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年7月1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五百八十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因为胡乔木编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毛泽东选集》，又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史到了“烂熟”的地步。
那时，胡乔木已经离开了谐趣园，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大抵也正因为对于中###史“烂熟”的缘故，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艰难内情：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人民日报》迅速排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在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示有关文章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他的信上作了批语：
主席：
“三十年”（引者注：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批：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21日
在接到毛泽东的批复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胡乔木，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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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2）
###曾经这么忆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951年党成立30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共建党三十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各地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其影响超过了刘少奇在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年大会上的报告。
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即使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曾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首脑”的形象。这一回，则是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
虽说胡乔木一生写过众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中少有的署名胡乔木发表的著作。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一提及胡乔木，人们会马上说，哦，他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此处顺便提一笔，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批语称“是十二人”，从此中###史专家们便沿用此说。直至最近几年，才终于承认包惠僧亦是中共“一大”代表，承认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三人。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1）
胡乔木那时还有一个兼职，即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文教委员会直属政务院，统管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各部门。文教委员会的主任，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任。副主任为陆定一，秘书长为胡乔木。
据林默涵回忆，文教委员会下设一个计划委员会，最初内定林默涵为副主任，已列入名单，只消上报、批准就行了。
然而，出乎意料，胡乔木反对此议。
一天，胡乔木跟林默涵一起散步。胡乔木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据传，要安排你当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照我看，你当个委员差不多。你要知道，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资历比你深，你当副主任不合适……”
胡乔木这话，当然使林默涵心中颇不舒服，不过他毕竟还是听从了胡乔木的意见。
不久，计划委员会的正式名单公布了。林默涵一看，跟别的委员一比较，确实觉得自己当副主任不合适，胡乔木的意见是对的，心中的不悦也就很快消失了。
那时，林默涵的夫人孙秀英，在北京城外工作。她来自延安，照理在中央部委安排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当中共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时，她说希望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城外紫竹院幼儿园当领导。那时交通不便，她只能一星期回城一趟。这么一来，林默涵带着十岁的女儿住在城里，生活诸多不便。胡乔木知道了，就把林默涵连同女儿一起接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住，三餐一起吃。胡乔木还安排林默涵出访苏联，让他开阔眼界，便于今后工作。林默涵深为胡乔木的真诚、热情所感动。
胡乔木的兼职不少，他受毛泽东委托，还兼管着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
1951年7月10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中共中央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拟在五年内完成斯大林全集共十六卷的翻译工作。会议也讨论了毛泽东的俄译稿事宜，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人（均精熟俄语，又有理论修养）校阅。会议提议组成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王稼祥负责。然而，王稼祥一再推辞。
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7月13日致函胡乔木，考虑到胡乔木英语不错，要他暂且兼管中共中央翻译委员会的工作。
乔木同志：
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毛泽东7月13日
胡乔木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文字改革工作。
1953年春，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一些意见：
“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
“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策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
“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
“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才算得上简化。”
会议的新闻稿，由胡乔木转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并于1953年5月22日致函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
马部长：
此件（引者注：指会议新闻稿）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2）
顺致敬意
毛泽东1953年5月22日
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还要兼顾并主持着###的工作。诸如###、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也由他主持拟定，于1951年1月15日向毛泽东递送报告。翌日，毛泽东便作了批复：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11月16日
江青，原本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时亟想“露峥嵘”，先是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6至7月，江青率“武训历史调查团”去山东堂邑一带，从调查武训的历史入手，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回来后，这个调查团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于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4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指《武训历史调查记》）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7月11日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江青越发得意，企望着走上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就把原本拟安排江青担任###电影处处长，改为副处长。
又是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又得顾及文字改革和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还得主持###常务工作，主持新闻总署，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当然，他最重要的职务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的工作头绪甚多。即便如此，胡乔木还不断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诸如：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1950年11月20日社论）：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1951年元旦社论）：
《评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8月11日社论）；
《印度缅甸拒绝签订美英对日和约》（1951年8月29日社论）；
《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1953年元旦社论）；
《苏联共产党的统一和巩固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1953年7月12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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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起草《宪法》（1）
胡乔木忽地要离开北京。
1953年12月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请示信：
“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
为此，毛泽东于12月10日在胡乔木的信上，作如下批语——
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
（一）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毛泽东12月10日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刘、周、朱、陈、高”，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前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当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文字问题”，是指由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汉字改革及少数民族文字问题的两个文件。
胡乔木为什么要离京？他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因为又降重任于他肩上——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2年12月24日，在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十款，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着手起草宪法。全国政协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于是，宪法的起草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亲自挂帅，主持宪法起草工作，出任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