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宣言》。
于是，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6年11月3日发表。
胡乔木写道：
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重要的支柱。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的一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虽说中苏双方都强调了“友谊”、“合作”、“团结”，而且还强调这是“万岁”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日益加剧。于是，就在那篇“团结万岁”的社论发表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文按照类似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范围加以讨论。发表时，仍照前例，在标题之下加了一行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
这篇长文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
这篇《再论》，一时间震撼着国内外。在中国，此文成为每一位中###员、每一位中国公民必须学习的文件；在国外，众多的记者、政论家、政界人物，在反反复复琢磨着这篇文章。
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过《再论》，深表满意。
胡乔木在《再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在1956年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篇长文点的是铁托，实际上批判的是赫鲁晓夫。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主要敌手是蒋介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以美国为主要对手；自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了与赫鲁晓夫——被他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较量。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笔，跟随着毛泽东：四十年代抨击蒋介石；五十年代初抨击美国；眼下转为抨击“现代修正主义”了。
《再论》已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库。迄今，仍为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的国内外专家们所引用。
《再论》成了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峰巅之作。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枝笔”，他已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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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平常的春天”里（1）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4月30日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2）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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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1）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此时聚会莫斯科，也就借此讨论共同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
胡乔木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当时同行的###，曾经回忆说###，《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只带陈伯达，这一回把两位政治秘书都带去，显然，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时，增一字、减一字都大有讲究，所以陈伯达、胡乔木双双出马了。当然，陈伯达懂俄语（早年在苏联学习过），胡乔木懂英语，也是有助于跟苏共及其他党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坐火车。陈伯达回忆，那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这一回乘坐苏联的“图104”客机，几小时就到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跟斯大林会谈，虽说也有不快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融洽的。这一回跟赫鲁晓夫会谈，面和心不和，那笑脸是强装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续篇《再论》，已经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观点。两文的执笔者陈伯达和胡乔木参加莫斯科两个宣言的起草，将充分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见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尔卡、卡达尔、陶里亚蒂、多列士……社会主义阵营群星汇聚莫斯科。
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