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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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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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他才认识到:谋士—— 一谋化千结呀!如果三顾茅庐没有给他定下三分天下的况貌,他死定了。尽管最后结局不佳,但失败的原因很多,在此不去赘述。
  我只想说,刘备当时义无反顾地重用了才年仅二十六岁的一个青年农民——本土派的。”
  “历史是被西方人书写的吗?——错了!太阳是从东方升起而在西方落下的。”
  “人们一直喜欢往下沉沦,当人们把沉沦变成常态之时,飞升便变得不合法了!”
  “人文科学者,他不是社会机体的全部,他是一个报警器。没有报警器的人与民族是多么危险呀!
  ——你那火车、飞机都快没有油了,都快炸了!还不报警,你还开得那么开心!岂不是太吓人了吗?”
  赵汀阳(思想前沿篇):
  “古代哲学——不管是希腊哲学,还是先秦哲学——首要关心的问题都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这两个是重点中的重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有所谓的知识论问题。”
  “其实,当今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在发生着巨变,可能人们还不能马上看得很清楚。按照古代的规律,现在是思想结构、理念、信念等精神领域发生巨变的时刻,会出现一些新的大理念,并会抛弃一些旧的大理念。”
  “全球化成了一个新的条件和背景,在当今,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局部的问题,都不得不跟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去思考,不然的话,必须考量在内的因素就会丢掉太多。由此以来,今天思考起来确实也比过去累得多。”
  “自然不是我们的作品,自然是上帝的作品!只有上帝才有可能去改动它;而生活就是我们自己的作品,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崔健(摇滚煊浪篇):
  “若你整天泡在书本里、泡在图书馆里、泡在书房里,又怎样能忍受呢?——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片面的。了解自己生存环境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接触——顺向的接触与逆向的接触。逆向的接触像什么呢?就像你去用力插上一针!”
  “当你有了很好的音乐修养的时候,你发现假唱根本就不会得到任何满足。”
  “为什么水平越低才越能成为明星呢?
  ……
  就像踢足球一样,为什么甲A还是上不去?到最后为什么去吹黑哨?因为,明星制依赖于关系,为什么现在经纪人那么多?他们吃回扣,结果造成了水平上不去。”
  “事实上,蛋是很脆弱的,而刀子却代表着一种冲锋陷阵!(虽然蛋是很脆弱的),但实际上,蛋又是更理性化的东西,它有更多的空间去让人们感受到另外的力量。而刀子却只是一种单向的力量。”
  “你觉得是穿小鞋痛快,还是大鞋痛快?当然是大鞋痛快了,搞音乐你不要去那么难为你自己——通过难为自己才能对社会有益。你要是一直想着社会使命的话,某种程度上,你是在给自己穿小鞋!老给自己增加一种使命感,把自己的鞋底放上钉子!加重一点,再放些金属片,那你去做好了。”
  潘石屹(建筑时代篇):
  “‘9·11’事件是个旷古未有的事件,并不仅仅单纯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有两座楼塌了,它应该给所有的人以一种启示,这种启示,在原来人们的脑海中,可能仅仅是一个淡淡的感觉:哎,这条路子走得是不是很对呀?很显然,世贸大厦两座大楼的灰飞烟灭,我觉得这种刺激应该是不难想象的,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刺激。”
  “世人曾一直梦想着不遗余力地去追求财富,去现代化。然而,现代化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却是什么呢?那就是空气的污染、战争、杀戮、死亡和内心深处的焦虑不安。”
  “一个对‘9·11’进行反思的建筑,就应该是一种崇尚自然的建筑,应该去致力于将人性与自然性融为一体的诉求;而像以贝聿铭为代表的那种建筑,完全是理性在独舞呀!——自己迷情于自己的舞蹈之中。”
  “我之所以认为以往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因为其土地政策。香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个经济是高速增长的,每一个城市与民族也大都有过类似的阶段。可是,其高速增长直到不久前在总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是几百万人仅有一点点资产,或者是零资产,还有很多人是负资产,而只有几个人拥有这个社会的全部财富,这就是现实。”
  “当下,就是无计划性,计划好的那种要聊什么东西、干什么事情,那都是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而有生命的东西,则一定意味着是当下的东西,鲜活的东西。”
  艾未未(另类声音篇):
  “我是不赞同建筑首先得是艺术品的这种观念的,这是幼稚者的一种盲目的幻觉;当然,建筑也不该成为一种丑恶美学的承载,亦即是说,你不应该首先让建筑成为艺术品,却并不意味着要让它去成为一种丑陋的化身!而是要让它成为一种一般的、正常的、被需求的东西。”
  “在纳粹时期就是这样,在极权政治中,知识是一只猛虎的爪子,它并不能独立于猛虎之外。”
  “大多数教育都是旨在将人们格式化,在此过程中很多原始的精神资源,就白白损失掉了。而且这种盲目性也很难避免,因为长期以来,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受利益驱动的动物,目的性太强了,人总是习惯于过高地去评估自己的生活。”
  “凭什么一个美术学院教授的兴趣,就一定要成为我的兴趣?他的心态和经验背景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他们所称之为艺术的那种东西跟我对艺术的认知是完全抵触的,因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去美院教授那里获取真正的艺术,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们只能教你一些卑微的技巧,让你变成一个在美学中去讨价还价的小人,不可能让你成为在灵魂上和感受上比你原有更多——你本来就拥有一切——的一个人。”
  

时代·人格——媒体全球化时代与独立精神
探访对象
  白岩松
  血型
  AB
  属相
  猴
  爱好
  文学、摇滚、足球、电影
  理想
  教书育人
  履历
  1968年8月20日出生于内蒙古海拉尔市,蒙古族;
  1985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1989年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
  1993年初参与主创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1993年至今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
  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2001年11月,参与策划和创办《时空连线》栏目,并且出任该栏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
  曾参加过北京第一次申奥、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98抗洪救灾、国庆50周年庆典、
  澳门回归、相逢2000年、悉尼奥运会、跨入新世纪、建党80周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
  会、中国加入WTO等几乎所有重大活动的报道,成为中国主持重大历史事件报道活动最多
  的主持人;
  现兼任《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主持人。
  主要奖项
  “中国播音与主持”大赛特等奖;
  “中国金话筒奖”  2000年;
  主要作品
  《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  2000年版)
  

引    言
什么是人格呢?什么是道德与境界呢?什么又是独立精神呢?这些仅是书本里的一些冰冷语词,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呢,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东西?它们对人生仅是一种点缀品,甚至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东西呢(这种看法向来很有市场),还是一种人生色彩的标示物,一种色彩性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传统的精神品性在商品化了的当今,就真的只能无可挽回地沦为一种古董了吗?尤其是,在一个日益影像化的世界,在一个媒体全球化——即表情全球化的时代,人格、道德、境界、独立精神这些历史“遗物”跟时代语境还有关系吗?如果说有,那么,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是不是生活越现代、越时尚、越洋气、越虚拟,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显得越落后、越凋敝、越土气、越可笑呢?它们在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真的就只能化为一种永久性的文物,一种不合时宜的口号了吗?
  在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之中,我们的视角穿过层层雨幕而径直切入到央视著名电视人、当下媒体文化代言者白岩松先生的精神空间。
  其时,正值午饭时间,由于工作时间紧迫,白先生谢绝了我们的美意,而甘愿饿着肚子在其工作的地方(《中国周刊》栏目组)接受了我们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专访刚刚结束,下午台里《东方时空》的工作便接踵而至。就这样,在饥肠辘辘中,他又以难以置信的饱满热情投入进了下面的流程之中。
  媒体全球化时代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不断膨胀的产物。一直以来,高度发达的西方媒体业,在立体性地左右着西方视听的同时,也在日甚一日地左右着整个世界的视听①,从而使世界在变得越来越色彩纷呈、越来越令人目不暇接的同时,也使之越来越在成为一个由各色影像与各色幻象相互反射并重重交织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里,随着各种幻象乃至幻象之幻象的无度蔓延,一向不被人们所关注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问题,便一跃而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乃是一个媒体人所必须拥有的职业操守的基本前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决定并影响着视听。
  什么才是一种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呢?简单地说,所谓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就是指一种人格与精神的自觉,一种人格与精神的深刻性自觉。
  而今,在纷繁炫目的语境之酣漫交错中,独立性近乎成了一切赖以立基的前提。——没有独立,便没有基本的人格,人便可能会随波逐流;没有独立,便没有基本的精神,精神源自于风骨,源自于个性化,源自于超脱与自我映现;没有独立,也便没有基本的孕场,一切灿烂的孕生,均源自于一种强烈无比的生命意志的异彩性张扬。尤其是在媒体全球化的洪流中,如若没有足够顽强的独立品性的话,一切顷刻间便可能会被裹胁而去。
  关于媒体的属性,毋庸置疑地,世界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受到背后各种各样的手的左右,要么是习俗之手,要么是政治之手,要么是经济之手等等,故而,纯而又纯且一直在标榜着致力于追求透明、公正与全方位之原则的媒体更多地只存在于理想化的理念层面,而非活生生的现实之中。这一点,对于一向充满高度乱真色彩的西方媒体来讲,显得尤为突出。由此,不禁让人深感到密布并杂陈于西方生活各个维度层面的媒体触须,与其说是一种思想、意志与声音赖以负载、赖以投射的美丽羽翼,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惑人的烟幕,一种笼罩于各个角落、渗透于各层时空的惑人烟幕。于是,作为一种万众所寄托并曾经深深信赖的媒体,便自然而然地将一种道德与人格的精神内蕴鲜明地凸现在了视界之正中。也就是说,正是媒体的特殊属性,才决定了媒体人之精神品性的一种焦点性。因为显而易见的实情是,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原则与人格准则去有效鞭策和顽强支撑的话,不仅媒体所诉求的监督与制衡的效能会丧失殆尽,而且其公正、透明与全方位呈现之基本表情与立场也会成为一种黑色幽默。亦即是说,若那样的话,媒体连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即对耳闻目睹的东西的最基本表达与基本立场——都可能会无法达及。那么,其结果就只能是而今世人——昼夜被媒体所牢牢牵引的无助者——所常常嗟叹的:什么这个那个,什么“正义之剑”、“持久自由”,什么“邪恶轴心”、“暴政前哨”、什么“###”或“中国崩溃论”,几乎所有席卷全球的强势媒体声浪都是那么地匪夷所思。这些不断进行层层袭扰的世界强势媒体的声音,越来越在游离于世界的事实与真相,越来越在无度涂改着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从而非常不幸地造成了如此的现象:那就是让人越来越甚至对几乎所有强势媒体都可能避之而唯恐不及,对世界媒体业本身都可能充满戒心。难怪一位美国著名学者班尼特曾不无幽默地这样定义道:新闻——政治的幻象。此幻象在媒体全球化时代正日甚一日地加剧着,人们的担心,若长此以往,不仅使世人再也无法去看清本真的世界,甚至反过来也可能会使媒体自身、使媒体全球化时代遭受灾难性重创。正是基于此,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人,首先应是一个有责任的媒体人,一个纯洁的媒体人,甚至首先应是一个有深沉使命感的媒体人;作为媒体的投射者,首先应是一个保持间离感的人,应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不甘沉沦的人、一个顽强地恪守独立精神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岩松先生即如此这般。
  统而观之,本篇内容主要述及了媒体与全球化、媒体背后之手、平面化的媒体之战、真实与幻象、自由与适度、机制与道德及人格、传统坚冰、玻璃房间与隔离墙、“9·11”惨剧与人性空白、帝国时代与冷战时代、“半岛”之声、电视与报纸及电台、一流传媒大国之路等众多问题层面,可以说,当今国际大众与精英所普遍关注的诸多问题层面,几乎皆被一一有效触及。因而,本篇内容看似顺畅通俗,实则深刻而驳杂,且意蕴隽永,富于较强的启发性。
  篇中,结合多年的历练经验与真切感受,岩松先生全方位地阐释了自己的一整套理念与诉求,并对众多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都做出了深入浅出的阐说。如果说本篇内容能够有助于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有助于强化某种失落已久的道德风尚,有助于铭写某种空白多时的人格精神,有助于修复某种修身之残梦、重铸某种大写的人之形象的话,那么,则令人不胜欣慰。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职业媒体者,岩松先生的言辞却并没有流于枯燥乏味,相反,却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其特点是:妙语连珠中每每折射着深刻的思辨,晦涩难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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