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现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1644部队金华支队支队长山下喜明现任厚生省新泻检疫所所长。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原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次政、731部队结核课课长二木秀雄、731部队防疫研究室内藤良一、9420部队大田黑猪一郞等组成或参与日本绿十字公司，为牟取最暴利出售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致使日本国内至少有2000人感染艾滋病毒。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这让王选非常愤怒，这些人不但没有因罪恶得到惩罚，而且还在社会上担任要职，或者继续从事着和细菌有关的研究，而中国的受害者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细菌部队罪行的更详细材料。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
美日的交易
假如战争这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能够赶上日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用人体进行实验，而用动物来作实验，就很难掌握一种细菌武器对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类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早在苏联伯力审判之前的1945年，也就是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四次派出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阿沃·汤普森、诺伯特·费尔，爱德温·希尔先后赴日寻找石井四郞进行调查。
美国获得石井四郞人体实验的数据是第三次的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两次调查并不成功。
1947年6月前，费尔的调查取得突破，弗尔掌握了石井进行人体实验的证据，并将8000份细菌武器实验的病理标本送回美国。但是如何解读这些病理标本却是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数据美国还没有拿到。
于是第四任调查官希尔于1947年10月8日来到日本。此后，希尔带回来的东西让美国的细菌战研究专家们忙了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他们得到了至少不少于24种细菌和化学物品的人体实验研究报告。这些细菌是：烟雾剂、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霍乱、痢疾、河豚毒、气性坏疽、鼻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鼠疫、植物传染病、沙门氏菌、孙吴热、天花、破伤风、森林扁虱脑炎、户塚虫、结核病、野兔病、伤寒、斑疹伤寒。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这些数据美国用25万日元就收入囊中。而这是“日本科学工作者以数百万美元巨资和漫长岁月所获得的资料”，“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实验心怀疑虑”。（希尔语）美国认为自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所付出的“同实际的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的问题是：费尔怎么会成功？
1947年5月8、9、10日，费尔和石井进行了关键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石井一身古风，他对费尔一行的接待就像是他们是经封建君主的许可拜访这位阁下一样。石井穿着最好的和服，笔挺地坐在床上，并在他赐予的美国客人的整个会谈中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死亡工厂》320页）
费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日本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郞为首的731部队及其相关者战争罪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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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1）
崇山村是个大村子。早上的太阳出来后，青壮年都到地里劳动去了，年老的人三三两两坐在自家的堂屋前晒太阳，干一点儿小活计。村里的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青砖瓦屋也随着地形起伏有致。
这里是王选的家乡，她的父亲出生的地方。尽管王选出生在上海，但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时候，王选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王姓大宗族里。崇山村整个村子的人都姓王，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有祠堂有族长，长幼有序，是一个有几千年传统的地方。
％％％打官司的主意是崇山村人自己想出来的
1966年，解放军拉练住在崇山村，他们到村民中访贫问苦，听到的都是日本人放鼠疫、放火的事，于是解放军就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这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的第一次调查，当时统计出的死亡人数是396人。
到了90年代，崇山村听说其他地方有人去告日本政府，于是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就在一起商量，我们崇山村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去？于是他们决定一个死者向日本政府索赔3万美元，以村委会的名誉状告日本国政府。三人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受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1994年8月10日，他们将写好的诉状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但石沉大海，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崇山这个村子表面上看和别的江南村庄没什么区别，生活平静而安详，但平静之下有一种阴郁的东西，这使这个村庄有一种沉闷的基调。走在村里的路上，很多眼睛会默默地跟随“外来人”的行走。一位在石板路上散步的白发老人，被告知是鼠疫感染者，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直到现在他身上鼠疫抗体还是阳性的。
老人名叫王丙宏，今年90岁了。他十七岁那年，在感染上鼠疫之前逃出了崇山村。但当看到崇山村黑烟冲天房子被烧时，再也忍不住又跑回了村子。回来后他就发了烧，母亲看着他反正活不了了，就用缝衣针扎他大腿根部的淋巴，挤出黑血，用白酒擦，然后再扎。如此反复将所有的脓包都挑破。他口渴不已，向母亲要水喝，母亲不给他喝水只让他喝白酒。 第二天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在崇山村的街上，我们又踫到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王景荣，他拉住我们，告诉我他家里死了六个人，烧了八间房，十六岁的堂兄弟死的时候连棺木都没有力量置办，用床板抬着出葬的时候，嘴里流出的黑血滴了一路。活着的人四散而逃，奶奶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走在崇山村的石板路上，不时停下脚步，每一次驻足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每遇到一个老人，都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在崇山村，六十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还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仇恨如酒，发酵越久力度越深。“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在一代代地传。这样对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好处。”王培根说，“现在是一个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的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日本鬼子，就是魔鬼。
1993年8月森正孝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基本摸清了崇山村的受害情况。
当时只是为了调查。王培根是崇山村人，但在义乌的乡镇作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开座谈会。但是，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一个人一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上千人。王培根当时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当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另一张表是统计烧毁房屋的，也是有房屋的间数、面积等等内容。
王培根拿着两张表，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出来，复印了八百张，每张五角钱。
崇山村有两个大队二十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十二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用二十天的时间统计出来。结果只用了十天，就出来了。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病死亡的不能混在这里面，日本人的情报是很厉害的，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一张大纸，用毛笔抄写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出现的最准确的数字。
崇山村人想告日本政府，日本人愿意帮助打官司；王选加入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2）
王选第一次陪同的律师是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正治。他们自愿组成的辩护团准备替中国受害者打官司。
王选带鬼子进村
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打官司？他们是为了什么？
在和王选认识之前，森正孝每次来带的都是浙江省外事办找来的翻译。崇山村的人讲一大堆话，翻译就发毛了，没有懂崇山村话的人，中国话和日语之间又隔着一个崇山方言。
王选对森正孝说，只有我懂崇山村话，又懂日语，我来做翻译吧。于是一切都自然地契合在一起。
1996年7月至8月，王选和森正孝从江西广丰开始调查取证，经过玉山，进入浙江的江山、衢州、金华、义乌崇山与稠城。当年11月，王选又偕律师一濑一行到宁波调查。发现湖南常德鼠疫受害严重，马上取道常德调查，取得了大量证据。然后又到义乌崇山和江山、衢州调查，12月再次到浙江义乌、宁波和湖南常德调查取证。这一年王选陪同日本律师一濑等先后五次来中国调查。此外还有几位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医生随律师来中国调查细菌战受害，都由王选陪同并担任翻译。1997年，王选的脚步依旧匆忙。
王选常常被人问：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有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浑身发抖。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他们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稳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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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人都想告日本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他们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这是中国公民第一次提出赔偿要求。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是这样的索赔要求大都没有任何回音。
民间状告日本政府并没有一条路径可走。在国内，受害者曾经向有关司法机构提起诉讼五六次之多，但诉状递交上去，一般是没有任何回复。而在国外提交诉讼，中国的受害者们所能达到的就是递交到使馆。两国之间是两座壁垒，之间没有路，也没有桥。而在日本兴起的日本和平运动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亚洲各国人民的索赔铺设了道路。
1995年6月28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花冈惨案发生五十周年的时候，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递交起诉书，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成为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身处异国他乡、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以决死的气概在耿淳的带领下，在日本花冈举行了暴动，其中400多人悲死他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冈暴动。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没有忘记这场悲剧，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自1952年开始，每年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
1985年，中国的报纸报道了远在日本的灵祭的消息。生活在河南农村的暴动大队长耿谆老人看到后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给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
人们都没有想到，当年的暴动大队长还活在世上。
1987年，花冈暴动42年后，耿谆老人在日本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重返日本。更为传奇的是，一位行动不便的日本男人握住耿谆的手放声痛哭，耿淳老人认出了这就是让暴动推后三天的“小孩太君”。
这时人们才知道了一段泣天地动鬼神的故事。为了保护这个被中国劳工称为“小孩太君”的日本人，中国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和行动失败的风险，将暴动整整推迟了三天时间。
小孩太君叫越后谷义勇，曾经是花冈劳工的监工，因为他年龄小心地善良总是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