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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对共产党的要求是不会响应的，不会向他们提供武器。道理很简单，卡塞姆认为自己能够镇压这一反对他的运动。尽管共产党支持他，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他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另外，卡塞姆的“政府”已被包围在国防部，成了瓮中之鳖，与外界隔绝，自顾不暇，即使想提供武器，也为时已晚。但共产党的领导仍抱着一线希望，发表公报，号召人民从警察手里和任何地方夺取武器。
一些共产党的组织响应了号召，拿起手中的轻武器向支持这一新生革命的部队开火。但他们的行动不过是在自杀，因为他们所标榜的捍卫共和国、民族独立与保卫卡塞姆政权绝不能混为一谈。当时，民族独立和共和国并未遭到危险，遭到危险的只是卡塞姆！
卡塞姆惯用两面派手法，就像木偶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他曾不止一次地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共产党。但共产党人仍一直对他抱有幻想，其斗争必然是徒劳的，最后落得集体自杀的结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了摩索尔、卡尔库克、巴士拉以及巴格达的街头，而却没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在他们的墓地献上鲜花。历史是无情的。由于伊拉克共产党所犯的历史性的错误，拒绝加入“进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统一战线，一意孤行，使得伊拉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卡塞姆本人亦于翌日被复兴党政权逮捕处决。
萨达姆是在浴室中得到这一消息的。当时萨达姆随着法律学院迁址来到阿克萨尔·阿斯旺。一天他刚走进浴室，正要拧开水龙头冲澡，电话铃响了。克里姆·谢哈利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喊道：“萨达姆！萨达姆！”萨达姆开了个门缝，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只见克里姆捏着话筒，大声喊：“萨达姆，萨达姆，伊拉克革命爆发了！伊拉克革命，我们的伊拉克革命，你听见了吗？”
通缉要犯——萨达姆
伊拉克革命爆发后，萨达姆·侯赛因从开罗乘飞机返回巴格达。受到了总理——伊拉克复兴党人贝克尔的接见。贝克尔是萨达姆的远房叔父。当年萨达姆离家出走去塔克里特上学之际便得到过他的资助。作为伊拉克复兴党领袖，在正式斗争展开之前，贝克尔的身份一直未曾公开，萨达姆也是在加入复兴党后才知晓这一点的。贝克尔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人物。早年他曾当过六年小学教师，1938年，他进入伊拉克军事学院，但在1940年前后因参加反费萨尔王朝的革命活动而被迫退役，情形类似于萨达姆的舅舅兼岳父塔尔法。此后，贝克尔几乎参加了伊拉克复兴党斗争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活动，并最终成为党的领袖。
此次与贝克尔会谈后，萨达姆被安排到中央农民局任职。凭着他的聪慧和敏锐的历史感，立即发现了一大堆存在于党内各个方面的问题。当时，虽然复兴党在名义上是执政党，但其地位并不稳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不久，在伊拉克召开的复兴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加深了萨达姆的不安。因为很明显，复兴党的内部已发生分裂，而且可悲的是这种分裂并不是围绕基本政策和思想意识发生的。尤其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就内部分歧做出决策，已充分表明复兴党将面临严重的灾难。复兴党民族领导无能，而且党内相互对立的两派在最后的选举中获得相同的票数，充分暴露了复兴党的内在危机。多年以后，萨达姆在回顾当时的党内状况时说：“党内蔓延着恐怖气氛，形成了许多派别和小集团，为那些献身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设置了障碍。”萨达姆认为：长此以往这次革命必将走上夭折的道路。在第六届民族大会上，萨达姆站在代表们面前，好像预言家一样发表讲话说：“我不认为下届大会会如期召开，但伊拉克的革命将会继续下去。”
果不其然，他的话在一个半月后应验了。1963年11月18日，卡塞姆之兄萨拉姆·阿里夫发动了政变，革除了贝克尔的总理职务，并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逮捕复兴党党员的恐怖活动，萨达姆成为阿里夫通缉的要犯。
政变后的第二天，第一坦克旅的“斋月14部队”集结在共和宫和广播电台之间的十字路口上，萨达姆秘密来此拜访了舅舅海里拉·塔勒法希的儿子阿德南·哈依拉拉——这支部队的军官。阿德南·哈依拉拉也是同萨达姆一起长大的兄弟，两人在塔克里特和巴格达共同生活了几年。就在政变前，萨达姆还去军营看过他，并结识了这支部队的不少军官。阿德南对政变的真相并不很清楚，他只是奉命在重要路口待命而已。萨达姆向他们解释了时局，告诉他们阿里夫发动的运动并非是如他们所佯称的“纠正”运动，如要“纠正”，应由复兴党自己进行，不管党犯了什么错误，都应该继续自己的进程，从内部纠正自己的错误。很明显，这是反对复兴党的阴谋。军官们听后，齐声表示，随时做好准备，接受一个能果断处理局势的人的领导。
翌日，萨达姆会晤了化名为艾比·希萨姆的贝克尔，向他解释了军官们的情绪和准备保卫复兴党、打击阴谋的计划。接着又会晤了阿里夫的大将哈尔丹，向他分析事实，并对他说：“今天他们利用你而明天灾难就将轮到你。”萨达姆想将他同阿里夫、塔希尔·叶海亚和拉希德·穆斯拉赫分开。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哈尔丹相信了萨达姆，然后去军事情报局参加军官大会，边走边同阿里夫争论不休。哈尔丹说：“复兴党还存在，‘纠正’是复兴党自己的事。”阿里夫反驳说：“这是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复兴党已经完了。”
之后，萨达姆直接指挥哈尔丹，要他同艾比·希萨姆协调，发动复兴党党员恢复党的合法性。但可惜的是“斋月14部队”被调往巴士拉，他们失去了行动的机会。
但萨达姆并没有失望，他主动同他认识的复兴党党员进行联系，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再次恢复了复兴党党组织。在第七次民族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之前，伊拉克复兴党支部又有了15名同志，其中有法蒂克·萨菲、阿卜杜勒·萨鲁姆、哈蒂姆·阿扎维等。萨达姆决定偷越边界出席大会。
狱中斗争
复兴党第七次民族大会是一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共同会议。萨达姆在叙利亚的战友已牢牢地掌握了本国政权。在同复兴党的创始人，党的总书记米歇尔·阿弗拉克深入交谈之后，萨达姆为自己定下了奋斗目标，即在伊拉克建设一个强大的、集中统一的政党。他向米歇尔表示：“我将再次进入伊拉克，继续我的工作，我将带着必要的印刷设备进行秘密斗争，尽一切努力组成临时领导核心，直到成立指挥伊拉克国内斗争的领导机构。现在我建议我不作为领导核心的成员，因为分裂主义者正在集中力量向我进攻。我不想为我萨达姆一个人使党蒙受损失，但我将永远尽一切努力接受领导的指示。”
会后，萨达姆潜回巴格达，开始同艾比·希萨姆建立秘密桥梁，热心于党的机构的恢复。当民族领导的指示迟迟没有收到时，他以“全国临时领导”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开除阿里·萨利赫·萨迪和哈兹姆·贾瓦德出党，确定了下阶段工作的方针。很快，分裂危机过去了，支持复兴党的合法性和民族领导的呼声日益高涨。
不久，民族领导决定任命阿卜杜·谢哈利为伊拉克复兴党全国领导的书记。成员包括：萨达姆、贝克尔、穆罕默德·萨布里·哈迪斯、哈桑·阿米里。
阿卜杜·谢哈利当时任伊拉克驻黎巴嫩大使馆武官助理，阿里夫发动政变后，他离任前往叙利亚，又从叙利亚偷偷回到伊拉克，担任了党内的领导职务。谢哈利担任书记，穆罕默德·萨布里·哈迪斯负责工人局和对外联系活动，哈桑·阿米里负责巴格达支部。萨达姆身兼多职：农民局，中央军事局，巴格达军事支部和对巴格达之外的军事组织联络员。所有有关军事组织都由萨达姆负责，之后由党内同志组成预备军官员。
作为复兴社会党重新夺取政权的第一步，萨达姆设法购买了必要的武器，尽管他的同志们本想靠猎枪起家。但随着工作进展，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他们购置了汽车，租下了几所房子，将其作为党在伊拉克的总部。随后，萨达姆要求党的民族领导机构提供更多的武器。一些党员开始用供渔民使用的炸药制造炸弹。并建了两个据点：一个设在侯赛因·马哈默德的家里，用以储存武器，另一个设在阿卜杜勒·哈利利家，用来隐藏。
复仇心切的萨达姆甚至想出了一个更加简单而惊人的方法——将总统府定为第一个袭击目标。他同总统府的一名官员取得了联系：按预定计划，萨达姆要在此人接应下亲自闯入总统府会议室，用机枪将在那里开会的文武官员统统打死。不料临近行动时，那位官员被突然调离，这个计划流产了。
于是萨达姆又决定进攻共和国宫，因为在国宫卫队内也有他们的同志。萨达姆和阿卜杜·克里姆·穆斯塔法前往共和国宫，向卫队内装甲旅中自己的同志布置任务，要他为萨达姆的部队混入卫队提供方便。行动时间定在零点，即1964年9月5日凌晨，从叙利亚运来的武器一到就行动。但政变方案不幸被阿里夫政府查获。大规模逮捕浪潮随之而来，被捕的复兴党人无一不遭到严刑拷打。党的领导机构命令萨达姆逃往大马士革。但他拒不执行，坚持留在国内。为适应危险而残酷的秘密活动，他专门写了一本如何对付审讯的小册子，散发给周围的同伴。他们联络反政府分子、伺机发动政变，还曾潜入叙利亚边界地区偷运武器。同年10月，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萨达姆在塔立克·杰哈德家中突然被包围。萨达姆没有束手就擒，在重重包围之中连开数枪，结果冲锋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向他开火。这次，他反抗也没有用了，如果坚持下去，说不定还会连累房东。因此，他高喊着“打倒阿里夫”、“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万岁”的口号举手投降。
警察登上二层楼的顶层，见萨达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些警官凶相毕露，破口大骂一个15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女孩是房东塔立克·杰哈德的妹妹。塔立克·杰哈德趁人不备，顺手从附近一张桌子上的纸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大声喊道：“你们再骂，我就炸死你们！”一位警官见势不妙，立即制止那位部下再骂下流话。
萨达姆在狱中的表现恐怕连最厌恶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说服了几位同情复兴社会党的看守为他们传递消息，继续同狱外党组织保持联系，积极配合策划越狱，并筹款聘请律师出面辩护。他花了大量时间激励那些在酷刑下丧失信念的同志，鼓励难友像他自己那样抓紧读书，发起了对党的前途的讨论。他还组织了一次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绝食斗争，以调动外界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更有甚者，他为创造越狱条件，居然挖空心思在典狱长和看守之间制造不和。萨达姆的信条是行动而不是空谈。他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阻碍自己的行动。在他的安排下，一批锉刀被偷偷运入牢房，他带领难友一根根锉断铁栏。同时又不使它们离开原位，越狱准备活动丝毫没有被人察觉。
行动的日子到了。他们冲出牢房，抓住守在走廊里的卫兵，夺下他的枪。为了掩护难友安全逃离，萨达姆等七人自愿走在最后，再次身陷牢笼，被送往另一间囚室。
与越狱活动有关的人还提供了更富于戏剧性的情节：
后来，萨达姆等人住过的牢房关进了一批伊拉克共产党员。一天，有个伊###员抓住铁栏用力晃了几下，似乎是向狱方表示什么抗议，不料铁栏“当啷”落地，召来了看守。看守以为是这些新关进来的人锯断铁栏的。便把他们拉去痛打。萨达姆倒也好汉做事好汉当，闻讯后主动承担责任，声称图谋越狱的是复兴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只是由于没有复兴党的越狱命令而未能行动。伊###员们被送回牢房，萨达姆也没有被加重处罚，因为他已被内定为死刑。后来，当局试图感化这些不肯低头的###，放松了对他们的管制。巴格达大学法学院院长还收到了当局请求推迟萨达姆考试时间的公函。院方自然予以批准，并立案为证。萨达姆在每周一次的探监时还初次见到了出生已六个月的小儿子阿迪。在抱着儿子亲热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往儿子的襁褓里塞上一封写给前总理贝克尔的密信。用这种方法，他恢复了同党的联系，随时掌握着狱外动态。与此同时，萨达姆又在策划越狱了。他同后来在复兴党政府中出任内政部长的萨阿敦·夏克尔交换了意见，表示他能够说服监狱看守，使他们明白大家都是专治统治的牺牲品。随后，贝克尔又递信告诉他：复兴党正在组织推翻现政权的另一次政变。这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他。由于萨达姆已同看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新的越狱行动终于筹划妥当。
在入狱两年后的一天，萨达姆同另外六名要犯被押往最高法院接受审判，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在返回监狱的途中，他们七人由五名看守持枪押送努瓦斯大街之时，萨达姆请求看守允许他们到大街上的饭馆去解解馋，并提出由两名看守陪同他们一道去，以示绝无逃跑之意。看守同意了。萨达姆和其他六人乘机从饭馆后门溜走，钻进了一辆萨阿敦·夏克尔事先准备好的汽车。待看守发觉犯人不在饭馆的时候，萨达姆一伙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伊拉克光荣的7·17革命
这次从监狱里逃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复兴党的发源地叙利亚，复兴党人遭到了沉重的挫败。1966年2月，叙利亚军方发动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