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想的梦。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这个梦曾经是鼓舞他们冲锋陷阵的原动力。“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物质利益的口号，对老百姓来讲，也就足够了。但领袖们所以积极造反，拼命厮杀，那可是为了锦衣饫食，金银财宝，美女如云，玉体横陈的远景。所以，他们一旦夺得政权，最急于付诸实施的事情，就是马上搂住大把美女，和抱住大罐金钱。否则，他们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图个什么呢？
李自成进北京后，那位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刘宗敏，跨进城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顶尖美女陈圆圆，并把她占有。这样，他可以对自己说，老子总算没有白干革命。由此可知，他过去的枕戈待旦的积极性之中，那位色艺双佳的美人，肯定是他魂牵梦萦过的。可是，他却不愿想到把陈圆圆弄到手后，那位驻扎在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会是怎么一个态度？
这就是农民革命家之只管眼前，罔顾将来的短见了。
一个靠天吃饭的庄稼人，最远从春天看到秋天，或者冬天。至于来年是个什么样的远景，则未必能够预卜的了。因为未来的不可知成分太大，有可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老天爷要不开脸的话，颗粒无收，赤地千里，也说不定的。因此，这种经济状况势必养成他的短期行为。所以，得捞就捞一票，得抓就抓一把，谁能保证以后还有没有抓捞的机会。
所以，阿Q在土谷祠里做革命成功的梦时，要和吴妈睡觉，要摸小尼姑的脸，发展到要取赵司晨的妹子。这和毛主席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里说到的，乡民们有了权后，一定要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心态，多少有些相通。一方面因为在等级社会里，森严的尊卑制度所形成的逆反心理作怪；另一方面，小农经济本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认为能够像帝王一样，拥有性特权，便是他们向往的人生最高享受了。
时至今日，有些陡然富起来的农民，第一件事，盖一座刘文彩式的地主庄院；第二件事，养几个女人，寻欢作乐；第三件事，每个手指头都套上金戒指；第四件事，则是修坟买棺，刻石立碑。这种姑且名之曰“龙床情结”的心态，可能是很多中国农民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所以，他们一旦参加革命，一旦获得政权，只追求循环的轮流坐庄的满足，更无再多发展前进的向往，这也许是中国数千年不得进步的根源之一吧？
曹操的出身（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一曲唱不完的老调子。
持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的人，在中国，从古至今，总是络绎不绝的。这大概和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不变的世袭制度有关。皇帝的儿子当皇帝，贵族的儿子做贵族，奴隶的儿子，也就永远是奴隶了。古往今来，凡皇帝、贵族和他们的儿子，都喜爱唱这老调子，说穿了，也是维护那个既得利益的等级制度。
唯一的例外，三国期间的大政治家曹操，倒是历史上比较不大买这种老调子账的帝王，着实让人钦佩了。
当时，魏蜀吴三国首领，要论出身，吴为江东贵族，魏是中原豪强，只有刘备，是个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要以今天观点，刘备应该为自己可划入红五类而庆幸的。但在汉代，他自己颇有点自惭形秽，穷酸窘迫，深感上不了台盘的。于是，总抱住皇叔这块招牌不放，到处显示他形迹可疑的贵族出身，又可笑，又可怜。所以，他一听太史慈说，孔融求他出兵，马上得意起来，“孔北海尚知世间有刘备乎”，一脸悻悻然的样子，很觉得被这位大世族看重而自豪。后来，被东吴招为驸马，也是以皇叔的身份，再去攀附江东贵族的高枝，说明他是服膺于这种老调子，而想拼命挤进贵族队伍中去的。
曹操则不然，他并不期求这种高贵身份，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他只要求死后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就行了。虽然作为谋略，把女儿嫁给了汉献帝，当上了皇帝的岳父大人，但他从来没有为此而自炫过。孔融在北海混不下去，跑到许都来，他也没有像刘备那样觉得荣幸，后来，因为孔融老是捣乱，便不客气地将他杀了，根本未把孔子世家当回事。其实，正因为孔融是士族的代表人物，才要了他的命的。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把袁绍、袁术、刘表之类出身名门望族的州牧，统统予以否定，倒把平民出身的刘备抬得很高。曹操的话里，多少也是含有一种对门第观念的否定情绪。
因为自秦汉以来，这种老调子使得选拔人才的圈子，越来越狭隘，进取的机遇，越来越不公平。单向选择的结果，官员的质量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曹操是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人。他一再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门不拘一格地擢用人才，哪怕像陈平盗嫂受金、不干不净、信誉不佳的人，像白起杀妻求信、母死不归、贪酷可疑的人，只要有本事，就要予以使用。
曹操从他早年任洛阳北部尉起，就反豪强，蔑权贵，表明了他对这种老调子的厌恶。“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
后来，董卓窃权当国期间，曹操作为总策划，会盟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理所当然，他应该统帅这支队伍。因为他不仅具有组织能力，还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但是在誓师大会上，袁绍却被公推为盟主，又一次使他对于龙生龙，凤生凤论调的质疑。他是说过，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的言不由衷的话，实际上他是不相信像这类仗着老子娘的余荫，依赖先人光荣的子弟，既非武艺高强，更非韬略出众，能够指挥这次军事行动。可曹操不过试探的话一出口，那些诸侯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皆曰：“非本初不可！”于是，曹操不得不把领袖的位置，拱手让给袁绍，这一方面是他的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是十八路诸侯所持的门第等级观念，使他觉得自己的家世无法予以相敌。正是这种处于弱势地位的逆反心理，促使他一生在反抗这种等级观。
这场讨卓行动，由于袁绍无能，袁术作乱，遂以四分五裂告终。曹操气得直骂：“竖子不足为谋！”也是对这些没有真本事的名门子弟的彻底唾弃。他在《取士毋废偏短令》里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唯才是用，不讲德，不讲资，也不讲出身和成分，是有他的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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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出身（2）
按他的意思，如果是老鼠的儿子，有打洞之长，也要起用。他的一生中，招降纳叛，不咎既往，大胆使用从敌对阵营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不可胜数。譬如他对捉住的关羽，那样地隆重礼遇，恐怕此前此后的领导人，都很少有他这样的气魄。但另一方面，他在对付皇帝、贵族、豪强和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在《诛袁谭令》里声言：“敢哭之者，戮及妻子。”将袁绍、袁术这个名门望族，一点也不留情地斩尽杀绝。在《宣示孔融罪状令》里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从舆论上把这个大知识分子搞臭。在《赐死崔琰令》里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杀一儆百，也等于对整个士族集团的整体警告。一直到他临死前的建安二十三年，都城许昌发生一次由士族不满分子发起的###，他又疯狂地加以镇压，几乎夷灭了全城的豪贵。从而为他儿子接他的班扫清了障碍。
曹操对孔融、崔琰的耿耿于怀，除了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由于山东孔姓，河北崔姓是当时有影响的大士族。打击他们，等于打击这个阶层，也是对龙生龙，凤生凤这种老调子的否定。
但是，他绝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曹丕上台后，强调门阀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老调子重又弹起。因为等级的尊卑，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到了两晋、南北朝，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琅琊临沂王氏，陈国阳夏谢氏，以及山东崔氏，吴郡陆氏等，就凭他们的姓氏，便是财富的象征，政治的资本。甚至北朝的一些异族君主，都想通过与华族的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夷狄身份。直到隋唐，门阀之风才渐渐式微。刘禹锡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一曲没落户终结的挽歌了。
但也不禁奇怪的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本求平等的目标，忽然在一个时期内，又被阶级出身以定高低的“血统论”代替，红黑五类之分，也曾甚嚣尘上。由此不难看到，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常常于不期然中，会被人重新捡起，以“革命”的名义借尸还魂。有些深通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保脑袋里没有一丝封建残余，这也许便是老调子总唱不完的道理了。
这也无碍人们的前进步伐，现在的南京城里，不仅王谢的尊贵府邸找不到，恐怕连等级森严的朱雀桥和乌衣巷，也将随城市新建而成为史实。在这儿生活着的普通人，一定会营造自己新生活的歌，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声音，那种悖谬的陈腔老调，大概早晚要画上休止符的。
宁人负我 我毋负人
这都是前不久的事，一位所谓“朋友”，为了自己的前程，颇干了些不光彩的事。其实，这也是常事，搞小动作，打小报告，做小手脚，下小绊子，对那个吃了苦头的人来说，本也无所谓，咬了也就咬了，这年头，本不算稀奇。他不咬，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这样的“朋友”来咬。于是想开了，反正得挨一口，谁咬不是咬呢？
不过，用不着先是“隔壁王二不曾偷”地推脱洗净，装着没事人似的；接着，手上的血，屁股上的屎，根本就遮挡不住了，脸由一红变成一白。“我就这个德行，怎么样吧？”
那张白脸，使我想起一出京剧，叫《捉放曹》里的那个曹操。
这位奸雄行刺董卓不成，逃出洛阳，亡命流窜，行到###地方，被陈宫捉了，因他是个反卓义士，不但释放了他，还挂金封印，随同他一块干革命去了。
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曹操在猜疑之下，杀了吕伯奢一家，路上碰见吕伯奢本人，结果一不做二不休地又把他杀掉以后，对同行者陈宫说的。从此成为恶谥，也给曹操定了性，千古遭人咒骂。
这位所谓“朋友”，文不成，武不就，又耐不得寂寞，就本着这样的原则行事，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了。
说实在的，在光明磊落这一点上，我是赞成曹操的，他不是鲁迅先生讽刺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也不像时下一些先生们，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称兄道弟，背后落井下石。搂得你挺紧，可捅进你腰里的一刀，也挺深。曹操杀了人，就只讲“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话，而决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反对董卓的宏图大业啦，为了保卫汉王朝的最高利益啦，我杀他们是局部问题，而我必须生存下去，才是大局啦，为自己那脏抹布似的灵魂得到一丝慰藉。
中国的儒教文化，其中就有和基督教“打了左边耳光，再把右边让他打”相类似的“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内。所以，这位“朋友”，脸部先心虚理亏的红，恐怕是最后一点良知在起作用的，等到卖友之后求到荣，那就索性像曹操一样的大白脸了。
但曹操令人敬佩之处，是他自己把脸抹白了的，而不像我的这位“朋友”，是别人用唾弃，用鄙视，用压根儿的看不起，把他的脸抹白的，这就是英雄和小丑的区别了。
其实，在物质相对贫穷的原始社会里，人欲尚不到横流的地步，这种“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多半属于憧憬中的美德。等到了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奴隶、封建、资本社会里，那种血肉纷飞的人吃人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细想起来，曹操敢这样做，敢这样说，不也光明坦荡，心口如一，不失英雄本色吗？比之那些实际上如此行事，偏又做出一番假张致，满嘴道德文章革命口号，甚至还流出两滴鳄鱼泪者，要大气得多。
老实讲，干出类似杀吕伯奢这种事的，曹操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他说了这句话后，倒使后世仿效之徒，前有车，后有辙，讨了个心安理得，少许多内心纷扰。于是上至领袖群伦者杀功臣，戮贤良，下至一般干部者卖主子，叛亲友，便以自己生存为理由，放开手脚地去干了。
现在，我的这位“朋友”，据说，混得蛮不错的，酒色财气，好像都全了。
我想，若是魏武帝还健在的话，这位“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的大诗人，看到这班混混儿，在那儿作丑态百出的跳梁表演，肯定会发出一位西方哲人的感慨：“我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
许多许多的不幸之中，莫过于“人格萎缩”或“侏儒化”的这种世纪病，最让人丧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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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叫你不长胡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
曹操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袁绍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陈琳才这样羞辱曹操的。
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