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着一个时代。
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帝王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儒家从一开始就不配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给“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打了个楔子，并随时可以为改朝换代自圆其说。
秦始皇为自己修造陵墓不能算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他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想法太过执迷，把自己的陵墓标准提得太高，超越了当时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秦帝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迅速灭亡，除了政治上的失误以外，还因为规模过大的国家工程耗掉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力。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只要脑子没有进水的，在给自己修造陵墓时，都不作“万世”的梦想，自觉地把规格降低了，一方面可能是体恤民力，另一方面也是对身后不甚乐观，担心陵墓太豪华招惹项羽式的掘墓人。即便如此，历朝历代，修陵的开支仍占了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如果黄仁宇先生还活着，不妨让他算算，修陵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大比例，就是修陵亡国的临界点。
儒生评价历史的“多元化标准”
二世欲诛蒙恬兄弟。……遂杀蒙毅及内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
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1页
有人对《资治通鉴》下了一个确评，说这是一本“相砍”书。鲁迅说翻开中国的书，满纸仁义道德，最后在字缝里找到“吃人”两个字。鲁迅是泛指中国古书，倘若翻开《通鉴》，不用到字缝里，页页几乎都有砍人的报道。
这次砍的是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照我看来，蒙恬也确实该死，原因是：一、不能保护和拥戴扶苏登基；二、不能和扶苏拥兵自重以待时机；三、最起码的，不能制止扶苏自杀。这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和胡亥、赵高斗争的机会。东晋时期，什么王敦、苏峻，才有个几万人马，稍不高兴就拽起来了，皇帝乖得和小猫似的。秦、晋同样是“封建王朝”，差距咋这么大呢？
蒙恬被砍了，后代儒家们和评价体系又紊乱了。
扬雄，后来被尊为扬子，在儒家体系中算是牛人一个，你看他怎么说。有人问：“蒙恬赤胆忠心却被杀掉了，忠诚还有什么用呢？”扬子回答说：“开山填谷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接辽水，威力不足而造成的尸体却有余，蒙恬的这种忠诚是不足以辅助君王的。”
司马光这次有了变通，他说：“秦始皇荼毒天下，蒙恬是帮凶，‘仁’是谈不上了，但他对做臣子的‘义’遵守得还不错，虽然没犯错就被杀掉，但他毫无怨言，更没有造反，这还是值得表扬的。”
“忠”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但是遇到秦始皇这样坑过儒的皇帝，这个价值观还执行不执行？扬子晕了，干脆说蒙恬这不是忠，或者说这样的忠诚没用。司马光则把忠义“抽象”出来了，因为他写《资治通鉴》以后，一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上不值得忠的昏君太多了，如果就这样否定忠义的价值，后果更糟糕。所以对坏皇帝的忠也是要肯定的，把忠绝对化了，对稳定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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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胡亥说“我有一个梦想”（1）
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 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2页
秦二世胡亥同志是个标准的纨袴子弟。有一天，他正儿八经地和他的精神导师赵高畅谈人生。他凝视远方深沉地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赵高一听，傻了一半，没想到二世是个有为青年，心下不免惴惴。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赵高很紧张，二世不理他，继续背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享乐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穷奢极欲当中去。”
赵高听到这儿，一颗心扑通一声掉到肚子里了。
二世对赵高说：“人生苦短哪！怪不得我老爹成天价想着长生不老。但是，我要与时俱进，我……朕不能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妄图不死。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享乐到死，high到死，我能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做个快乐的帅哥。你看怎么样？提点儿意见。”
赵高由衷地感叹道：“专业呀，您这是最专业的皇帝啊！”
赵高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权势的阉人。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权阉，他们在同时代出现，这两样东西伴随着这个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皇帝和阉宦是人的两极，一个“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而另一个则是最极端地被污辱和被戕害的。幸福是相对的，现在连一个包个二奶的男人，都对只守着黄脸婆过日子的哥们儿生出许多优越感来，何况皇帝哥哥三宫后院美女如云每天展示给去掉两蛋的太监看，那优越感还不直冲云霄。
赵高对皇帝阶级进行了自己都可能意识不到的反击，他以自己的阴刻污辱和戕害了始皇帝的后代。
据《史记》记载，秦二世胡亥也不是一味地贪图享受，他还知道担心：“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这样的心理和态度更符合人之常情。胡亥上台的合法性有一点问题，不符合始皇帝的遗愿，在那个时代，先皇的遗愿就代表了合法性。所以胡亥最终对帮助他上台的赵高失去了控制，一是欠人情；二是有短处在人家手里；第三，他确实太嫩了，才二十一岁，没有政治经验，也不懂得借助李斯或其他人来均衡赵高的权力。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秦帝国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家政策失衡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没有进行政策调整，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硬政策，适当地缓解一下。历史不能假如，假如胡亥施政温和一点儿，他的所谓矫诏篡位根本不是问题，但他上台有些心虚，心虚又导致强硬，从自己的兄弟起，逐一迫害，以至更加损害了他执政的合法性。
维护自己的利益，赵高是一个狠人，但不是一个智者，斗狠他赢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和秦帝国紧密相连，和二世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他不停地在自己乘坐的底舱上钻孔，直到这艘船彻底沉没。
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看到了皇权二代的瓶颈问题。他说：
“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刃，宋则德昭不令其终，汔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已。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
秦二世胡亥说“我有一个梦想”（2）
“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
王夫之认为，第二代接班容易出事，主要是“天下初定，人心未靖”，而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也很难办，即要集体接班，要有忠诚的重臣可以托付。
在古代的政治经验里，王夫之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什么制度化、法制化，在这儿都是瞎扯。
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里，也有一段文字专门论及此事。民间也有俗语云：老子不死儿不大。反过来看，正因为第一代君主太强了，才造成了这么多的衰神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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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扇动了一下翅膀
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因天下之愁怨，乃杀将尉，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4页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希望快乐到永远的美好理想，在他坐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年，就开始被现实击破。
统一的秦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像焰火一样，在历史的天空，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继而灰飞烟灭。人们对他的强大第一反应是目瞪口呆，然而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垮台了，于是第二次目瞪口呆接踵而来。历史像傻瓜一样，张着嘴发呆。
秦亡的导火索，就是区区九百人的揭竿而起，这种力量的反差，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进程是那么不可捉摸，历史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她的魅力也缘于此。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匹夫发难而天下影从，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陈胜这只蝴蝶的小翅膀一扇乎，于是引爆了摧枯拉朽的飓风，帝国雄伟的大厦就此崩塌。
“蝴蝶”的逻辑非常简单、清晰：横竖是死，与其窝囊地死，不如轰轰烈烈地死。每朝每代，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若干位赌性巨强的英雄，在灭亡和富贵之间用生命下注。
“蝴蝶”的策略也基本到位：“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他们起义的地点大泽乡是在楚国的地界上，项燕是楚国的将军，和扶苏风马牛不相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并列在一起，陈胜他们也是饥不择食，反正不过是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秦二世发出愤怒的吼声。
从后来的情况看，秦长子扶苏的旗帜并不好使，号召力不够，粉丝也不够多。这就使这次暴动既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清君侧”式的叛乱，也不是“只换皇帝、不换法统”的暴力政变，而是改朝换代的大革命，秦帝国定然是国祚不享。当时的陈胜以及后来的项、刘，他们刚开始发起和响应暴动的时候，并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而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复辟，所以他们推举楚国的贵族作为起义的领袖。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项羽在灭秦之后，以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居然把自己和下属不加区别地统统分封为王，最多是希望自己能像齐桓公一样做个天下诸侯的共主，而没想过自己做皇帝，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同样也让历史目瞪口呆。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完成了从造反到改朝换代的全部流程，从此，除了像刘秀这样的贵族会打“复辟”的旗号以外，其他人造反就都直接打造自己的品牌了，因为走刘邦的路子已经是标准答案。
陈胜揭竿而起，罕见地获得了历代主流历史学家的认可。在儒家系统，他是实践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伟大学说的代表。孟子也是个愤青，主张“造反有理”，但前提是君主已经异化为“独夫民贼”。司马迁卓有远见地把陈胜列入“世家”，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藏书》甚至把他列入了帝王排行榜，称陈胜为“匹夫首倡”。毛泽东当然更不客气，词云：“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历史已经变成了农民起义史，由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农民起义也形成了自己的道统，陈胜当之无愧地成了农民起义的“始皇帝”。
儒家系统小心翼翼地精挑细选，把陈胜确定为唯一合法的人民反抗代表，作为一种象征，用以约束和威胁后世不听话的皇帝主子。秦始皇、陈胜都是这样作为榜样或典型存在于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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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还是有种
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闻二人魏之名士，重赏购求之。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里吏尝以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谢之。陈涉既入陈，张耳、陈馀诣门上谒。陈涉素闻其贤，大喜。陈中豪杰父老请立涉为楚王，涉以问张耳、陈馀。耳、馀对曰：“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陈涉不听，遂自立为王，号“张楚”。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5～256页
农民起义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被贵族篡夺成果，一种是自己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