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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5）
他俩的这次谈话过程我都在场。为什么我在？因为少奇说话有湖南口音，宋庆龄讲的是上海地方话，但会英语，我在中间起一点翻译作用，有时用英语，有时用普通话。不久，少奇将中央研究的意见转告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听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有点失望，但表示理解。以后中央对她确实一切按照党员的待遇，党的文件、刊物都发给她，党的重要决策征求她的意见。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少奇曾对我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建国后宋庆龄定居上海，60年代搬到北京住。少奇常教育我们家的孩子热爱宋妈妈，让孩子们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宋妈妈写信，送自己做的贺年片。宋庆龄也几次请孩子们到她家里，给他们好吃的东西。孩子们给她表演节目，学英语，她特别高兴。宋庆龄几乎每年都要给我的几个孩子写一两封信，送糖果、笔记本。有一次她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宋庆龄对少奇同样很尊重、信任。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半年多，少奇已经被批判、打倒，可宋庆龄还给孩子们寄贺年卡，并给我们送来一本《宋庆龄选集》，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我收到这本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在这本《宋庆龄选集》放在湖南刘少奇纪念馆收藏、展出。“文革”中，我被关在秦城监狱，对少奇和孩子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孩子们也不知道少奇和我的情况。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后，孩子们听说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的子女见到了他们关押在狱中的父亲，就给中央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孩子们也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其中就有他们的宋妈妈，请求把他们的信转给党中央、毛主席。别的信不知道，宋庆龄收到信后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作了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一开始专案组找我谈，说孩子们要来见我。我不同意。我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的我怎么能见我的孩子们呢？后来他们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我才同意见。也就是这一天，1972年8月17日，我才知道我日思夜想的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第二天，我见到了离别整整5年的孩子们……后来大学恢复招生，平平想上大学，没有别的办法，想到了宋妈妈，就给宋庆龄写信。宋庆龄很快给孩子们回了信，还送了糖果、笔记本等礼物。她在信中说：你们要努力争取上大学，但要靠自己的本事。宋妈妈的回信给了孩子们很大鼓励，尽管由于她的身份处境不可能直接让孩子们进大学。大学恢复高考后，平平、源源、亭亭、小小都凭自己的本事先后考上了大学。1979年春节前我被释放，不久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宋庆龄，我们都非常高兴。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5月中央安排我和孩子们去河南接少奇的骨灰。去河南之前我给宋庆龄同志写了封信，告诉她这个情况。她很快回了我一封用英文写的信，写得非常热情，有感情。5月17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宋庆龄也出席了。告别时她和我紧紧拥抱。其实她那时身体已经不大好，一直有一位小女孩扶着她。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的身体不好了，但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按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保密的，探望也是有规定的。宋庆龄的保健医生顾大夫，曾经给少奇同志当过保健医生，我认识。大约1981年的4、5月份，有一天顾大夫悄悄告诉我，宋庆龄已经病危几次了。听了这个消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连忙坐了车去看她。多年来，宋庆龄同志一直对我们家很关心、爱护，从大人到孩子，都感受到她的关怀、温暖，我从心里感激她、尊敬她。现在看到她病情严重，神志有时清醒有时不清醒，已经几乎不能说话，我难受极了。这时我马上想起一件事，就是1957年在上海，宋庆龄当面向少奇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后来少奇又通知她中央意见她暂不加入为好。这个经过我都在场，她当时眼泪汪汪的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楚。能不能在她临终之前让她实现这个心愿呢？我决定试一试。我马上驱车到中南海西门，说我要找胡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同志是中央总书记。里面说他正在中南海瀛台会客。我就先到勤政殿，把车停在那儿，等他出来。过了一会儿，耀邦同志见完客出来，把我拉到会议室。我对他说：“我刚刚看了宋庆龄出来，她已经病危。”耀邦同志说：“不是说好一点了吗？”我说：“不知道人家怎么向你报告的，可是我觉得很严重。我想向党报告一件事，宋庆龄同志曾经向少奇同志提出要求入党，当时中央意见她暂时不入党为好，也是少奇同志答复她的。这事经过我都在场。能不能在她现在还明白的时候同意她入党，给她一个安慰？如果中央同意，我可以去当面问她一下。”耀邦同志说：“可以问。”他还说，这些年没能让她发挥她能够发挥的影响。有了耀邦同志这句话，我再次去看宋庆龄同志。这次她很清醒，一见面就认出我。当时正好在美国学习的我女儿平平刚寄来一张挺漂亮的母亲卡，上面印着洋画，祝词也是英文的，还没有写我的名字。我就把这张卡带着。我知道宋庆龄爱好这样的礼物。我把母亲卡送给她，她很高兴。我就对她说：“少奇同志在世的时候，我知道当时党中央很信任你，对你评价很高。现在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也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当年你曾当面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入党要求，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要求？如果有，我立刻报告党中央。”她“嗯”了一声，点点头。当时有很多人在场，有医生、工作人员、她家的阿姨等等。见到她还有入党要求，我赶紧跑下楼，通过她的杜秘书要通了耀邦同志的电话。我对耀邦同志说：“我刚才问了，宋庆龄同志要求入党。”耀邦同志说：“好。这件事你就办到这儿，以后的事我们办。”做了这件事，我感到极大欣慰，心里轻松了许多。以后就是中央按照正常手续办了。5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这些都派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向她宣布。5月29日晚，宋庆龄同志在北京她的寓所逝世。宋庆龄同志逝世那天，我到她的住处去了。我看到廖承志同志在。后来小平同志也来了。廖承志同志拿着一把钥匙，到宋庆龄卧室打开抽屉，想看看她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去看的，想知道她有没有政治方面的遗嘱。小平同志在楼下等着。廖承志同志打开抽屉一看，遗嘱是有的，但是经济方面的，就是说她有什么遗产，怎么处理，分给谁谁多少。小平同志听完这个就走了。过了一会儿，看廖承志等同志处理完了有关事情，我也走了。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对党尽了责，也对宋庆龄同志尽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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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黄峥：光美同志，您家从西楼搬到福禄居，可能还关系到一个大背景，就是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似乎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也不平静了。因为这期间中央办公厅发生了“窃听器事件”，还牵连到###同志。王光美：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当时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出事以后，才听说在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配了录音员，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毛主席发现他的专列上有录音，大发脾气。但当时只是有关人员作检讨，没怎么严重处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这事也就一步步上纲上线，最后牵连到###同志。“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黄峥：###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免去###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可实际上他没有到任，很快被批判和隔离反省，主要罪名就是“安装窃听器”。可所谓“窃听器”实际不是###同志具体办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副主任反而没事，这确实有点费解。王光美：在西楼的时候，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得很近。那时在西楼公共食堂小餐厅吃饭的领导同志有4家：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同志家和我们家。还有一个江青的姐姐，本来也在小餐厅吃饭，她一看这里都是领导同志，不好意思，就一个人挪到食堂后面的准备间去吃了。4家各有各的厨师，各吃各的饭。我们家和朱老总家伙食比较差，因为孩子多，平时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有时星期日，朱总的儿子孙子都来了，要开两桌饭，用小脸盆那么大的盆装菜。彭总和尚昆同志家伙食比较好。彭总没有子女，经常是一个人吃饭，浦安修同志平时不怎么来中南海吃饭。尚昆同志夫人李伯钊同志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是文艺高级专业人员，工资比较高。刘源：尚昆同志家伙食好，可吃饭时冷清，不像我们家小孩多，星期天都回家，开饭时热闹非凡。我们家一般都是家常菜，茄子、粉条、豆角什么的。开饭时，我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我们就上前抢呀！孩子们抢着吃，很热闹。尚昆同志一见我们这里热闹，我父亲又走了，就把他那里的好菜端过来，给我们小孩吃，他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看我们抢菜吃。有时还把我们拉到他的桌子上吃。彭总有时也叫我们孩子上他那儿吃。尚昆同志脾气特别好，喜欢小孩，我们都叫他杨爸爸。为什么叫他杨爸爸呢？开始是叫杨叔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小叫李伯钊同志“李妈妈”。有一次尚昆同志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就不合情理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杨爸爸了。前几年香港报纸上说，邓小平同志的孩子叫###同志“杨爸爸”，说明他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时中南海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孩子都叫他杨爸爸。当时在中南海里，我们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大的人叫伯伯，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小的人叫叔叔，例如叫毛主席“毛伯伯”，叫周总理“周伯伯”。惟一例外的是叫朱老总“朱爹爹”，是跟着李讷叫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尚昆同志的女儿妞妞下放在一个县相邻的两个队，常约好了在一个中间的小树林里见面说话。妞妞时不时买些罐头什么的送给我打牙祭，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她。她当时有些钱，因为她父亲打倒得早，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多些。我们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带。“文革”中我们两家的孩子来往比较多。杨家小二和我姐姐涛涛都插队在承德。我去承德找涛涛，还去看了小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两家都平反了。尚昆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专门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谈了很长时间。黄峥：尚昆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最早是1930年在莫斯科，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尚昆同志是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具体帮助少奇同志工作。1931～1932年，少奇同志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尚昆同志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长征中，少奇同志曾任五军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到三军团兼任政治部主任，尚昆同志是三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尚昆同志是副书记。建国后，尚昆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少奇同志主特党中央日常工作，工作关系就更密切了。王光美：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候，尚昆同志还在广东省委当书记。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请了北京的有关同志参加，写了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湖南少奇同志的家乡，建树了少奇同志的铜像。尚昆同志那时是国家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