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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池秀峰结束最后一句陈述，考场里一片寂静。哲学课老师面无表情，透过眼镜直直地注视他片刻，低头在成绩册上唰唰地写下了分数。
“听天由命了！”池秀峰甚至没看一眼自己的成绩，起身走出考场。
等在外面的苏联同学照例把他的成绩册一把抢去传看，走廊里顿时响起了欢呼：“乌拉！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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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姿态触怒了毛泽东；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显著提高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恐慌。总之，从1958年起，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58年4月至7月，苏联先后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
1959年9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人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突然挑起对中共的攻击和批判。57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科技合同，并很快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近一千四百名专家。58
苏联在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四十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二百五十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中国的经济建设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遭受到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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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奋力反击，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高潮。
1959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指出：“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60
中国政府认识到，留学生身处苏联社会中，容易受到当地政治宣传的影响。如果不向大家说明事实真相，这群年轻人就难以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站稳脚跟。
1960年6月至7月，在苏联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分批陆续回国参加政治学习。
正值暑假，留学生们被安置在北京几所高校空闲的学生宿舍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封闭政治学习。学习期间，同学们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仔细研读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
一天，全体留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大家按照次序鱼贯进入会场。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甚至是压抑。池秀峰远远看到几个多年未见的留苏预备部同学，大家也只是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陈毅副总理给大家做了关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讲话。
当说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陈老总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只见他剑眉倒竖，大声吼道：“你们回去告诉苏联人，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任人欺负的旧中国了！你们告诉苏联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他突然狠狠地一拍桌子，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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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3）
学生们谁也没见陈老总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大家屏住呼吸，会场里鸦雀无声。
会后，时任高教部长的杨秀峰把所有与会者留下。他表情异常严肃地说道：“今天的会议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国内还没传达，连局级干部都没听到。如果谁透露出去，党纪国法处分！”
在此之前，为了让留学生们安心学习，中国党和政府还在努力掩饰中苏两国间的裂痕。
尽管大家已经感觉到苏联对于中国的报导明显减少，周围苏联人的言语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但对于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了解内情的人还是不多。
但像今天这样一切真相大白，大家还是有一种摧心裂胆的感觉。池秀峰的感觉是：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政治学习后，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陆续返回苏联了。可是有些学生却留在了国内。
程志坚＇U37＇回国前正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准备毕业设计。他回忆道：
“我们接到回国参加集训的通知的时候，还以为集训后可以回来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辩，所以连回程票都买好了。可是政治学习没几天，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些毕业年级的航空专业学生全部留在国内参加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国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和书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苏联。每个系组织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且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组织上安排我们马上顶替。”
和程志坚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在苏联学习航空、航天、造船、化学等军工和尖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军工专业是敏感专业，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会再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取得毕业证书，当时认为关键是把知识学到手，拿不拿文凭不重要。另外，国家可能还考虑这批军工人才有被苏联扣留的风险。”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五年级学习的程海回忆道。
可以想象，当学生们从国内返回，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是怎样的复杂心情。
尽管早秋阳光灿烂，留学生们的心中却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中国学生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发觉有人在后面盯梢。盯梢的人并不掩藏，就那样不远不近地公然跟在后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车他也上车。这种举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一位学长回忆道，当时在留学生党团干部的房间中，苏方专门布置了苏联学生，监视中国学生的一言一行。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手里拿着扑克牌，装作打牌的样子，还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的非常大，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陌生的苏联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大家还传言克格勃在房间中安放了窃听器，搞得很紧张。以后再开会，就干脆到公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进行。
陈国藩回忆道：
“那时候，使馆发布了几条纪律。一，一个人不要单独上街，至少要两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论参加苏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要至少两个人参加；三，会上如有对我国政府的敌对言论，要当场予以反驳，反驳不成，要退场以示抗议；等等。”
一些和国防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一些先进的设备，不再对中国学生开放了； 实习要么安排回国进行，要么和苏联同学分开，被单独安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草草进行。
酆炳林这样回忆他实习的经历：
“1960年我进入毕业前的实习期。学校公布的实习地点是某种新型武器的靶场，我当时非常兴奋。当我告知使馆时，大家也都为我能有机会接触最新军事技术感到高兴。可是没有多久，我的名字从实习名单中被划掉了。据说是克格勃有指示，重要的军事目标不再允许中国人接近。后来，当苏联同学到靶场实习的时候，我却被安排到一艘老旧的军舰上，实习的内容就是每天把那些老掉牙的鱼雷擦得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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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4）
在这扑面的寒风中，只有来自苏联师生的关爱，还能让中国学子们感受到温暖。
在采访王永志的时候，他向我提起了恩师米申。
米申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助手，在当时是苏联航空航天领域数一数二的人物。
1960年，王永志正值大学最后一年。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濒于破裂。出乎王永志意料的是，米申竟主动要求担任他的毕业设计导师。回忆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永志深情地说：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米申就坦诚地对我说：‘我知道现在两国关系变化了，但这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我们之间仍是师生关系。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问题尽管提。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的。’我本来很担心再回苏联，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有了导师的这一席话，我就比较放心了。”
1961年夏，基辅工学院56届的三十六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准备返回祖国了。
由于政治气候敏感，站台上送行的人不多。学生们登上了列车，向送别的人群挥手致意。
突然，人群中传来呜咽的声音。人们循声望去， 是白发苍苍的无线电系主任阿基耶夫斯基教授。
中国留学生景仰这位老人：这位曾亲手为流放中的列宁组装过地下无线电台的老革命者是基辅工学院最为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中国学生热爱这位老人：他平时给予了中国学生异乎寻常的关爱。临行前，老人还自掏腰包送给每个学生一本厚厚的列宁画册。
此刻，泪水顺着老人皱纹纵横的面颊流淌，浸湿了花白的胡须。老人缓慢地走上列车，伸开双臂，把身边最近的一个留学生揽入怀抱，一边摸挲着年轻人的后背，一边嗫嚅着：“永别了，我的孩子！永别了！”然后是下一个学生，下一个……直到和所有的学生一一拥抱分别。
后来，年轻的毕业生们才明白为什么老人没有使用常说的“再见”这个词，而是说“永别了”。
基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政治的敏锐洞察，老人已经预感到在两国间将会发生怎样的风云变幻。
他的痛哭，是为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再也无法再见到这些优秀青年而惋惜，更是对中苏两国间的美好岁月永远逝去不再的悲哀！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1）
自己的家园
在北京旧皇城东部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庭院。
与对面富丽堂皇的北京饭店相比，庭院的入口显得内敛而凝重。 这里曾是清初三大喇嘛寺之一——普胜寺的原址，又称石达子庙。
1913年，一批清末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如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等人，为了维系海外同窗友谊，交流文化思想，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
1915年，欧美同学会集资两千两白银，购买下残破不堪的石达子庙作为永久会所。原来的建筑被拆除，后来又经过数次改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即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交流中西文化，切磋学术，以情会友，以文会友，承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任务。在它的历任会长中，不乏严济慈、茅以升、卢嘉锡、吴阶平等学术巨擘和社会名流。
随着时代的需要，欧美同学会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推动本世纪初的“勤工俭###动”，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抗战时期，曾号召海外学子返国抗日，共赴国难；新中国建设时期，为吸引海外专家学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欧美同学会大力提倡“科教兴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欧美同学会下属十四个分会，现有会员一万余人。其中留苏分会拥有会员约三千多人，是欧美同学会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分会组织。
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学成归国的留苏学子们，在很长时间内没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
随着大家逐渐退出一线工作岗位，这个曾经是规模最大、管理最严密的留学生群体，又一次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跨越了半个世纪不曾泯灭的亲情和友情，如同一张无形的巨手，将分布在各行各业、四面八方的学子们又一次集合在一起。
作为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筹备者之一的酆炳林，引领我回溯了近二十年前那些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
1989年4月的一天， 李扈生＇U38＇、酆炳林、胡立生、张通、李瑞等几位留苏学长在欧美同学会聚会。大家谈论的主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属于留苏学子自己的组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关于同学会的构想逐渐成型了。
酆炳林告诉我，李扈生当时已经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可他还是主动承揽了外联工作。筹备期间的奔波劳顿进一步吞噬了他的健康。留苏分会成立后不久，他就因病故去了。
听着酆老的讲述，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体瘦弱的李扈生穿着一件白衬衣，迎着初春的寒风，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扣响中央领导的房门，往返奔波于中央统战部、民政局、欧美同学会等众多管理机构之间，盖下林林总总的公章。
一切进展非常顺利。4月24日，李扈生、酆炳林、张通等再次聚首。这次会议，是留苏分会成立前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筹备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推举我国第一位留苏技术科学博士高景德＇U39＇先生作为第一任会长。高景德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89年5月14日，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举行了庄重的成立仪式。会上通过了留苏分会的章程和组织机构。除会长高景德外，大会还选举了副会长十人。大会选举李扈生为首任秘书长。
从此，饱经沧桑的留苏学子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从1994年开始，几乎每年春节留苏分会都会组织留苏毕业生联欢会，至今已经延续了十几年。
我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多次作为义务工作者参加了春节联欢会的接待活动。
联欢会在九点开始，可是八点刚过，学长们便携带着家眷子女，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有的腿脚不便，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登上礼堂的台阶；有的在门口踯躅张望，等待老同学的到来。大厅里，这些年过花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