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四国中的某一个，现在变成了对四个都反对。后来由反对单个国家逐步演变成反对“四国方案”，并且认为“四国方案”是“历史倒退”，无助于改善联合国机制运作，而且会在成员国间造成摩擦分裂的危险。有的国家甚至把维持现在的“五常”，不设“准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也提了出来。
5．争 常（5）
二是日本竭力宣扬“贡献论”。日本一直宣扬谁缴的会费多，对联合国活动贡献大，谁就该是联合国“当然的常任”。日本交纳的会费占联合国会费的，仅次于美国，这点是事实。但这种“贡献”应该由其他成员国去评说，尤其是这并非“入常”的基本条件，或在“入常”中占多大分量，应由多数会员国根据联合国的章程、原则来评判。日本在“拉票”过程中没有一次不强调自己的“贡献”。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一个原则性疑问：联合国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它的安理会是不是“富国俱乐部”？是不是谁缴会费多谁就该成为常任，缴得不那么多的就不能当常任？显然，日本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有违联合国创建的初衷和原则，必然会遭到更多国家的反感和拒绝。
三是采取轻近攀远，押宝美国的投机策略。日本“争常”采取“押宝”式的投机策略，不仅表现在把“宝”押在争取2/3多数的表决方案上，也表现在它的工作重点上。
日本看待亚洲时，它知道中国、朝鲜、韩国等国会反对现在它就“入常”，但是它认为，只要它争取到其他地区国家足够多数的支持，确保 2/3的多数通过联合国改革方案，亚洲几个国家反对就不起作用。所以它对亚洲不想“白费劲”，始终把“拉票”重点放在与它利害关系不那么直接、没有历史恩怨的东亚以外国家身上。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亚洲国家反对它“入常”理由的正义性、不可辩驳性，可能引起其他地区国家的感情共鸣。
在对待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上，日本尤其相信美国的影响力，相信美国对它态度的忠贞不贰、支持的坚定不移，认为只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四个大国工作做到家了，它们就会支持日本“入常”，中国就不敢冒否决其他四个大国意见的风险，这样中国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中国反对日本现在就“入常”，主要因为日本没有承认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对二战暴行不愿面对，没有用行动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可见，中国无意永远反对它“入常”。但有的国家实际上在耍两面派，它们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只是送口头人情，骨子里并非真支持日本，它们断定中国会站出来反对日本“入常”，所以宁愿让中国去做“恶人”。但这次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它们真实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如果“四国方案”真的通过了，日本“入常”就难以阻挡了。于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扩增安理会常任的辩论会上，就表达了与中国十分相似的立场，都反对为改革设时限，更不赞成强行表决没有共识的改革方案。美国担任联合国改革特别顾问的席林·塔克西里说：美国希望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改革，“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某些领域，不会很快或者很容易达成一致，我们不应该被人为设置的最后期限束缚手脚”。日本对美国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非常困惑，失望情绪陡升。
日本《朝日新闻》刊文指出，日政府错在高估美国支持、恶化日中关系。报道称：日本并未认识到，美国首先仍是着眼于本国利益，而将重要盟友日本的“入常”渴望放在次要位置。
其实，这些错误是主导当今日本发展方向的右翼势力的本性使然，要不犯都不可能。
时至今日，围绕安理会改革，各国之间正在展开紧张的博弈，急于“入常”的日本也将继续施展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一系列好戏将陆续登场。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日本不能通过深刻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而取得邻国的谅解，不将其外交政策由轻近攀远变为与邻为善的话，日本的“入常”梦就只好继续一如既往地无期限地做下去了。
6．“右翼”当权（1）
近几年来，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政治大潮推动日本奔向“普通国家”、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政界众多要员正在通过否定侵略、抹杀不光彩历史的方式，卸载历史包袱，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
◆ 日本政坛明显右倾化
1993年，日本“55年体制”（在1955年，日本保守派和革新派都统一起来了，日本在政治上进入了两大政党的时代，动荡的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定型，这给战后日本的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史称“55年体制”）崩溃后，以小泉纯一郎、山崎拓等为代表，提倡“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多在战后出生和成长，没亲身经历过战争，更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做出一定的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翻老账”。这些抱有“新保守主义”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已经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脉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信”，甚至将对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标榜为执政风格的“果敢”。
日本政治领导人战略观念的变化，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拓展了其政治影响力。所谓“右翼势力”，是指战后日本国内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甚至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侵略战争歧途的、由极右团体和右翼分子组成的一股社会势力。日本是一个特别强调爱国心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二战战败的历史在许多日本人心里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则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对历史进行歪曲，对侵略进行美化。这也正好成为某些政治竞选拉票的最好方法。
日本右翼势力是生长在日本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回顾历史，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它不仅在亚洲各国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1881年武士出身的头山满成立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正式的组织玄洋社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20世纪初，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吞并朝鲜的过程中，这些右翼团体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用暗杀、政变等手段迫使日本政府加速军国主义步伐，进而把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
在日本战败初期，美国曾于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革除军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日本政府奉命多次发布“整肃令”。在当时，大批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20多万军、政、财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战时的600多个右翼组织，除大日本独立青年党等17个团体改头换面存续下来外，其他全被解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为了早日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梦，重现昔日的“帝国威风”，右翼势力不但围绕着战争责任和日军暴行两个焦点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而且一再挑起教科书风波、靖国神社风波、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甚至猖狂到对承认侵略和暴行的正直日本人士鸣枪恫吓和暗杀的程度。目前，日本约有1 000个右翼组织，人数已多达400万左右。其中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是日本民间和政界右翼组织的代表。这些右翼势力不仅得到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日本某些“政要”则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并进一步在国民选举中继续保持优势。
◆ 拜鬼———日本政要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专门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场所。它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坐落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神社”。“靖国”意即“镇护国家”。
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效忠天皇的战死者，改靖国神社后成为享受神社最高规格“别格官币神社”的待遇，并由内阁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管辖，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这里都要举行春秋两次“大祭”。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深入，靖国神社不再是普通的追悼亡灵的祭祀场所，而成为日本动员战争，宣扬和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在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靖国神社内，陈列着当年侵华日军的武器、战利品、遗物、遗书和照片等，而且供奉着约250万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的“亡灵”。所有这些“亡灵”都被“正式公认”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从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终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准备焚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皇派出特使劝告麦克阿瑟，称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自然法”，故麦克阿瑟保留了靖国神社，但在其“钦定”《日本国宪法》中确定日本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靖国神社的大小“军神”也不再受国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对此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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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翼”当权（2）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5 000多名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起诉和审判，分为甲、乙、丙三级战犯。1959年，靖国神社为约2 000名死去的乙、丙级战犯设立了牌位。1978年10月，靖国神社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为28名甲级战犯中的14人设置了灵位，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复活军国主义更加密切相关，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话题。而且，二战以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日本政要拜鬼始于1951年的吉田茂首相。战后的日本各届首相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公职身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情况逐渐增多，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的提问时承认，“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然而不久，他却自食其言，于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小泉纯一郎自从2001年4月当选以来，作为首相曾五次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他在众多支持者“万岁”的欢呼声中，前往供奉了1 000多名甲、乙、丙级战犯牌位的主殿进行参拜。
2003年1月14日，身穿燕尾服的小泉驱车来到靖国神社神殿后面的入口处，坐到台阶上脱下皮鞋后匆忙走了进去，不到10分钟就走了出来。2004年1月1日，小泉在参加完当天早上的皇宫新年会后，又一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小泉纯一郎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2005年10月17日。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曾经饱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个错误的举动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和承诺，并且由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断了多年的中日政府高层互访仍然无法实现。尽管中方做出极大的努力，促成了双方领导人在国际会议的场合见面，但日本政府随后为“###”分子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再一次给中日政治关系蒙上了阴影。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借尸还魂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走越远。2005年6月25日，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及印度驻日大使馆在东京靖国神社内为已于1967年死去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印度籍法官拉塔比诺·巴鲁立“功德碑”，以“赞扬”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主张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