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藩院或许可以直译为“外事局”；从字面上看，它主管国家的外部关系。1816年英国使团到访时，理藩院曾派出一位侍郎予以接待；理藩院的官员由满洲人和蒙古人构成，没有汉人。
都察院是清朝政府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部门；它的成员通常被称为御史。都察院有两位主管官员，满人汉人各一位；全部御史约有四五十名；其中有些御史会被派到地方，他们是钦差大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皇帝的探子。根据中国古老的惯例，御史们有权向皇帝提建议或者进谏，而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经常因谏言令皇帝不快而被贬职或遭受惩处。松大人（松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他是主管接待的官员。因为言辞直率大胆，年事已高的他被贬黜，或许可以说是“值得尊敬的贬黜”。
地方机构
前面讲的是在北京的中央朝廷的主要机构。在各省，总督和巡抚主管一省军政要务；有的省份不设总督，仅设巡抚；有的则是两个省份归一位总督管辖，该两省的巡抚皆对这位总督负责。比如，两广总督主管广东、广西两省要务。各省皆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名；布政使管一省行政，尤其是财政税务事项，按察使则主管一省刑名按劾。盐政十分重要而特别，由盐运使主管；在广州，盐运使被称为“盐官”。像其他许多具有垄断权力的政府部门一样，盐运使垄断了这项与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事业。
各省的城市分为府、州、县三级；各级都设有相应的地方官。在整个中国，地方行政官员的数量大概有1。4万人。有鉴于对欧贸易的重要性，户部向粤海关特派了一名监督，欧洲人称之为“河伯”。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一般是备受皇帝宠幸的满洲人；他利用外贸活动帮皇帝敛财，往往通过压榨完全受他控制的行商而迅速达成这一目的。
官方每个季度都会印制一套六册的红皮小书，上面记载了每一位官员的姓名、籍贯以及其他相关细节。任何人都不能在他籍贯所在地的省份出仕；所有官员都会定期调任岗位，以免他们与治下的其他人勾结在一起。官员的儿子、兄弟，或者其他近亲，不能在同一署衙任职。每隔三年，总督都要将他治下各州县的地方官的姓名以及直属上司就地方官的品行所给出的评语，一起提交到吏部；这一制度与英属印度政府最近采取的做法并无不同。每一位官员的升降去留皆取决于这份报告。在官衔登记目录中，每一位地方官都必须注明职务升降的次数。
大臣犯罪的案子由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进行审理。如果某省发生动乱或叛乱，该省总督或巡抚一定会受到惩处。1832年，两广总督因广东省西北部山地人的叛乱而被罢黜；而在此前一年，他刚得到皇帝的表彰。
文武官员的官阶各有九品；官阶不同，其官帽最顶端的那颗宝珠的颜色也不同；宝珠的颜色有红色、浅蓝、深蓝、水晶色、白石色以及金色。官员们的官阶不同，官衣的前胸与后背上的刺绣图案也不同；图案约一英尺见方，有的绣上一只小鸟，有的绣上其他图形。官阶不同，那串挂在脖颈可以垂至腰部的朝珠的质地也不同。
不过，仅凭某个人的外在服饰去判断他的身份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并不具有官员身份和权力的人，有时也会花上一大笔钱去购买官衣。穿官衣的好处是，在触犯法律时，他不会当场受到惩处，而是在官帽上的珠子被摘除之后，才会受到惩罚；但完成这个程序所需的时间并不长。在广州，无论是哪一位行商，即便他买到了在帽子上镶嵌蓝宝石的资格，也可能被品级最低的地方官——他佩戴的仅仅是一颗金珠，甚至可能只是一颗镀金的珠子——传讯；如果他真的犯了罪，他华丽的外衣会被剥夺，然后像寻常百姓一样受到杖责。
第7节。武举 腐败的军队
武举
满洲人通过武力而夺取天下，但现如今，文臣地位却高于武臣，学问也比武艺更受尊重；这或许可以视为汉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的证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中国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最高级别的武官只凭双腿行路，而中等级别的文官如果不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就会认为没有面子。除了文官，其他人禁止乘轿，但可以骑马。
作为提升军力的手段，满洲王朝确立了武举考试（比如骑射）制度。与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一样，参加武举考试的考生，也可以争取共三个级别的文凭；不过，他们并不通过彼此厮杀的方式竞争。武举考试的内容，在于检验考生的力量和敏捷性以及射箭的准度；这似乎足以说明，他们的军事技术还没有超越初期阶段。
这个国家的所有军队皆在兵部的严格掌控之下；但兵部的权力受到其他部门的制约，比如，它需要的资金要由户部提供，它需要的军器、军火由工部打造。八旗军队备受皇帝信赖：八旗以颜色区分，有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等；八旗军队彼此毗邻，形成一个整体。汉人军队使用的是绿旗。据说，八旗军每旗都有1万人，因此，八旗常备军有8万人。此外，各省还有地方民兵；但这些民兵最多只能承担维持治安的职能，因为山地人也可以打得他们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在中国，拿军饷的士兵的数量——地方民兵包含在内——估计达7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驻守在他们的故乡，在兵革不兴时，他们或者耕田，或者从事其他职业。在和平时期，民兵是一份颇具诱惑的职业，因为它能得到一般农夫得不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显然很难培养出有能力的士兵。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充分论证了野蛮民族的民兵要优于文明民族的民兵，他提出的理由用在这里非常有说服力：满洲人——其士兵数量远不如汉人——对这个国家的征服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杜赫德的说法，虽然传教士们习惯于夸大而非贬低汉人的优点，但他们似乎对汉族民兵的不堪十分清楚。“无论是在勇气还是纪律方面，他们都无法与我们欧洲的军队相提并论；将他们击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再者，汉人天生柔弱，满洲人也几乎变成了汉人，而他们享有的长久和平，也使他们没有理由变成好战的人。”
腐朽的军队
中国富裕并且人口众多，但它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军事强国，其中的原因在于：其一，它傲慢并且自大；这一特点既是科学及艺术发展的障碍，也是军事技术发展的障碍；其二，它对汉人有诸多猜忌，因此，它无法使汉军充分发挥潜力，成为有用的军队；其三，它对周边那些弱小而未开化的国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于是，境外之敌很少来犯——换句话说，由于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磨炼好士兵所需要的机会也因而失去了。
苗族人——居住在中国内陆群山之中的一个未开化的民族——长期而成功的反抗，以及他们目前的独立地位，是中国军力疲弱、军队效率过分平庸的明证；这些军队执行过的最艰巨的使命，只不过是在某些发生饥荒的省份镇压造反的老百姓。
可是，这样的军队却被用来与山间的幽灵作战。1832年，广东的军队在省境线被这些山地人击败。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支普遍吸食鸦片、缺少战争经验、毫无纪律的军队完全派不上用场。长期在广东一带为患却未被正面击败过的海盗们的存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采取招安的办法，授予海盗首领官职，才最终将他们收服。
军官们滥用或贪污军费的事情似乎经常发生。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因为朝廷拨付的用于添置军衣的款项被盗用，有些民兵的穿着只比稻草人好一点。著名的海军中校约翰福斯塔夫爵士曾提到过一些类似的例子。阿默斯特勋爵一行看到的荒唐可笑的景象，也一定是源于这个原因。皇帝在上谕中下令，军队要摆齐队伍、旗帜、甲仗等，以昭严肃，但是，使团成员在走近某个城镇或军事驻地时，看到一些军人在沿河巡逻，他们全副武装，背上的装备在行军时叮咣乱响，可是，穿在里面的污秽而褴褛的衣服暴露了他们的窘境。
我们的使团成员基本没看见过骑兵；而且，无论骑兵的数量有多少，他们据说几乎全部都是旗人。旗人士兵享受到的待遇，与汉族士兵有很大的差别。每位旗人步兵每月能领2两银子以及粮食补贴；而每位汉族步兵每月只能领1两6钱银子，而且还没有粮食补贴。之所以有这种差别，原因可能在于：其一，八旗军队属于常备军，而且远离故乡，收入完全来自军饷；而汉族士兵则一般都是民兵，闲时都有自己的职业；其二，统治者的民族偏爱使然，八旗军队更受信赖，因此有必要通过慷慨的方式维护其忠诚。
最常见的军服，其上衣是蓝色的，衬里为红色或红白相间；上衣套在蓝色的长衫上。军帽用清漆藤条或竹条编成，呈圆锥状，十分有利于避风。他们有时也戴用布和丝绸做的帽子，形状与官员们的顶戴相似，但顶端没有镶嵌宝珠。有少数军人身穿外观笨重的绗缝盔甲，甲衣上钉有金属纽扣。但是，穿上这身盔甲似乎既不利于作战，也不利于逃跑。头盔是铁制的，形状像倒着的漏斗，顶尖绑有一束丝绸或马鬃。
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和箭。制弓的材料是弹性良好的木材、牛角以及绷得很紧的丝质弓弦。弓的强度通过拉开它所需的重量来估计，强度为80磅至100磅不等。拉弓时，弓箭手会在右手食指上套上一枚玛瑙质地或玉石质地的戒指。他们的刀剑的质量一般都很差。他们认为火绳枪比不上弓箭，但这或许只是就外观和式样而言。有些士兵会配备用藤条制成的盾牌。
至于火炮的使用，杜赫德写道：“中国人很早以前就了解火药，但使用火炮却是近代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1621年，澳门曾应北京的要求将三门火炮及炮手送到京城，用来对付满洲人；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大概是在1636年，来自满洲人的威胁日益严重之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要求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教授他的子民铸造加农炮。
在这个方面，最成功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南怀仁。在17世纪下半叶，他为康熙皇帝监制了大约100门大炮。但这件事引起了罗马教皇对耶稣会士的谴责。耶稣会士们为自己辩护说，正因为中国政府离不开他们的帮助，他们才能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3个世纪中，没有哪个传教团做得跟他们一样成功。现在，在拥有3亿多人的中国，欧洲传教士已经寥寥无几。
将军是最高级别的武官。广东省的正规部队就由一位将军掌管。将军一职从来不用汉人，但他们能担任副将。根据体能及箭术方面的表现，以及在偶发的暴乱或叛乱期间表现出来的热诚与积极性，下级军官会得到晋升的机会。
中国的武官们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征：他们经常遭到体罚，而且经常上枷受刑。枷，是一副沉重的木架，可将头和双手套住，有的重量超过一百磅。有时候，最高级别的武官也难以避免遭到鞭打或罚站的惩罚。他们一定认为这套奇怪的惩罚措施有助于提高其军事素质。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人的军事理论中，进取的勇气不被认为是优点。他们有一句格言，即“骄兵必败”；这句格言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至于他们的战略，最主要的美德是极端的谨慎以及对计谋的热爱，故而背信弃义、弄虚作假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在与中国的武将打交道时，不要指望他会履行他的承诺。
第8节。刑法与刑罚
刑法与刑罚
现在，我们要讲讲中国的刑事法典；这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被用来控制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的稠密的人口；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为我们正确评估中国人的性格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最完美的法典，如果它不与它的规范对象的性格与习性相适应，将是抽象的，因而也是无用的；如果不将这一点考虑在内，我们在批评其不容否认的明显的缺陷之余，或许会吝于称赞其本身具有的价值。下面这段赞美性的文字，来自乔治斯汤顿爵士对《大清律例》的非常有见地的点评：
“这部法律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十分合理、清楚并且前后一致；各项条款简洁而直接，语言朴素而温和。它不像其他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刑法一样废话连篇；它没有迷信的谵妄，没有前后矛盾，没有拙劣的逻辑问题，没有违反逻辑的推理，没有无休止地重复神的旨意；它甚至没有其他东方专制国家的刑法普遍存在的浮夸谄媚、夸张的措辞，以及令人厌倦的自我表扬。它只是清楚、简洁、主次分明地将一系列法规呈现出来；通篇都具有操作性，有着欧洲式的理智；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它总体上更接近——如果并非总是符合——我们已经改良了的便利观念。”∮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在对这种法律体系进行赞美之后，我们要指出它的明显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缺陷也是滋生它的社会制度的缺陷。
首先，《大清律例》总是急着去干扰本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对某些相对义务的规范。它带来的恶果是，美德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强制性的义务，因而减弱了它对心灵的有益影响。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强制性的慈善——正如我们糟糕的法律迫使我们这么做的——已经遭到谴责（尽管理由并不充分）。而中国人要关心的，不仅仅是生者，还包括逝者；无论是谁，只要他忽视了上坟的义务或责任，就会被认为犯下了罪，并且将受到惩罚。
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缺陷是，它过分关注琐碎小事，法律条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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