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第二任港督的中国笔记- 第2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知识与教育的传播渗透到了底层阶级，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普遍繁荣与和平。在这个帝国的无数个百万人口中，几乎每个人都能读能写，水平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下层社会的识字率之高值得尊敬。在定期向百姓朗读的《圣谕广训》十六条中，第八条讲的是“讲法律以儆愚顽”；他们印制的《刑律》卖得很便宜。他们认为，如果百姓不懂法，即便对其进行惩处，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再者，如果百姓熟知法律上的禁忌，犯罪的可能性会更小。这似乎正是所谓的“预防性司法”，“根据理性、人道以及合理政策的一切原则，预防性司法在各个方面都优先于惩罚性司法。”

　　　　教育的普及是为了让百姓懂得畏惧，拥有希望。他们被灌输以律法知识，又被鼓励通过公开竞争去获取最高奖赏。

　　　　每一个中国人都让自己的儿子去上学；而他之所以如此，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因为他知道，在他自己人生中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因为儿子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也可能因为儿子的功绩而受到奖赏。在中国，父母亲的地位经常因为儿子的表现而得到提升。对于父亲会因为儿子的罪行而受到惩罚的司法实践，孟德斯鸠进行了强烈谴责，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父亲被赋予绝对权力的结果；既然他被赋予了绝对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不仅可能受到惩罚，也可能得到奖赏；这取决于他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父亲的权力与责任，正是他重视教育的动机，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唯一的问题是，个人自由的牺牲程度与公共利益的收获程度是否相称。

　　　　他们十分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因而有许多关于教育的格言，比如，“花开堪折直须折”，“不入学堂，当官无望”，等等。所有州府都设有府学，富有的人家则聘有家庭教师。
第5节。脾气最好的民族
　　　　脾气最好的民族

　　　　至于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安静而守法的性格，孟德斯鸠的一段话对此进行了解释，即，政府在为其子民的言行立规矩时已考虑到了这一目标：“鼓励温文尔雅的气质，维护和平井然的秩序，消除一切源于暴戾性格的罪行。”就整体而言，他们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民族之一；要找到其中的主要原因，必须从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着手。

　　　　在《圣谕广训》十六条中，第二条是“笃宗族以昭雍穆”，第三条是“和乡党以息争讼”，第九条是“明礼让以厚风俗”，第十六条是“解雠忿以重身命”。在这些圣谕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胆怯特性的根源；与其胆怯特性相伴随的，是其狡猾与欺诈的品性。↖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和平状态中，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与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十分厌恶政治的无序。他们共有的信条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他们说：“坏人最喜欢乱世，以期浑水摸鱼；如果世道和平稳定，乱变不生，他们就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简言之，中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从他们的史书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忍耐力是亚洲专制政体仅有的资本。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有句名言：“弦紧则易断，民苦则易反。”还有一位皇帝对他的继任者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水，君为舟。”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变革，没有一次是为了改变建立在家长权威基础上的君主制政体，大多数只是为了推翻某位暴君的统治；而在国家四分五裂时，会有人揭竿而起，去角逐囊括四海的权力；如果这个人能对前朝合法君主保持一种排他性的尊敬，那么，他可能会由此得到一些有利条件。

　　　　真正的贵族

　　　　我们认为，罗杰斯在给他的某首诗做注解时写的一段话很有道理：“在古代，老年人与权力同义；而且，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老年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荣誉，就像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美德。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是在出身和财富可以决定地位和权力的地方，就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年轻而放荡的人总是凌驾于那些年老而可敬的人之上；在这些地方，老年人不再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古代的许多民族的风俗则不同，老年人可以收获因高寿带来的好处。出于对自己的尊重，因而有了晚辈必须绝对服从长辈的传统道德，可如今这项道德已经无以为继。（孟德斯鸠语）”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中国人保持着这种古老的风俗；但是，他们对老年人的尊敬，比不上他们对有学问的人的尊敬。他们有一句格言：“学无先后，达者为先。”在中国，获得地位与尊敬的主要渠道就是钻研学问；无论学子的地位如何，通过钻研学问而赢得尊敬，至少比通过财富、穿着打扮以及出身等庸俗矫饰去赢得尊敬更加合法，更加有益。

　　　　无疑，财富必然会带来一些影响力，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乎所有国家，光有财富在中国得不到太多尊重；原因在于，在这个国家，荣誉和地位几乎全部来自科举功名。政府官员——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贵族——的选择，几乎完全根据科举的结果，只有少数的例外。因此，在这种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得到了尽量好的治理。

　　　　一位在北京的法国记者这样写道：“在汉朝，文人们很受尊重，他们拥有使他们有别于平民的大量特权。无论在哪朝哪代，政治家们都牢牢地控制着文人阶层，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的想法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幸福、和平与繁荣。”

　　　　官宦贵族满足于他们稳固的地位与权力，并不追求外在排场；相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假装崇尚简朴，以与百姓的习俗相一致。我们要承认，某些罪恶的存在源于财富的过剩；掌握在庸俗之人手中的那些过剩的财富，会成为他们追求声色享受的本钱。

　　　　不过，财富过剩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普遍。儿子们都从父亲那里分得一份遗产；有的甚至并不分割遗产，而是共同生活在一起，长子享有的继承权，似乎只是作为地产的受托管理人。他们跟我们不同，不会无节制地去积累财富；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有很多机会积累财富。我们必须重申，在广州的“河伯”与行商们拥有的财富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一般情况。

　　　　这个国家的真正贵族是官员，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能世袭，其家族地位不会永恒不变。如果某个人想通过没完没了的转让的方式来转移财产，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休谟写道：“世袭贵族的缺位可以确保国内局势稳定，因为派系林立或发生叛乱时，他们不可能找到有权威的首脑。”这或许正是中国政府忌讳身世显赫的家族存续时间过长的原因。

　　　　满洲皇室家族的后人确实享有某种世袭身份，这种身份可以传五代，而且还享有佩戴黄色或红色腰带的特权；但是，他们只是有名无实的贵族，远非真正的贵族；再者，因为没有个人功勋为基础，他们并不受尊重。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大意是：“为学，田舍郎可登天子堂；不为，宰相儿跌入卖油坊。”

　　　　在中国，所有真正显贵的身份都取决于才学，而才学要通过科举考试进行检验。即便是最穷苦的百姓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也有一些人被排斥在外，比如卑贱的奴仆、优伶以及最底层的走卒。政府似乎认为，通过将最优秀的人才——即便他们并不都具有最纯良的品性——安置在政府部门，可以最有效地确保其政权的稳定。为了提升其常规军队的效能，满洲王朝的皇帝已经确立了一套军事考核体系，效仿科举取士制度，甄拔优秀的军事人才。
第6节。“三位一体”的皇帝
　　　　“三位一体”的皇帝

　　　　现在讲中国的政府机构，让我们从其最高首脑——皇帝——开始。皇帝拥有“天子”和“万岁”的头衔，他像神一样受到崇拜；整个国家都属于他。下面这段文字的作者，曾在北京见证过庆祝皇帝生日的景象；在中国，各大城市要以相同的方式同时为皇帝祝贺生日。

　　　　“第一天的日程是，通过庄严、神圣并且虔诚的礼仪向皇帝陛下宣誓效忠。王公贵族们、属国代表们、大使们、朝中大臣们以及主要的地方官们，聚集在一座宏大的礼堂里；得到特别通知之后，他们被带到里面的一栋建筑，它看上去有些像寺庙。室内摆了很多乐器，其中包括几组圆柱形的编钟，它们悬挂在装饰华丽的木架上，按照大小次序，从最大逐渐排到最小；还有一些三角形的金属片，也像编钟一样进行排列。配合用这些乐器演奏出的音乐，太监们唱了一首节奏缓慢而庄严的赞歌；他们控制嗓音的才能十分出色，远远听上去像是悦耳的玻璃声。在尖锐的铿锵的钹声的指引下，乐师们变换着音调。访华使团的先生们对他们的表演十分喜欢。整体而言，确实有恢宏的感觉。在行礼时，除了大使及其随员，所有人都按照指示三跪九叩；大使及其随员则深深地鞠了一躬。可是，他们表达敬意的对象就像神一样，自始至终都不在场。这种公然崇拜一位凡人的做法给使团成员留下的可怕印象，并没有因为紧接下来的娱乐或喜庆场面而抹去；事实上，娱乐或喜庆场面要等到第二天才会上演。”ω米ω花ω书ω库ω ；www。7mihua。com

　　　　皇帝敬拜上天，而臣民敬拜皇帝。尽管如此，皇帝有时会用一个明显带有自贬色彩的词——“寡德之人（寡人）”——来称呼自己；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东方君主喜欢用夸张而自我美化的词汇来描绘自己。不过，每一项国家制度都被用来保持臣民对皇帝的习以为常的敬畏感。比如，无论是谁，在经过外面的宫门时，都不许骑马或乘坐交通工具；无论皇帝是否坐在龙椅上，在龙椅面前，或者代表皇帝的黄绸屏风前，臣民都要跪拜；地方官员在迎接圣旨时，要焚香，并且朝着北京的方向跪拜；各省城都建有觐见礼堂，而通往礼堂的那条平整的道路，禁止除皇帝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行走。

　　　　另外，与绝大多数亚洲君主不同，中国皇帝的服饰要比围绕在他周围的王公大臣们朴素得多，仿佛他的无上威严并不会因为外在装饰而增色。马嘎尔尼使团一行在谒见乾隆皇帝时发现，大臣们的衣服都很华丽，绣有各种图案，而皇帝穿的则是没有图案的褐色丝绸外衣，他戴的天鹅绒帽子也只是在帽前装饰了一颗珍珠。黄色是只有皇帝或者经皇帝特许才能使用的颜色，可是，皇帝或许只会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才会穿黄色的外套。

　　　　在挑选皇位继承人方面，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不选自己的儿子作为继任者。这个传统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存在。下发给臣民的上谕或其他所有御批文件，都要加盖代表皇帝权威的御玺印章；御玺有数英寸大小，用白中带绿的玉石制成。皇帝亲自发出的特别旨意会用“朱笔”注明。有些上谕，在下发给宣旨对象之后，会发表在《京报》上。《京报》只刊载与朝堂有关的内容，除了皇帝下发的谕旨，就是上呈皇帝的奏折；对刊载的内容做出任何篡改都是死罪。必须注意的是，皇帝下发的特旨并不能作为司法审判的先例；它只适用于特殊案件，其内容要么是加重惩罚，要么是减免惩罚。与罗马皇帝针对个案的敕令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相比，中国的这一规定要明智得多。

　　　　作为国家的大祭司，“天子”和他的近臣要携带祭品去太庙祭天。在祭天之前，他们要斋戒沐浴；这一点与我们熟悉的古代历史上的献祭方式十分相似。国家没有供养专门的僧侣集团，也没有隶属于儒教或政府宗教的祭司，因为君主及其大臣扮演了这一角色。政府只允许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存在；它们的资金完全来源于自筹，或者来自私人的自愿奉献。但这个说法仅限于中国18省。对于蒙古鞑靼地区的喇嘛，皇帝给予了更多照顾，因为喇嘛对那片广袤地区的百姓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尽管这个国家的征服者并非儒教信徒，儒教在中国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央机构

　　　　皇帝的主要大臣组成了内阁：这个机构设大学士四人，满洲人与汉人各两位，前者更被皇帝倚重；他们都有“中堂”和“阁老”的称号。在内阁大学士之下，还有协办大学士、学士等下级官员。内阁成员一般选自翰林院。如果说，在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之下，存在着由国家供养的僧侣阶级，那么，这些人就是翰林学士。

　　　　在《拿破仑传记》一书中，博列尼（Bourrienne）提到过这位皇帝的一个非常独有的特征：在给自己的私人图书馆的图书进行分类时，拿破仑将《圣经》归入政治学著作类目中。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将宗教当作政治统治的工具，或者应该说，宗教是其政治统治的一部分。皇帝是大祭司，他的大臣则是僧侣阶级的成员；翰林院对儒教的“圣经”进行研究与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翰林院就是中国的“索邦神学院”。除了前文提及的内阁班子，在处理时效以及保密性方面有特别要求的军政要务时，皇帝会倚重军机大臣。阿默斯特勋爵一行提到过的和公爵（DukeHo）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处理政务的六部分别是：评估所有文职官员表现的吏部，主管财政事务的户部，礼部、兵部、刑部以及工部。各部皆有附属部门，比如，钦天监隶属于礼部，因为各种礼仪都要根据历法来安排。

　　　　理藩院或许可以直译为“外事局”；从字面上看，它主管国家的外部关系。1816年英国使团到访时，理藩院曾派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