏联准备给中国以巨大援助。今天通电话时，莫斯科告诉我：中国同志不用客气，应该把需要提出来，由中国国务院表示意见，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援助，这个大家就可以积极地谈啊。可见诺维科夫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也在看看我们对他有什么要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机遇。我当即向薄一波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说我们得赶快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具体的设想。薄一波要我连夜起草报告，向总理报送。第二天总理接见诺维科夫的时候，就是根据那个材料讲的。
1955年12月24日深夜，刘杰通知白文治说，后天总理接见诺维科夫团长，要白文治和胡济民参加。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刘杰拿了一份规划来，是前些日子与诺维科夫两次谈话的要点，以及中国以后的一些粗略想法。白文治看了以后，吩咐打字员打印出来，当天就呈送给了薄一波、李富春和周恩来。
26日下午，薄一波、李富春、刘杰、胡济民和白文治都提前来到西花厅，苏联大使尤金、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以及诺维科夫也都到了，一起等着周恩来。但等了半天，周恩来一直没有露面，直等到晚上6点钟左右才来了。周恩来一进来就连说对不起，当时有个紧急的事情，就是郭沫若从国外访问回来，坐飞机，有信息说是敌人要在半路上袭击他，他就布置空军去保护，所以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首先对诺维科夫说，你出了个题目，让我们提出问题，这对我们是一个推动。中共中央最近研究过原子能事业的规划，但没有作决定，因为我国科学家、工程师和中央同志们的知识都不够，现在先请刘杰同志来谈一谈。刘杰将一些设想介绍完之后，周恩来说，这个规划大纲没有什么根据，可能是梦想，请你来发表点意见。
诺维科夫表示了两点看法：一条是用原子堆照射以后的铀棒来提炼钚…239，需要有一个后处理的工厂，这是必需的，计划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另一条是你们提到的这个原子堆为5万千瓦，而我们苏联比这个大得多，原子堆越大越合算。
周恩来问，美国是不是有100万千瓦的啊？
诺维科夫说，各国的原子堆都有，80、90、100万千瓦的都有。
诺维科夫还讲道，原子堆生产钚…239的同时也可以发电。周恩来说，我们不知道在没有摸清楚的条件下，和苏联政府来谈这个问题具备不具备条件？能否谈出个结果？诺维科夫回答说，这是现实的，不是梦想，条件也具备，现在进行谈判是可以的。周恩来说，是苏联先派一个小组来，摸清楚了情况，我们拟定了方案以后跟苏联政府来商谈比较好呢，还是现在就到苏联去谈，谈回来中国政府再讨论，苏联再派人来帮助落实，然后再反过来会商比较好？诺维科夫表示，两种方法都可以，应该把事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周恩来说，是不是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到苏联去商量，我们先派代表团到苏联，大家商量一个方案，然后苏联再派一个小组来中国，看具备不具备执行这个方案的条件，然后将修订的方案再由中苏两国政府商谈。诺维科夫说，这样可以，在莫斯科商量比较方便，因为专家在莫斯科，资料在莫斯科，这样容易得出结果来。周恩来又问，是不是现在可以开始进行工作？诺维科夫说，现在完全可以开始进行工作。周恩来最后说，今天把开展事情的程序先解决了，是一个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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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4）
新中国刚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时，最困难的是人才不足。就像陈云早就告诉苏联大使罗申的那样，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中国早期一边倒时，由于缺乏专家，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派专家来华，与中方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所以，虽然中国这时已经下决心要搞原子能了，但究竟怎么搞，连提一些具体的要求都要与被要求方商量。
为这次谈话担任翻译的是清华大学的邢家鲤。白文治说，邢家鲤是个很好的翻译，是我们从蒋南翔那儿借来临时担任翻译的。苏联代表团的每个团员都配了两名翻译，一个是业务翻译，一个是生活翻译。邢家鲤是团长诺维科夫的业务翻译，算是谈判的首席翻译。
12月22号，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全体团员，在座的中国人也有十来个。邢家鲤翻译得很流利，但在他把周总理的一段话译成俄文时，总理突然当场插话道：我讲的是成为一个问题，不是成为一个困难，请你重新准确地翻过去。
邢家鲤后来说，实际上我的俄文是不行的，这个场面又大，我从来没经历过。我是1951年去苏联的。这次接受翻译任务，我和马列搭配，技术上主要是我译，马列记录。在翻译过程中，总理指出翻错的还不止这一处。我原来不知道总理的俄文也那么好，而且很细心，一字不落地盯着你，纠正过不止一次错误。总理法文好、德文好、英文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日文也好，因为那些国家他都去过，在那儿生活过，但他俄文好可不知道。一翻错，他马上就给你提溜出来：这个词是错的，你刚才那个音调是错的。另外确实也非常紧张，诺维科夫的话得我译过来，总理的话得我要译过去，来不及反应，这边完了他那边也在说，记都记不住，所以我有时候就请求说得慢一点或者说短一点，因为一说多了记不下来，再翻就麻烦了。还好，在总理面前并没出太大的错误。有一次举办宴会，我在周总理和苏方团长这一桌。当翻译是吃不上饭的。当时，秘书来了三次让总理批文件，他也吃不好。饭后，我还要急着翻译文件，打字，这时总理办公室传下话来，说那个小翻译没吃好饭，让他补一顿。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了，我已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正煮猪食。听到喇叭广播，是总理去世，啊呀，人都木了。他怎么能死呢！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