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部活生生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法庭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四个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大量历史资料。其中有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这些证明和文件是前所未闻的，是第一次披露于世。
这些材料，有让人只要看一眼就会为之震惊的力量。那一天，辩护团律师一濑敬一郞向法庭递交这些证据，当一件件的文件向法庭递交上去，人们看到那些文件迅速地向上长着，最后竟然达到了一人多高。
中国许多重要的战时防疫文献都是用毛笔书写或手工刻油印的。它们从前在中国各地的图书馆里灰尘满面，没有人知道它们记载着人类文明史上的极大罪恶。今天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先人以毛笔手抄，一字一句都跃动着执着而不屈的灵性。古老的文明对抗大量杀伤性化学细菌武器时的挣扎跃然纸上。
但是在所有证据材料中，最富有独特史料价值和人性魅力的是28幅原告本人和志愿调查者手绘的受害地地图、辩护团摄制的180名原告的肖像、每位原告自己书写或经人帮助完成的受害申述书。这些都是活的，有热度、有血性的，他们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生命力量。
一万个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人留下了姓名。在原告团向法庭提供的长长的受害者名单上，一个个在六十年前悲惨地死去的人，在今天以这种形式活过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是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生命，他们就那么悲惨地寂灭了，一直以来没有人替他们喊出冤声。
为了争取法庭对日军细菌战事实作出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史实，诉讼团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举证：原日军731等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加害行为、受害的发生、加害与被害的因果关系、原告们受到的伤害、细菌战的残酷性以及日本政府的掩盖。由十八名中日专家、当事人出庭作证，他们是：
松村高夫（日本庆应大学社会史教授）、吉见义明（日本中央大学近现代史教授），证明细菌战的发生、细菌战与日本侵略的关系；
辛培林（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证明细菌战被害的发生；
篠塚良雄（原日军731部队柄泽班、细菌制造者），亲自进行过人体实验和细菌制造；
松本证一（原日军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亲自驾机向中国撒细菌；
上田信（日本立教大学中国社会史教授）、聂莉莉（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证明细菌战的残酷和对人性、人类社会毁灭性的打击；
黄可泰（中国医师，负责宁波的调查）、邱明轩（中国医师，负责衢州、江山的调查），证明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中村明子（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近藤昭二（日本记者），证明原告受害和细菌战的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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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没有败诉（2）
另外还有24名原告多次在法庭上生动描述了自己和周边乡亲们的受害情况。
“一旦（日本）国家司法机关经过证据调查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认定，这一认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细菌战诉讼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在判决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而王选说：
法庭在没有原告方受害的直接医学鉴定、间接法律公证的情况下，对如此纷繁复杂且年代久远的事实作出全面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法的角度来说是大胆的义举。可以说，法官们最终作为人，听取了被强权出卖和压抑的弱者的呼喊，站到了原告一边。
这虽然是民间提起的诉讼，但它不仅是受害者及其亲属多年压抑心理的一次表述，更是中国公民为世界和平、为人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理性斗争，这意味着国人认识的一次提升。由于这次诉讼，使一些参与过细菌战的日本老兵，能够公开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暴行，谴责侵略战争的罪恶，向受害者跪地谢罪，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承认细菌战，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重要的是已经打开了“死亡工厂”的盖子，揭开了日本细菌战的黑幕，让公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这也是一种胜利。
因此，日本有媒体称“细菌战诉讼拧掉了日本人脑袋里的螺丝钉”。日本媒体报道中特别强调判决“首次”的意义：首次认定细菌战历史事实！
“在日本，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细菌武器作为重大历史事实从来不入史，历史教科书中无须记载，连文部省审查制度的‘删改’都挨不上，老百姓几乎都不知道。判决打破了强权的封锁，通过日本各大报社的报道，将这一段历史传达到日本各家各户。事实上，之后在日本出版的一些严肃书籍中，已有专家学者在引用判决中的关于细菌战的内容陈述。”这是王选从日本带回来的信息，“细菌战诉讼也因之具有了一个超越自身存在的意义。”
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细菌战造成的损害极其复杂，不是单凭想像就能明白的。而且对于包括细菌战在内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害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目前所知的还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历史大部分还沉没在冰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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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1）
战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人们才真正反思战争。
追寻历史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慰安妇、劳工奴役，战争并没有过去。只不过中国的反思比日本、美国晚了整整十五年。王选是1992年才知道日军侵华期间使用了细菌武器，那一年她四十岁。“当时我就气得跳起来，我怎么会在四十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
王选认为谁也无权剥夺她知道的权力，更何况她的家人就有死于细菌战的。她说：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下巴只有房间的窗子高。那是上海的一间法式房子，我父亲和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街景，父亲说着我的叔叔。
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人放鼠疫。当时我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极度痛苦的脸，父亲想说出十三岁的叔叔死时的情景，但就是说不下去。
父亲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了鼠疫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
同样，在日本，一个历史学教师也有同样的疑问。
森正孝是日本静冈中学的历史教师，当他看到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历史这门课便教不下去。只不过他发出疑问比王选早了十多年。
1980年暑假，森正孝来到了中国，他想在战争发生地寻找真相。此后他十三次自费到中国调查，拍摄了六部纪录片《侵略》。《侵略》制成拷贝450多份在日本全国各地播放，观众达250余万人。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发现了细菌战的恶徒。于是他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寻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
“我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王选向追问她的媒体的回答。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森正孝回到日本，发起了“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汇集日本600多名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开始到中国调查取证。
而王选开始寻找森正孝。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在中国国内是一片中日友好的声音，好像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没有人想到和提到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第教授徐勇说，“而此时，日本国内一些人开始反思战争，追寻历史的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中国比日本晚了整整十五年。直到9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1995年讨论进一步深入，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劳工问题等等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的战争犯罪才得以揭开。”
80年代的日本，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
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发表的《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这一发现无异于石破天惊。
1981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意外的发现让森村诚一万分震惊，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让人震惊的事情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令人震惊的恶行〃实况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恶魔的饱食》一书在日本销售300万册，以其惊人的影响在日本民众面前揭开了731的黑幕。
森村诚一为此遭到了威胁和指责，有人劝解森村诚一不要冒政治风险，不如去写纯推理小说。
“一个作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真谛，这才是我的写作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在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和平基石上添上一块小小的石头。”森村诚一说。之后他和美国第一个揭露美日细菌武器交易的记者鲍威尔取得联系，获得了《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的翻译权，并继续写出《恶魔的饱食》（续）和《恶魔的饱食》（第三部）。
森村诚一的贡献是对日本公民进行了一次731部队的普及教育。这支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犯下极大罪恶的细菌部队，在战后销声匿迹地隐藏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
从日本政府来讲，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起，就有意让这支部队隐匿起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为只有他们清楚，这支部队一旦为世人所知对日本政府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
家永三郞，日本东京大家教授，日本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年受日本文部省之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郞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别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记载是如此的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文部省对此的批语是“731写进教科书为时尚早，全文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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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2）
另外，家永三郞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要把“侵略”换成“武力进出”，修改多达290处。
家永三郞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审定制度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精神”，并且审定给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损害。
1966年，家永三郞的《新日本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郞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八个历史问题。
“最近，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已经出笼登场，文部省站在肯定论的立场上妄图使战争光明化，并禁止我将战争写成黑暗的战争，给我的精神是沉痛的打击。在法治主义的名目下，国家本身违背宪法，这说明国家的无法状态。”家永三郞说，“我这样做是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最高利益。”
从1965年到1997年的长达三十二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郞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政府，面对的是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势力和思潮。虽然他身为日本知名历史学者，但仍然势单力薄。为了历史的真相，他屡败屡诉。地方法院的一审败诉，二审败诉、三审败诉，家永三郞立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是家永三郞在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中国女性施暴这两点胜诉，家永三郞不服，再一次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修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本侵略中国”、“日军暴行”等4处属于文部省滥用处理决定权，属于违法，赔偿家永三郞40万日元损失，但裁定文部省审定合法。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细菌战原告们走上了日本法庭，开始了又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为了历史真相的诉讼。这是历史的偶合，一个诉讼完结，另一个诉讼开始，但这一历史的偶合充满了象征意味。
32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开庭，家永三郞已经从一个睿智的中年知识分子变成了八十三岁的老人。但三十二年来他始终站立在法庭上，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在等到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为他胜诉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长时间鼓掌。他说，他仍不满意这个判决，但他不可能第四次上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但他决不会放弃战斗，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2年8月27日，历时七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败诉，之后的11月29日，八十九岁的家永三郞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斗争了四十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国的细菌战再诉讼又一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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