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次了。然而，此风依然盛行不衰。英语在眼下已俨如一种广为流行的风俗，而不管它到底有没有益处，就像过去的裹脚风俗一样。许多人从小学，甚至无数的生命从咿呀学语时期就开始必须接受英语的强制性训练，就被灌输道能说英语是极为时髦、极值得炫耀的，今天的出国潮与崇洋媚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自幼进行强制性训练与灌输的必然结果，这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君不见在日常生活中屡屡发生着这样的情形：许多人在日常会话中如果不时不时地插入几句洋语、洋词，便似乎不再会说话，子曰诗云已代之以山姆大叔之语，一些人在某些场合更假装自己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满口洋话、洋调，洋腔、洋音，并伴随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挤眉弄眼，呃哼耸肩，搔首弄姿与手脚舞动，其实越是这样，越是会被老外看不起。在这方面，演员成龙就比较个性化，某次他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说道，“我就不鼓励我儿子去跟西方人说英语，西方人之所以要跟你接触，主要是因为你不同，而不是你与他们相同！”实际上，只应让外语专业者、出国留学者、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专业研究者这批人学习英语，则已足矣，让其他一切人都花了无数的宝贵光阴学的那些半通不通的英语，而最终这些又和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毫不关联，派不上任何用场，实在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不仅于国于民无补，反而会导致国语与国学的整体水准越来越差，国民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媚外，越来越容易自我迷失，越来越难以定位自身。在这方面，法国就做得比较好，对英语的抵制、对英美文化习俗，尤其是对美国所倡导的几乎是主流的一切，法国一直都采取着冷处理。鉴于汉语、汉字素来在世界上享有着无可替代的听觉、表达与书写上的巨大优越性，及其同时兼具形象与思辨功能的巨大优势性，与独一无二的概括性和唯美性等众多诗点。时下，中国在语言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应让全世界都来学汉语，应在全球掀起学汉语的蓬勃浪潮，藉助语言进而去影响甚至是感化其文化，去弘扬我们民族的灿烂精神、玄妙思维与审美习俗，而不是相反。
总之，英语只应成为这个民族一部分人的学习研究工具，而不能成为民族自己在自己面前安放的一只拦路虎！更不能以牺牲国语、国学为代价，尤其是在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各种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时候。
九、在文化方面一再被移植和覆盖。文化方面的大范围、大幅度的移植和输出，构成了美国人所谓的“软实力”。实际上，这种被称之为的“软实力”看软不软，比到其令人生畏的硬实力，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所遭遇的美国的软实力，与欧洲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前不久，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所登载的《欧盟宪法与文化多样化》一文，对世人了解美国的软实力，会有不小的帮助。该文指出：“众所周知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的流行文化。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好莱坞控制了72％的欧洲电影市场……欧洲电视上播放的戏剧中，有50％出自美国；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作品中，有90％是由英语语言作者所写……长久以来，对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地位痛心疾首而孤军奋战的法国”，近来联合了一些力量，而采取了有效的行动，“旨在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公约……以保护其大部分文化交流不会受到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则的不良影响”。针对google准备将英美图书馆约150万本书进行数字化，“希拉克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导人号召创建一个欧洲数字图书馆，并警告说，若不如此，欧洲的文学遗产将失去其在世界文化界的原有地位”。可见，美国的软实力对世界各地的文化覆盖是多么厉害，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血液与脸相，当血液与脸相在总体上被更换之后，那这个民族、国家还剩下什么呢？世界文化必须是多元化的与多姿多彩的，诚如正是有了金字塔、非洲草原、长城、古老的三峡、尼亚加拉瀑布与科罗拉多大峡谷，才构成了地球的迷人风采一样，同样地，各种文化多元共生也才能够真正形成文化的万千气象，否则，世界文化王国就会由于过于单一化和近亲繁殖而走向衰竭。
以上主要阐述和分析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不够友善、不够友好并对中国造成着负面影响的一面。所有这些，均与布什总统自上台伊始所定下的对华政策是如出一辙的，布什一上台便将中国由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而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一政策方针的大背景下，鉴于美国在各方面处于绝对强势，而中国则处于相对弱势，当然会对中国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和负面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至今仍在不断加大中。较之上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布什总统之所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将中国化“伙伴”为“对手”（甚至将中国这个“对手”排在俄罗斯之前），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是崛起的速度提升得太快，这一崛起的速度超出了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或者说是帝国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美国顶多只希望、只愿看到中国仅在亚洲长期扮演一个地区性大国的角色，而不希望、不愿看到，至少是近些年还不希望，不愿看到中国能够真正化为一个具有全球话语权的世界大国，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代主旋律，与美国所制定的世界新秩序，或者说与由其指挥的世界乐章是格格不入的，于是，遏制中国，包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和高新技术等方面综合遏制中国的政策，便一跃而成为了布什政府的对华主导政策。虽然偶尔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在“9·11”后，当它需要中国与它合作，至少是不反对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时候（当然这一打击日后由于“扩大化”而导致从根本上变味变质）。
众所周知，在国土上略大于美国、在人口上则数倍于美国并自近代以来屡遭列强欺侮与蹂躏的中国，而今的国防费用却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一国在2004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万亿美元中所占比例为47％），然而，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来却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超出了中国的防卫需要，正在损害数十年来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逻辑，想必美国人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三、深入论述B （VI）
VI 崛起的中国之于美国
那么，中国应不应该再次复兴或走向崛起呢？难道一个一贫如洗、落后守旧的中国，才是标榜“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美国愿意看到的中国吗？难道在如此动荡不安、战火频繁而将美国搅得焦头烂额并使其蒙受沉重打击的世界，不需要中国发挥它的大国影响力与号召力来与美国携手创造一个美好前景吗？难道单凭美国及其貌合神离的寥寥盟友（像英、日），就能“摆平”这个狼烟四起的世界吗？难道那种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方式，就能从根本上“摆平”并解决它所谓的“文明冲突”吗？难道让一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一直处于文明“休克”或者文明脱节之状态，不是一种文明资源的莫大浪费吗？不是对伟大文明的熟视无睹吗？难道在西方文明早已“没落”（斯宾格勒语）起码是止步不前而面临并不断滋生重重危机的当今，不需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去发挥它应有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吗？难道美国的单边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与其作为立国之本的权力制衡原则在根本上不是互相冲突吗？难道一个复兴的大国、崛起的大国在历史大舞台上不正是可以作为美国的有效制衡力量，从而与其立国原则与伟大精神恰好能构成真正的契合吗？换言之，难道中国的复兴与崛起不正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美国精神所应该热切期盼和呼唤不已的吗？
大量的事实促使我们可以断言，若撇开中国的有效参与，单凭美国及其为数不多且充满变数的有限盟友，是绝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危及其自身利益与天下利益的层出不穷的问题的。单是美国利用其绝对强势而对除它之外的众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所造成的日益巨大的不平等与巨大心理落差——这种不平等至少在70～100年内很难得到有效改变——就足以会使美国至少在半个世纪内很难过上真正太平的日子，不管它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都无济于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符合生命存在的精神内蕴的，天渊之别的以致让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都感到彻底绝望的不平等，只会造成一种普遍的、世界范围的仇恨心理，只会一直不断地危及到美国的切身利益，而军事打击不仅不能淡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相反，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只会把问题变得比预料中的不妙更糟。
如果单靠军事打击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把军事打击——比如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作为最有效的手段，甚至不惜降低核门槛，而准备采用战术核武器的极端冒险性或者说是毁灭性做法就能够奏效，那么，孙子就不会提出今天在西点军校中备受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智慧，老子也不会发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慨叹了，基辛格也不会成为国际风云人物了。基辛格的力作《大外交》一书所阐述的核心理念其实是：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的话，那么，外交则是军事的延伸。换言之，军事顶多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手段，或者作为一种桥梁，但军事却绝对不能作为最终手段，当然也不应作为一种首选手段，更不能同时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的。
故而，文化与精神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终极语言，才能从根本上打造一种长期性的太平盛世，除非有理论认为，太平盛世不利于世界的更新与戏剧进律——这种理论自世界进入核时代之后可以休矣——否则，一种建立在理想中的文化精神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给普天下的人都带来福祉——而不是只让千万分之一的人去牢牢垄断着全球财富——的国际新秩序，才应该成为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那么，这种与深深影响美国文明的基督教精神相契合的新秩序理念，如果没有再次复兴的中国的决定性参与能够真正构建起来吗？也许不能！——想必美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会如是说。
但问题主要在于，中国有一天—— 一直被主流观点认为，甚至很快——果真真正走向复兴了，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了，成为了一个拥有全球决定性话语权的大国了，是不是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难以想象的挑战呢？毋庸置疑地，这才是时下美国所普遍忧虑和担心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忧虑与担心，对华遏制政策——体现在商贸、人民币汇率、文化输出、对台军售、与日台结为同盟、在地缘战略上不断压缩中国的生存空间、从中国的西北以及中国的东北和东南外的第一岛链这东西两线对中国不断进行战略压缩与包围等方面——才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指针。美国的这种担心和忧虑，更多地无非是基于美国自己在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的野蛮表现，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美国虽然已告别了“野蛮”而进入了“文明”资本主义阶段，但这种文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另一种文明的野蛮而已，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种“文明”在时时扮演着牛仔的角色！尤其是联系到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大国在走向崛起的时候，导致相继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12＇，那么，美国担心，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相结合且越来越在消耗并高度依赖海外能源的崛起中的中国，是否会步六十年前的德日之后尘呢？当然，反过来，中国目前的这种实际状况（一种高消耗式的经济模式），若一点也不让国际，尤其是美国忧虑，也是不大现实的。但实际上，在此需要正告美国和世界的是，对崛起之大国——中国——的这种忧虑、担心以及不安，是大可不必的。原因如下：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前者是一种静态型的文明，而后者则是一种动态型的文明；前者是一种大陆型的文明，而后者则是一种海洋型的文明，这种海洋型的文明一开始便伴随着海盗掠夺以及发展到后来的殖民战争与控制世界的“海权论”国家理念。而相反，曾经拥有世界最大船队与一流水军的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也没有一次是以海上掠夺与殖民战争为目的的；前者是一种儒教型的文明，强调的是一种修身、自律、儒雅、和谐、适度、中庸之道，诉求的是一种礼仪之邦，而后者则是一种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精神的混合体，追求利益、市场、国际贸易、英雄主义、史诗图景，并竭力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原则与理念去进行一种世界范围的推广，诉求一种普世主义，而这种普世主义经常又会不幸地转化为或演变为另一种东西，那就是帝国主义。当普世主义与帝国主义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地合而为一的时候，每每巨大灾难便降临人间了；前者是一种山水型的文明（当然而今在西方不好的一面的作用下，已几近完全颓变消逝了，但希望尚在），强调的是一种审美性原则，一种诗意性理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以及天下万物的共谐共融；而后者则是一种哥特型的文明，这种文明始终罩着一种崇高感、牺牲感、危机感与宿命感，同时，这种文明又时时易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代言人而在人间替天行道、驱邪安良，那么，由此以来，这种文明自始至终便同时也潜藏着并蕴蓄着某种极具危险性的因素。人们不禁要问：每每以上帝代言人而自居的做法，其合法性是什么？是否都经过了理性而广泛的论证？是谁赋予的特权，让某人可以充当上帝代言人，而其他人则不可以？而假如某人或某种力量、集团将自己误判为上帝代言人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怎么办？正是在这种哥特文明因素的作用下，里根政府时期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布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