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 第10部分

　　

漫长征途的起点（2）
在辩护律师陈述之后，来自浙江宁波的胡贤忠讲述他家在细菌战中的受害遭遇。
　　“我叫胡贤忠，今年六十六岁，中国浙江宁波人。我清楚地记得，1940年10月下旬，涂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在宁波开明街上空盘旋，洒下一片淡黄色云雾。11月初，我姐姐突然头痛、发烧、脸越变越红、意识朦胧，同时大腿淋巴结肿大，没有食欲，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家人想尽了办法，姐姐还是死了。姐姐死后不到10天，弟弟、父亲相继染上鼠疫。我弟弟刚死，父亲又病重。这时当地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来到我家，把我父亲送进了隔离医院，从此我再也没见到父亲。没几天我母亲也染上鼠疫，被送进同一家隔离医院，最终死在那里。从八岁起我成了孤儿，备尝人间凄苦。我从内心里憎恨细菌战，不能饶恕731部队！”　
　　第二个作受害陈述的是来自崇山村的王丽君，她说：“我的家乡崇山村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村民们勤劳善良，安居乐业。我和父母及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崇山村松树厅附近。最开始是哥哥王焕光和姐姐王福妹感染上鼠疫，然后是姐姐王佛菊和母亲也病了。日本兵烧村子那天，哥哥死了，两个姐姐病得不能动，父亲花了好大力气才把她们从着了火的房子里背出来。父母和我逃到了田里。父亲用席子给二姐做了张床，因为她还发着烧，其他人睡在地上。可是到了晚上，二姐还是死了。亲人死了，家中的财产也都被烧光，无吃无穿，无处居住。正是寒冷的冬天，没有人敢收留我们，幸亏母亲娘家的人有时给我们送点饭。
　　日本军队除了撒放鼠疫病菌以外，还像用动物做实验一样，用活着的村民做活体解剖。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他们彻底践踏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
　　　　最后是王选作意见陈述
　　“王选是用中文讲的，她的语调很轻，但很感人，说到动情处，她哭了。”在现场的徐勇说。
　　王选的意见陈述（全文）：
　　我叫王选；1952年8月6日出生于上海；是本诉讼日军细菌战六个受害地之一——中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原告。
　　崇山村是我父亲的故乡，1942年，日军细菌战引起村子里鼠疫流行，396个村民死于这场鼠疫。我祖父的家族中死去8个人，我叔叔也死了，当时13岁。
　　1969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四年。末日般的鼠疫的灾难，强奸、抢劫、撒毒、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的凶恶，埋在村民们记忆中的恐怖、悲伤和愤怒，是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他们那儿受到的历史教育。
　　1987年，我为学习战后经济腾飞的日本模式，来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的三重大学和筑波大学学习。这十年里，我一面切身地感受：在中国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的战争中日军的种种暴行，在日本差不多的人都不知道；一面和日本人民一起经历了日本社会激荡的变化。
　　1995年8月，战争结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和一些去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受害者的当年日军后代们，命运般地相会。从那时起，不分四季，与他们并肩一起，去崇山村以及其他细菌战受害地，进行受害情况调查，研究分析细菌战的历史事实至今。
　　今天，我作为本诉讼108名原告的代表，在此陈述意见。
　　我们108名中国原告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浙江省、湖南省进行的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家属。我们以日本政府为本诉讼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为日本国家的责任代表，正式承认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众所周知，五十多年前，日军作为国家政策实行的细菌战，在当时即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犯罪，战争失败之前不久，日本政府掩盖了这一战争犯罪。战后，又由于日本政府和美国对这一战争犯罪的掩盖，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该受到审判的细菌战战争犯罪，没有得到审判。但是，正义必定惩罚罪恶。今天，细菌战的审判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日本的进步。
　　这场历史的审判的开庭，是许许多多与中国、世界人民一起坚持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坚持揭露细菌战历史事实的日本知识分子、人民以及原日军有关人员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是我们辩护团努力的结果。中国人民为许许多多日本人民的努力所表明的日本人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精神力量所感动。他们的努力在改变当时日本的国家政策——侵略战争所造成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敌对关系，他们的努力是产生带来和平的真正的日中友好关系的希望。在此，我们作为中国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们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作为两国的历史，两国人民应该持有共同的认识为起点，使这场审判成为揭露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的过程；我们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作为两国的历史，两国人民应该持有的共同认识为目标，使这场审判成为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历史认识的过程。我们主张，日本和中国人民基于历史事实的，对于战争正确的共同的认识，是日本和中国相互理解以及真正的友好关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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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征途的起点（3）
这场审判从起诉以来，受到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关注。原因是，这场审判是在审判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犯罪之一，在审判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残虐行为。这场审判将在举世关注之中，越过法庭，越过海洋，越过国境，越过时代，产生影响。所有与这场审判有关的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起什么样的作用，都将在历史上产生意义，在历史上留下来，受到历史的检验。我们原告团将和辩护团以及支援我们诉讼的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伸张受害者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进而维护人类的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进而维护正义；控诉细菌战的非人道，进而维护和平。这是我们原告团在这场审判中所取的位置和将起的作用。
　　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在这场审判中唯一应该采取的立场是作为日本的责任代表，正式地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承担战争责任，向战争犯罪受害者谢罪，挽回受害。
　　日军731等部队，把14世纪毁灭了当时欧州人口40％的鼠疫的细菌和其他细菌，在我们祖国——中国的大地上各处散播。善良无辜的人民被这些看不见的武器所杀害，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城市村庄被摧毁。最为悲剧性的是，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在本诉讼六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浙江省衢州，1940年10月，日军从空中投放了鼠疫菌后，引起鼠疫发生并流行了13年。在同省的受害地义乌，鼠疫蔓延到全县，并传播到邻县东阳。细菌战鼠疫的受害地区，半个世纪以来，为预防鼠疫再发生，必须每年数次，在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进行鼠疫菌的检查。根据这些地区卫生防疫机关的检查结果，浙江省衢州，义乌以及六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在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目前为止，还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上述的检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鼠疫菌依然在活动，鼠疫再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细菌战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当今世界上，环境问题在威胁着地球的前途已是常识，人权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理念和价值，但是，同时至少有16个国家还持有生物、化学武器。尊敬的审判官们，我们108名原告，以及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期待着这场审判能成为维持理性的秩序、道德的规律、真理的法则的审判。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的细菌战鼠疫受害者钱贵法，还有一名原来预定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浙江省江山市的细菌战霍乱受害者赖根水，没能等到这场审判的开庭，就去世了。为了使这场细菌战的审判成为对钱贵法、赖根水，包括他们在内的无数的细菌战受害者们的永远的纪念，我们原告团在此表示全体不懈努力到最终的决心。
　　以上是我作为原告代表的意见陈述。
　　在王选陈述后，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向法庭提交了《答辩书》。答辩书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答辩书》说，根据海牙陆战条例，原告没有直接请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权力；本案不能适用中国法。在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中，有“国家无答责”的原则，国家的赔偿责任不能被承认。其次，在日本民法724条中，规定了20年的时效期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的违法行为已超过了20年，因此损害赔偿权消减。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诉讼开始前采访了一濑敬一郞，并结合法庭开庭情况写出了第一次开庭的报道。日本的中文版《中华时报》以《日本的全部问题都在于天皇制》为题登载了徐勇的文章；台湾的《中国时报》以《细菌战索赔诉讼日本跨世纪的考验》为题登载；此外香港的《信报》、美国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徐勇也将他的文章投到国内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但中国新闻界对此未作任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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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舆”队伍中（1）
王选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以纪念和回顾细菌战诉讼走过的路，文章的名字叫《抬舆》。
　　日本传统节日的时候，地方村社、街道，镇上人们往往扛起“舆”，前呼后拥，游行祭神。中国有些农村也有舆，和抬舆祭神的仪式。“舆”也叫“神舆”，供放神位的木架，上面装饰得像楼阁，有抬手。舆下的人把舆抬得高高的，是表示对神的尊敬，为了让大家看到神。抬舆的人，最要讲究配合一体。这有点像是元宵节晚上义乌农村里的龙灯，一村的人家一人扛一盏灯，这些灯前后相连，夜色隐去灯下的人和其他的多余，只有举在空中的灯像一条透亮的蛟龙翻舞奔腾。
　　90年代初以来，在日本法院起诉的78个战争受害者诉讼，每一个都有一小群日本市民组织起来在支撑着，说起来也像是抬舆，只不过，扛在肩头的不再是“神位”，而是和平、正义之神。
　　1995年从细菌战的受害事实调查开始，到走上法庭，再到一审、二审，细菌战诉讼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从第一次递交诉状到二审宣判，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站在法庭上应诉。有的时候，中国的原告们无力往来于中日之间，就由王选一个人出庭。在40多次出庭中，王选一个人出庭的就有18次之多。还有日本的律师们。在40多次开庭诉讼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当中，日本的300多名律师为诉讼提供了义务的服务。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诉讼，虽然经历了8年的法庭较量，但远远还没有结束。三审还在等待着中国的原告们。一次次的开庭足以拖垮坚强的意志；一次次地败诉足以让最坚强的信念产生怀疑；一次次的飞渡重洋往来差旅费用足以让人囊中空空。
　　这场目前为止中国对日诉讼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久、影响最大的诉讼走到今天，王选认为是和中日两国众多的人的“抬舆”有关。
　　随着中国细菌战受害调查的展开，细菌战受害如冰山一样露出了水面。中国受害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日本律师和和平人士的想象。更多的人想参加到细菌战诉讼当中来。1998年在上海召开的原告与律师团的会议上，原告团秘书长向土屋公献提出增加原告的要求，王选翻译。
　　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说，诉讼的第一艘船已经开出了，坐不上去了，要增加新的原告就要准备造第二艘大船，我们只有230名律师，而且真正出庭工作的只有十几个人，增加原告就会增加很大的工作量，况且日本律师来一趟中国不容易，要是中国方面有律师来配合一下就好了。可惜中国律师没有参加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
　　日本律师鬼束忠则提出了为难所在，新增原告是否与先前原告分开起诉还是个要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官司，还是很复杂的政治问题。更主要的是钱的问题，他说日本的市民团体已经为第一批原告出了不少钱，目前再出更多的钱就有问题了。
　　但是中方坚持增加，至少一个村增加一个。日本律师认为不能增加，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就无法承担诉讼了。原告和日本律师当场发生争执。对日本律师来说，108个人和180个人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在法庭上打赢了就行，但对于中国原告来说，108个和180个绝对不同，让中国更多的受害者发出声音，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争执的结果是，已经开出的大船停下来载上后来的72人，一并向前驶去。王选为此做了大量的说服日本律师的工作，日本律师又转而做了大量的说服法庭的工作。
　　在诉讼的大船向前行驶的时候，森正孝的揭露会和辩护团发生了争执，最后细菌战调查与诉讼的发起者森正孝宣布退出诉讼。而此时他已经资助21名中国原告和研究者到日本出庭，他的揭露会已经出现赤字300万日元。分歧也没有阻止诉讼的进行。
　　2002年8月27日，一审的最后宣判到来，尽管大家知道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还是抱着一丝的期望期盼着。
　　8月27日这一天，崇山村的老年活动室里，王培根、王锦悌等准备了扩音的喇叭，汇集了原告和村民们等待着。宣判一结束，王选会用手机打电话传递消息。
　　而在日本，王选上午10点半就带着61名原告和教授支援团，身前身后各背着“要和平不好战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的标语在日本法庭前示威。
　　开庭这一天，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英国BBC、中国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日本中央新闻等十几家媒体采访了王选和原告团、辩护团。
　　中午12点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原告团团长王选率辩护团、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