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日，东北###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
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5月，航校转移牡丹江，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懂4国语言的军委航空局长与南苑飞行队（3）
常乾坤等历尽千辛万苦，3年被迫5次全校大搬迁，赤手空拳办航校——
没有飞机和航空器材，就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四处搜集、修理日伪军散留下来的破旧“家什”。
没有汽油，就试验或自制酒精代替发动机燃料。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接飞99式高级教练机。
转移时没有火车、汽车运输，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克服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把航校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3年共培养出各类空勤人员560人。
1949年3月上旬，常乾坤、王弼奉命前往西柏坡汇报东北老航校的创办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航校已培养出500多名空勤人员时，高兴得连声称赞：“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也夸奖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常乾坤汇报完航校走过的历程和现有飞机装备时，毛泽东又高兴地说了起来：“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听了毛泽东的话，常乾坤不禁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提到过的建立空军的事。当时，曾有人向毛泽东建议成立航空队，让苏联援助飞机。
毛泽东诙谐地回答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仅仅过了3年，成立空军就摆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军委航空局。
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开始办公。地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
军委航空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6月2日左右，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
在简要询问了军委航空局的工作后，周恩来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恩来听到常乾坤的肯定答复，非常高兴，让他“回去拟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并嘱咐“要争取时间。”
返回后，常乾坤即着手组建战斗飞行队的工作。他让方华和邢海帆火速起程去东北老航校，考察、选调飞机、航材及空勤人员，同时学习战斗机驾驶技术。
6月4日，方华和邢海帆匆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到哈尔滨后，方华即去老航校牡丹江大队部办理相关手续，邢海帆则在哈尔滨招待所里等候。下旬，他们抵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向校首长汇报了北平航空接收组入关以来工作情况，以及他们此行的使命和任务。 。。
懂4国语言的军委航空局长与南苑飞行队（4）
7月初，方华、邢海帆来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
老航校新成立的美国P—51“野马”战斗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驾驶“野马”战斗机起义的杨培光，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野马”战斗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理，经试飞合格后，交付公主岭训练队，为成立战斗飞行队做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尽快掌握与恢复“野马”战斗机的飞行技术。方华过去只飞过苏联战斗机，美国战斗机从未飞过，必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是“野马”战斗机“老驭手”，但也有一段时间未飞行，也需要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华完成改装训练的任务。
到达公主岭第二天，方华和邢海帆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进行恢复技术和改装训练。
方华跨入“野马”战斗机座舱实习，邢海帆为他详细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时，机场的正常飞行训练即将结束，空中最后1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当方华刚跨出座舱，走下飞机，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1架飞机的着陆动作时，负责训练的杨培光没有注意到滑行道口有人，即开动停机线上的1架“野马”战斗机滑向滑行道口。
邢海帆还没有走下飞机，见状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于事。顷刻之间，眼看着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血溅跑道，惨不忍睹。
这次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方华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深受部属尊敬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技术，历经磨难才回到延安，之后又参与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工作。
对方华的意外殉难，常乾坤深感悲痛，并决定邢海帆暂时留在公主岭，具体负责“野马”战斗机的飞行训练工作。
此时，常乾坤完成了成立北平战斗飞行队的报告，并于7月7日呈报中央军委。
8月15日，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正式成立，队长徐兆文。这个职务原本是由方华兼任的。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带方槐（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油江（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等，参加聂荣臻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北平市均派领导参加。
聂荣臻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华北军区和北平市有关情况的汇报。
之后，聂荣臻把目光集中在常乾坤身上：“你们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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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聂荣臻听了十分高兴，要求常乾坤回去后很好地准备。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又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航空局的飞机、设备及飞行员的情况，参加受阅飞行有没有困难。他让常乾坤“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当晚，常乾坤在军委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军区航空处、南苑飞行队等单位领导出席。常乾坤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强调了受阅飞行的意义，讨论了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明确了各单位的任务分工。他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受阅飞行上来，积极、认真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中央军委一声令下，飞行队即能进行受阅飞行。
那时，作为一个军种，人民空军还没有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没有先例的受阅飞行，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空中受阅飞行，既要求飞行技术过得硬，更要求政治上纯洁可靠，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风险最大的关键问题。飞行队百分之八十多的空勤人员，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或是北平解放后报到的旧航空人员，要正视这个现实。常乾坤作为军委航空局的“第一责任人”，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费尽了心血。
没想到，这时又出了个意外情况。
飞行队成立后没几天，徐兆文在进行训练时，因飞机故障跳伞，双脚被高粱茬子扎伤，短期难以痊愈。
常乾坤急忙致电邢海帆，速返北平，越快越好。
邢海帆接到电报，预感到飞行队又出了事，不敢耽搁，三言两语交代完工作，就急匆匆赶往沈阳东塔机场，驾驶1架修好的“野马”战斗机飞赴北平。
当邢海帆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坪上停放着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很振奋。仅仅两个月时间，南苑机场就今非昔比，只是物是人非，一同北上的方华意外殉难，又不禁让他增添了几多伤感。
南苑飞行队的起步真是“难”哟！
邢海帆刚在队部坐下，常乾坤就匆匆赶到了。
飞行队还未展翅蓝天，就损失了他两员领兵大将，这让常乾坤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北平防空任务艰苦，开国阅兵时间临近，飞行队不能再出意外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邢海帆身上。
常乾坤向邢海帆了解东北之行的情况，当面宣布了军委航空局的决定：“鉴于徐兆文跳伞受伤，短期不能伤愈，组织上决定由你代理飞行队队长，同时担任受阅飞行总领队。”常乾坤要求邢海帆迅速挑起飞行队长的担子，抓紧抓好飞行队的训练和战备值班，做好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准备工作。
飞行队临阵易将，常乾坤多少有些不放心。他经常亲临南苑机场，指导、检查飞行训练，还主持了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的沙盘作业，将飞机按受阅飞行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掌握判断、修正偏差的要领，然后进行空中预练和预演。
10月1日凌晨5时，受阅飞行员进入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
常乾坤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飞行中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
16时，受阅总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中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
1个月后，即11月11日，人民空军在北京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同时撤销。
常乾坤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
1951年3月，常乾坤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主要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逝世，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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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1）
开国大典定在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返航了。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防御方案——
防空部队如何部署？
首长安全如何保护？
###队伍如何疏散？
等等。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对此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具体，设想了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
比如，如果受阅时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随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所有这些方案，都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并且进行了演练。
为保证受阅飞机编队的正常飞行，北平的上空当天处于净空的状态。除受阅的飞机外，不准任何飞机使用北平的空中航线。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在机场值班待命，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监视报警系统，军委航空局不得不在华北地区和所在已经解放的地方，派出专人建立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一旦有情况，便把各地的情报传递到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地面指挥部。核定情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尽管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对北平的防空，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天上、地上也都部署到位，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
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得知，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
两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员分别是：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左僚机飞行员阎磊。
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2）
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分别是：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
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阎磊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们4个人的共同心声：“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