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请美田宅甚众。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
——秦始皇帝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公元前226—前225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8～230页
秦王嬴政要进攻楚国，应该投入多少兵力？他向年轻的将领李信和年高的将领王翦咨询，李信说二十万，王翦说六十万。李信的报价低，秦王嬴政依据低成本原则派李信将二十万伐楚。李信在与蒙恬进行战略合围的过程中，被楚军尾追厮杀，李信大败。
秦王嬴政善于总结教训，马上又找王翦，请老将出马。王翦继续坚持他的六十万不动摇，因为楚地幅员辽阔，强攻硬取，非以众临寡不能。秦国当时的军队约在百万之众，王翦率领六十万出征，说“空国中之甲士”，大概不差。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一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接近百万，战事的规模之大，不遑让于现代战争。能供给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么多的兵员，可以想象秦国的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强。秦国富强，根本上是得益于商鞅变法，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儒家的国家思想用来装点门面、维系僵化的帝王统治或许有用，但在竞争时代，显然无用。秦国此时才可谓“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但可惜的是，这种局面不是按照儒家的方法取得的。
王翦不仅在军事上有战略眼光，深谋远虑，以必胜之算而克敌国，在政治上也是老谋深算，他知道一人率领国家几乎全部的武装力量出战，是件让国君睡不着觉的事。为了掩饰政治上的野心，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猜忌，重臣们不得不以锦衣玉食、豪宅美女为自污之计。赵匡胤先生就是以己度人，干脆把这个原本是心照不宣的办法公开化了，“杯酒释兵权”，而后才睡得着。王翦为防止秦王的“雄猜”，也只好做贪鄙貌，作践自己。古代中国政治道德的内在矛盾就在于此，贪财好色，广置田宅，恣意享受，往往被认为没有政治野心而可以加以信任。反之，必为人主猜忌，同僚排挤。
这反映出中国政治道德的困境。伴君如伴虎，做大臣的廉洁也不一定好，贪黩也不一定坏，皇帝判断你的标准随时在变化。《韩非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宠臣将自己咬了一口的桃子递给国君吃，老娘死了，用国君的车子去送葬，国君的态度是，这是一个忠孝的人，吃到好吃的了，马上省下来不吃，孝敬给我，老娘死了，不惜冒砍头的风险，用国君的车子送葬；后来，这哥们儿失宠了，这两件事又被翻出来，自然是罪该万死。
后来，这一幕又在萧何那里重演了一次。大臣自污以求自保，可见反腐倡廉不过话一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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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五：恐怖主义的合理性（1）
大兴兵，使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秦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1～232页
燕国灭亡了，司马光判定燕太子丹是第一责任人，起码是他加速了灭亡的进程，所谓“速祸”是也。
司马光的“臣光曰”几乎全都是“高论”，所谓“高”者，不着地、不接地气之谓也，也就是不那么脚踏实地，从理论到理论。先不说儒家正统的理论含金量有多高，单就这么运用理论，也肯定是不大行的。请看，“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侵略者已经到门口了，还在讲选什么人做官，以什么理念治国，采取什么福利政策、外交政策……诚然，官员选择、治国理念等等都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考虑的深层次问题，但问题是，时间、场合对吗？大而无当的大道理误国太深，中国人对此要有共识。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已经没有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和秩序。没有规矩，一切都以实力说话。在此条件下，安全是第一问题，不被吞并，不被入侵，甚至延迟入侵的时间，都是当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燕太子丹想通过刺杀行动阻止和推迟燕国灭亡的下场，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不胜一朝之忿”的断语不确切。以中国的实情而言，如果荆轲刺杀秦王成功的话，秦王嬴政当时还很年轻，如有儿子，也还是个孩子，秦王一死，秦国马上就是“主少国疑”的局面，是否还能继续扩张，殊难预料。没有秦王嬴政，秦国是不是还会在统一的漫长道路上继续摸索？
燕太子丹在家国危亡之际，不像其他六国贵族那样醉生梦死，反而勇敢地承担起自己救国救亡的责任，论者谓之贤，不亦宜哉。
什么条件下可以起来反抗？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世界的潮流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还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和平。和强权斗争，最后还是武器说了算，因为强权也只相信武器。
司马光不赞成搞恐怖主义，他除了要荆轲承担燕国灭亡的责任外，还对什么是“勇”发表了看法，他的看法代表了许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的看法。
司马光用漂亮的排比句说，“刎首、决腹，非勇也”。布什在9·11后也说，拉登分子用飞机撞世贸大厦，是懦夫的行为。9·11恐怖主义分子开着波音飞机，眼睁睁地撞向钢铁大厦，顿时化为齑粉，不是勇士，能做到吗？
勇和怯，要在一个平台上讨论才有意义，价值观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往往是以此为勇，以彼为怯。为了既定的目标，不惜牺牲自我，此谓勇也。至于这个目标对不对，那应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撞世贸大厦的是勇士，救助大厦里的人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也是勇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为了自己的信念和职责奋勇向前。
刺秦之五：恐怖主义的合理性（2）
如果非要给“勇”加上什么前提条件，比如只有正义的“勇”，符合道德的“勇”才是真正的“勇”，那么就会给懦夫临阵脱逃提供口实。克林顿没有服兵役去越南，尽管他可以和拳王阿里一样，有正义的理由，但在美国主流的价值观里，他仍然被视为怯而不能被视为勇。阿里拒绝去越南，但不拒绝囹圄，他为他的正义和价值付出了代价，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
勇敢和勇于牺牲是值得敬佩的。战争可能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但战争中的勇士不能被蔑视，所以，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结果怎样，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给予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士以褒奖和尊重，否则世道人心就要崩溃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司马光说荆轲是为了豢养之恩而去冒险的，真是诛心之论。人如有私，生命是最大的私，未尝听说有舍掉自己的生命去谋什么私利的。按照司马光的价值观，为了保存七族，就不要有任何反抗。观宋一朝，边患不已而军旅不振，先半亡于金，后终亡于蒙古，可能就是因为人人为了保存七族，而不能舍身以赴国难。民心颓废不振，士大夫教化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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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主义的结果
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国家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3～234页
齐国是六国中最强的，距秦国最远的，也是最后灭亡的。
弱者不能团结起来，结果就是被强者一一蚕食鲸吞终至全部灭亡。
六国灭和秦一统四海，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马光认为三国分晋是大事，他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判断的。而秦一统海内，则是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事，影响千年。
秦国军队进入齐国，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有效的抵抗，人民已经涣散了，齐王建已经放弃了他作为齐国国君的职责，他也没有理由要求子民保护他的王朝。
王朝覆灭，总有所谓遗老遗少总结历史经验。他们对齐王建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有什么用呢？齐王没有派出刺客，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最终还是逃不掉国破家亡，相比之下，燕太子丹要杰出许多。
秦国没有把齐王建直接杀掉，而是饿死了他，以秦王嬴政的一贯作风而言，这已经是非常仁慈了。齐是最后一个诸侯国，灭了以后，秦国就没有“国际问题”，也不需要照顾“国际影响”了。
不管现代的独裁者在境内如何压迫奴役人民，他始终都要面对国际压力，但在秦王嬴政那个时代，独裁之毒，可想而知。后世对亡国之君稍有人道的，也不过是对前朝宗庙予以保护，这还要归功于“积德传家久”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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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发明“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4～235页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的儒家政治系统是怀旧派，对眼前的政治创新往往提出置疑，而对不知道到底存在与否的上三代圣贤们则推崇备至，所以秦王嬴政认为自己超过了三皇五帝，必然会引起司马光先生的嘲讽。
秦始皇的中国与夏商周时代的中国有本质的不同。夏商周时代，究竟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让史学家们吵去吧。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初民社会，像秦汉唐宋这样概念的国家那时根本没有条件存在。春秋战国发展下来，理论上讲，可能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分裂的欧洲的模式，一种是统一的中国模式。如果没有秦的统一，也许中国人不知统一为何物，诸侯国并存，也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息繁衍。至秦帝国建立，主流的观念是统一好，统一应该，统一是规律，统一是正统，是人间正道。统一遂成为中国历史的霸权观念。
统一的核心是对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国土资源的统一划定与管理。在农业社会，疆土越广袤，资源占有量越大，自然是好事一件。在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国土虽然仍是最重要的资源，但日本、瑞士等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国土疆域的绝对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
有一种海外引进的历史观，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形成统一的大帝国，虽朝代更迭但大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不变，是因为中国处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她必须依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管理庞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水利工作。
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意义，后世永远可以有话好说，可以敷衍出很多所谓历史规律，但在当时，统一的诉求简单地说，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土地子民，好处明摆在那儿，不需要费老大劲去总结。
秦始皇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理想，现在看当然不切合实际，非常幼稚可笑，但站在历史长河的源头，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王朝更换太多太快，历史地看，不是人民之福。秦朝要立国万世，得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是宗教的配合，二是有一套有别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
宗教会使社会公众有普遍的保守主义情绪，不愿意发动革命和暴动。一姓的王朝如果能保留半神半俗的名号，实行有类于内阁制的执政方式，王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对分立，君主处于永远正确的地位，即便人民起义反抗，更换内阁也就是了，这样社会的稳定程度或许会有所提高。儒家亚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